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许宏：中国考古学应提高解释能力

“我们国内的考古学训练主要是材料提取、分析、鉴定的阶段，学校里面的专业训练也集中在这方面。对于如何解释材料，很少有专门的训练。”日前，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光启读书会上，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陈淳这样谈道。

多年来，陈淳一直在呼吁、倡导“沙发考古”概念。沙发考古，源自美国的armchair archaeology，意指理论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又叫锄头考古学，被认为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的体力活。在陈淳看来，思考考古学的问题比挖土更加重要，没有问题的考古发掘常常会变成“挖宝”。

这种想法和声音，让他在中国考古界被视为“异类”。与之遥相辉映的“学术网红”许宏，虽然长期担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一职，但其一直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拒绝任何超出考古学研究的阐释，为他赢得尊重的同时，也被冠以诸如“搅局者”“异类”的名号。

去年他主动请辞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告别田野考古，用他自己的话是“开始走上‘沙发考古’，甚至转身为非虚构作家”，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学术史。

本次光启读书会，陈淳和许宏分别携新书《沙发考古随笔》《踏墟寻城》，与沪上考古学者、文化学者以及出版业者共话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之路。

陈淳

不仅要有锄头考古，还要有沙发考古

陈淳《沙发考古随笔》和许宏《踏墟寻城》两书系商务印书馆“光启文库”最新两种。该文库丛书旨在发扬历史文化名人徐光启“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精神，荟萃了一批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研究性与教学性的当代大家著作。

陈淳拥有深厚的海外深造背景，1992年博士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涉及领域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等方向。

《沙发考古随笔》一书主要面向国内学界，特别是年轻后学，结合其自身研究经验和对海内外考古界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中国考古界长期忽视的理论考古，亦即沙发考古给予大声疾呼。

在陈淳看来，中国考古学界长期把考古学视为材料积累的学科，偏重于锄头考古，这使得我们在解释能力和思辨能力上都有明显的不足。

“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不加以解释，材料永远不会自己说话。”陈淳说道。

但是目前不仅在考古实践过程中，在学校的专业教学中，“主要也是在于材料提取、分析、鉴定的阶段，对于如何进行材料解释，也没有专门的训练。”在陈淳看来，国内学界很多争论和讨论，实际上都可能是源于缺乏统一的概念。

“概念不统一，就没有办法讨论。在科学研究当中，任何讨论的对象都必须抽象到概念的层次。”比如在西方考古界，以“酋邦”涵盖从平等社会到国家形成之前的一段社会形态，但是国内学界希望以“方国”“古国”等概念来取代它。

“要使用可以，但是总要有一个定义吧？没有。”在陈淳看来，酋邦因为有民族志作为参照，而且有明确的定义，所以我们可以从考古研究当中分辨这样的社会。古国、方国，这种概念其实是古籍上的常用语，没有科学、明确的定义，也就没有共识。

虽然长期从事田野考古，但是许宏对沙发考古的认同与陈淳不谋而合。实际上，他在多年前就表示自己要从田野考古学者，转向沙发考古学者。如今，他辞去了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一职，“正式走上沙发考古，甚至转身为非虚构作家，求真求实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学术史。”

陈淳在书中谈到中国考古学与国外可能有七十年的差距，许宏也曾有“说三四十年的差距都不能算太谦虚”。

他也特别认同考古学中概念的重要性。对“古国”“方国”这样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不清楚，概念之间互相不排他”，我们关起门来讲还好，一旦拿到国际学界或者跨文化比较当中，就失去了效力。

许宏

“虽然我们都是‘异类’，但得到了很多年轻学者的认可”

许宏把中国考古学学人分为三代：以李济为代表的一代是第一代，基本与国际学界无缝接轨；建国后的三十年是第二代考古学人所处的时期，基本处于自我探索中国考古的路径。

从年龄上看，陈淳显然属于第二代，但在许宏看来，从学术思想意识上，陈淳和他都应该属于第三代，是中国考古学巨大转型的鼓吹者。这让他们成为了很多学者眼中的“异类”。

许宏乐于在媒体和社交网络向大众普及考古知识，言辞犀利，在成为“学术网红”的同时，也遭到了不少非议，尤其是他身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却拒绝将其与夏文化、夏王都划等号的态度，对其的批评甚至近乎人身攻击的程度。

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考古本位，对给出结论“严谨到了偏于保守”的程度。他说，一定要文献和考古遗存都有文字，两边可以契合，他才会得出结论。

这种态度，让陈淳非常钦佩，称之为学者良知。他本人认为二里头已经达到了国家层次，但绝对不会把这个国家形态跟文献中的夏做一一对应，“科学性是考古学者必须坚持的理念。”

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这样的思考当中来。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杨谦表示，陈淳和许宏的两本新书，虽然都是随笔，但是里面记录了他们治学历程，尤其是书中随处可见的宏观视野和严谨态度，对青年学人有很大的激励和提示意义。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表示，陈淳其个人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上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启蒙的作用。“虽然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不一定用到某一种理论或知识，没有这样的训练，但是潜移默化中已经开始转变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