67年前的上海城市规划：将工业迁到郊区，定位国际金融中心

        1945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55年这两段时期的上海城市规划分别借鉴了欧美和苏联的模式，前者直接采用了欧美“功能主义”、“有机疏散”等理念，后者则采用苏联的建设指导思想，具有“兴建与旧建筑不同建筑”的革命浪漫情怀。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以国家发展为本。而最后规划得以落实的是后者。

        

        今天的上海为何是这样的城市布局，这当然与上海在历史上的历次城市运动和城市规划有关。在1945年之前，上海城市规划经历过1843年至1927年“分区割裂、各自治理”的租界时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时期（绕开租界，以江湾为市中心）、抗战时期伪政府的“新上海都市建设计划”时期，抗战结束后上海又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大上海都市计划”，而这些上海历史上的规划无不受到外国城市规划的影响。

        12月13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以“重评帝国主义在中国：外国国家在中国的影响，1945年-1955年”为题，展开对1945年至1955年这一时间段的鲜有研究。复旦大学外事处项目副主任、复旦历史系博士金莹通过回顾1945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55年这两个时间段的上海城市规划图，开讲上海城市规划在外国势力逐渐消退的那十年所受到的国外影响。

1945年至1949年：上海受德国建筑家影响的三张规划图

        在金莹看来，说起1945年至1949年的上海城市规划，必须说起一个名为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的德国包豪斯学派建筑家、规划师。他自1942年开始担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都市计划”教授，到1946年成为“大上海都市计划”的技术负责人，直到1949年离开中国。他和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凝聚在1945年至1949年的三张上海都市计划稿上。

        “鲍立克对于上海城市规划的观点全都反映在上海都市计划这三稿中。” 金莹说，“包括否定1927年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对上海城市规划的定位（交通枢纽+经济中心+工业化）、区域规划结合有机疏散理论、强调社区的重要性。”尤其，“他还预测上海城市规模发展趋势，预测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在50年后将达到1500万，这和上海1996年的数据（1471万）惊人相似。”

        在大上海都市计划初稿中，上海就被定义为“港埠都市、全国最大工商业中心之一”。理查德·鲍立克由此提出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洲”的概念。他从区域规划入手，以“有机疏散”为目标，使上海的居住地点能与工作、娱乐及生活上所需的其他功能结合起来。以都市生活为标准，50到100万人组成“市区单位”；市区以下16到18万人组成“市镇单位”。每个市镇均有工业用地，而工业与住宅有500米绿地隔离；市镇单位又由10到12个有1.2到1.6万人组成的“中级单位”构成，都设有商业中心和市民游憩设备；最后每个“中级单位”也会有3到4个“小单位”组成，每个“小单位”以小学校为中心，约4000人左右。除此之外，初稿中理查德·鲍立克也很强调建设生态绿化系统。

        在一稿的修订基础上，大上海都市计划二稿借用《雅典宪章》对“功能城市”的说法，使市民的居住、工作、游乐、行旅四种基本生活在自然的配备上，得到合理的布置和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工业区向郊区迁移了，同时为上海新增了一个城市定位，即“中国与国际的金融中心”。

        到了三稿，上海设淞阳、蕰藻、殷江、真南、蒲虹、莘宝、曹塘、闵马、高陆、泾斯、周盛共11个相对独立的新计划区，各区彼此间用绿地隔离，区内居民日常生活的一切需要均能“足不出区”得以满足。7三稿还提出都市计划不是市政方面片面的改良所能奏效，整个社会和经济的组织都需彻底更新。

        “大上海都市计划”于1945年10月启动，1946年底初稿完成，1947年二稿完成，1949年6月完成三稿。1950年经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批准，特予刊印三稿。

        金莹认为，“大上海都市计划三稿”明显借鉴了当时的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一些欧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如‘有机疏散’、‘功能分区’和‘区域规划’等，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历次城市总体规划产生特别的影响。”

1949年至1955年上海以苏联为中心的城市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一边倒”。上海的城市规划也采纳苏联社会主义的“先生产、再生活”的原则发展工业，城市定位也变成了“工业化的城市”。苏联专家组成员巴莱尼柯夫于1950年4月提出《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的意见书，他根据上海的人口数量，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服务人口远远大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基本人口，必须扭转之。总之，上海的城市规划得以“工业生产”为先，此前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三稿”被否定了。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大批苏联专家随同援助的156个项目来到中国，将苏联的设计思想“建筑工业化”也带了进来。苏联建筑专家穆欣成为上海城市规划的领导者。按照发展工业的指导方针，他提出疏散旧区稠密的人口和居住以靠近工作地点的原则。具体方案还很强调建筑艺术布局，采用多层次环状放射、轴线对称的道路系统。“苏联专家认为以前的上海是一个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没有思想性的城市。”

        于是，在保留了反映上海城市面貌的外滩建筑风貌基础上，苏联专家建议将上海福州路拓宽到40米，形成自外滩沿福州路过人民广场市政府大厦继续向西的城市建筑艺术布局中轴线。特别的是，还按中轴线要求布置建设了中苏友好大厦，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展览中心。

        而上海当时的港区规划也体现了“工业优先”的最大原则，认为上海用地分区首先应保证海港及造船工业发展的需要。

        “这个时期的上海城市规划是以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为特色，提出用社会主义改造城市的方法，将上海的城市职能定义为由一个多功能的外向型经济中心城市转变成单一功能的内向型生产中心城市。”金莹如此评价。

        相较而言，金莹认为1945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55年这两段时期的上海城市规划分别借鉴了欧美和苏联的模式，前者直接采用了欧美“功能主义”“有机疏散”等理念，后者则采用苏联的建设指导思想，具有“兴建与旧建筑不同的建筑”的革命浪漫情怀。“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以国家发展为本。而最后规划得以落实的是后者。”金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个人认为两种规划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只是我们要想，规划如何让上海这座城市保留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