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腾讯前副总裁吴军：技术比帝王将相更决定人类历史

        对于每一个试图了解信息技术行业的中文读者来说，当他们请行内人推荐一本了解行业的入门书时，基本上答案都会是：《浪潮之巅》。

        在《浪潮之巅》的第一版前言中，吴军用这样的文字阐释了那些科技巨头公司的命运：

        “近一百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无意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处在了那个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随着波浪顺顺当当地向前漂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十几年到几十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

        吴军在此书中细数了那些幸运地矗立在“浪潮之巅”的公司，从曾经的AT&T到今日的Google。吴军感慨：“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

        而吴军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幸运儿。

        在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吴军在清华当了三年讲师。那是1993年，清华电子系的硕士毕业后依然可以留校任教。但吴军显然不满足于此，1996年起，吴军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于2002年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同年加入了正在崛起的Google。此时的Google刚刚获取网页排名专利，实现了盈利，正迎来第一个扩张期。于是，“Google最早的中国员工”，也就成为了吴军众多富有神秘感的头衔之一。在Google十年，吴军最赫然的战绩，是成为了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

        2010年，吴军以副总裁身份加盟腾讯，主管腾讯搜索——soso的开发。然而，尽管此前他曾经盛赞腾讯为web2.0的代表，但这位带着光环的空降高管却似乎并未在腾讯证明自己。两年之后，腾讯组织架构变化，soso地位骤降，吴军离职重回硅谷。有腾讯soso员工表示，吴军在离职前的内部邮件中称：“soso需要境界”。

        境界是吴军喜欢的表达。在他的英文个人主页上，兴趣一栏被简单地表述为摄影、哲学、古典音乐。然而在中文个人主页上，他用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这些人类文明精华的热爱，并在最后加了一句：“由于生命有限，很多不重要的事只好不做了。”

        作为工程师的吴军，近年来又撰写了一部他眼中的人类文明史——《文明之光》。在吴军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正是一部文明克服野蛮、技术创造福祉的进步史。就像每一个旨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工程师那样，吴军在面对历史时同样自信地宣称：“经过历史的涤荡，王侯将相其实剩不下什么影响。”“真正影响到我们的，是那些文明的成果。”“对于人类遇到的问题，最终我们发现答案比问题更多。”

        这种自信已经罕见于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和那些“职业思想家”们，他们更多时候在哀叹人类的不可救药和历史的循环。一位矗立时代潮头的技术工作者，他的乐观来自何处？他又如何看待这个信息时代的可能走向？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吴军博士（这似乎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头衔）。

        澎湃新闻：你在《文明之光》的前言里提到，人类总是为王侯将相的故事津津乐道，这本身说明人类还是太年轻，崇尚权力。而你认为人类的进步终究依靠的不是权力而是文明的力量。你这种几近于进步史观的坚强信心来自于何处？

        吴军：首先，我相信人性中有一个向善的力量，这会促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文明。虽然现在我们周遭还有很多不完美的事物，但与过去的历史相比，人类总体来说是进步的。人确实会目光狭窄，会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择手段，比如说以牺牲生存环境来换取短期的物质快乐，但总体来说，人是有向善向上的内在力量的。

        其次，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政治与军事因素在短时间内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放到历史长河中，作用其实不是那么大。例如，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这固然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一件让人极为惋惜的事，但120年过去，今天再对比中国与日本的发展又如何呢？两年前中国GDP超过日本，再加上日元贬值的因素，日本的GDP也就是中国的60%左右吧。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日本人说为了东亚富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你去抵御西方人。这些政治行为短期来看或许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放在历史长河里，意义其实并不大。

        日本真正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反而是像方便面、各种小家电这样的小发明，以及在基础科学上取得的进步。这些东西即使再放120年，对于人类也还是有用的。所以我在《文明之光》里不断强调：不要光去关注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那些贡献，更要关注科技的力量。而且技术进步往往不是一个人的贡献，比如互联网，我们甚至找不到具体的发明人，它是很多个人的共同贡献。

        澎湃新闻：但技术进步也往往会对人类既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组织带来震荡，因此人们往往认为技术进步本身是工具性的进步，并不能直接带来人类的总体幸福。比如转基因和核电技术都引起了广泛争议，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涉及到复杂技术的公共决策中，科学家和政治家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吴军：人的很多恐惧来源于他对事物的不了解。比如核电，人对于它的恐惧更多来源于原子弹的威力。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三次核事故中，只有切尔诺贝利这一座造成了大量人的死亡。事实上，这不是核本身带来的问题，而和前苏联的管理体制有关——它是以人为本，其中有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核电站一般有个罩以确保安全，但切尔诺贝利没有。现有的新一代核电站，差不多到一千年以上才会有一次事故。一千年中，车祸死的人都不知道比这个多多少。对于新技术，你要理性地分析，才不会盲目地赞同和反对。

        而转基因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一技术是否对人体有害，目前还很难完全下结论。科学常常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过程。转基因应该接受各方面的评估，允许它被证伪，这本身就是重要的科学态度。而且即使无害，技术革命本身可能会带来一些重要的社会变化。比如一百年前，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体重差不多，但由于美国大量使用转基因技术，食品变得非常便宜。因此美国没有挨饿的人，可是低收入人群中出现了大量肥胖人群。你并不能说这是转基因的后果，但任何一个新技术都应该有配套的社会措施，去关注到这些可能出现的社会后果。

        在公共决策中，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是提供客观的证据，第一不该根据自己赞同的意见去提供证据，第二不应该根据领导的意志去提供证据。而且，公众需要明白科学家只是一个职业，很多时候并不能意味着他就是权威，他也会倾向于给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结论。比如三峡问题，在清华的学者里，搞水利的教授倾向于可以建，搞核能的倾向于不能建，因为国家经费就这么多，建了三峡就不能建核电站了。

        政治家则希望能够看到完全公正客观的数据，并通过抛开利益集团的利益、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来做决策。这一过程应该尽量透明。这样不仅公正，而且有利于长远发展。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在要投一万亿刺激半导体行业，很多半导体企业对此喜忧参半，甚至忧的感觉更多。因为各个省肯定都会去向中央要条件要优惠，这样就会形成三十几个半导体厂商的竞争。而正常的市场行为则应该是自由竞争后逐渐形成秩序，比如华为手机芯片现在做得很好，它有可能通过十年的发展形成一个三星那样的企业。人为干预会让一个本来应该成为世界性的企业，最后却处处受限，只成为了一个地区性的企业。

        澎湃新闻：您在谷歌长期工作过，也做过腾讯的副总裁。可否请您对比下两国在科技产业政策上决策方式的不同？

        吴军：中国政府的负担比较大，它要负责去制定很多产业发展计划。对比中国和美国，中国官员很多都是理工科出身，自身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而美国官员很多都是律师，本身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他们往往都是用常识来判断对错是非。相对来说，他们的权力也比较小，很多事情交给了大公司来做。而中国的各级政府做了很多美国私营企业在做的事情，他们做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自身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但总体来说，我在经济上的观点偏向于自由派，我认为人为决策的事情未必一定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澎湃新闻：《数学之美》中提到的各类算法引人入胜，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算法的诱导是否会让人的行为趋于一致？在个人隐私的保护上，欧盟现在在提倡“被遗忘权”，即人的网络行为应该定期从服务器被删除，您是否同意人应该拥有这一权利？

        吴军：人的行为趋向于一致是很难的。坦率来讲，今天只要是用智能手机的人，你的隐私都已经极大地暴露了，你交出去的数据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在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的很多变化既然要发生，你不应对此感到害怕。就好像人类的祖先身上有很厚的体毛，但经过进化，我们现在穿上了衣服一样。搜索引擎已经在改变人类，美国一些科学家通过CT扫描，发现现在的人负责深层思考的脑沟变浅了，负责浅层思考和快速获取信息的脑沟变深了，说明人的脑功能已经发生变化。

        欧盟对于“被遗忘权”的倡导，根植于它的文化传统。就像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建高铁，是因为他想要保护小城镇自治的传统，而不是要建成几个互相之间频繁来往的大都市。谷歌企业级服务邮箱每隔三年就要强制将资料从服务器上删除，包括搜索日志隔一段时间也会从服务器上删除。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工作企业很早就已经在做了，甚至不用立法。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阿桑奇和斯诺登？互联网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易于受到监控吗？

        吴军：东德有很多手工拆信的人，他们用蒸汽熨斗把信熨一遍，在胶水软化后读取人们的信件。所以监控并不是互联网出现后才有的情况，相反我觉得人类文明是在不断进步的。美国的做法与人类历史上的真正暴君，其实根本无法相比。

        澎湃新闻：在社交网络上似乎有一个现象，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大家更关注政治话题，而国外的社交网络上大家谈的更多是小圈子里的生活。

        吴军：这是中美两国的制度所造成的一个差别，美国人关心身边的事情超过国家大事，因为它国家的建立是自下而上的，它先是有各个州，后有国家。英美有很强的地方自治的特色，英国封给贵族领地，然后贵族又分给骑士们。他们只关心地方上的事情，所以他们至今的社交网络也就是个人的小圈子。

        中国强调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北京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谈起国际大事都头头是道。而自家电梯坏了，几个邻居一起凑个钱来修这件事，反而做不好，往往只停留在抱怨和抗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是很强调个人作为公民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