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嘉明：大上海小尺度，城市更新应因循“在地”精神

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曹嘉明

雨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

1927年，第一代留洋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行业组织——上海建筑师学会，次年“升级”为中国建筑师学会。

由此，在上海迈入城市化的童年时代，我们看到了拥有四方攒尖顶、上盖绿色琉璃瓦的中国银行大楼，飞檐翘翼、檐下饰斗拱的青年会大楼。

百乐门、大世界、上海音乐厅（原南京大戏院）、第一百货（原大新公司），都出自中国建筑师之手。一代精英将智识与创见写入大地，招展在城市上空，屹立成民族崛起的一座座丰碑，“筑”就海派文化中西合璧的气质。

“上海的第一张城市名片应该是城市建设和建筑。”成立于1953年的上海建筑学会与上海建筑师学会一脉相承，理事长曹嘉明表示，建筑讲究因地制宜，城市更新同样应因循“在地”精神，“延续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避免‘千城一面’。”

归来：中国建筑师“出发”的城市

1925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庄俊辞去清华学校的职务，在家乡上海创办了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几乎与此同时，杨廷宝、关颂声的“基泰工程司”，赵深、陈植、童雋的“华盖建筑事务所”纷纷崛起，一代精英将学贯中西的创见筑入城市，打破洋商建筑师对上海建设的垄断，让这座城市的建筑语言不局限于公和洋行、贲安洋行与邬达克，飞檐、翘翼、四方攒尖顶，满载着一个民族数千年沉积的文化质感，招展成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景。

“最近20年兴起了邬达克热，诚然是一件好事，人们对城市的建筑语言、空间美学更加关注，但是上海不止有邬达克，说‘邬达克的上海’有失偏颇。”曹嘉明表示，单讲匈牙利建筑师，除了邬达克，还有创作了外滩交通银行（现上海市总工会大楼）、淮海路国泰电影院、新新公司、东亚银行大楼的卡罗里·鸿达。此外，还有设计了早期的汇丰银行大楼、圣三一教堂及有利大厦（外滩3号）的苏格兰建筑师威廉·凯德纳，设计了恩派亚大楼（淮海大楼）的中国建筑师黄元吉等。

“群星闪耀，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一起开启了上海的城市化，而这其中，中国建筑师筑就了上海了不起的城市景象。”

1927年，中国第一代留洋归来的建筑师云集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术组织——上海建筑师学会。

最初的7位发起人，包括设计了金城银行（1928年，今江西中路交通银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庄俊，设计了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美琪大戏院、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今上海锦江青年会宾馆）的范文照，设计了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吕彦直。第二年，上海建筑师学会“升级”为中国建筑师学会，曹嘉明表示，“先有上海建筑师学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建筑师学会，历史诉说了上海是中国建筑师的孕育发展之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教授曾担任上海市建筑学会第八届、第九届理事长，他曾表示，近代上海建筑师群体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建筑和现代建筑师执业制度、现代建筑教育的奠基者。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学习并应用了中国古典主义、西方新古典主义、装饰艺术、现代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和外国建筑师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姿的上海近代建筑。

与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的作品一道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起的，还有建筑学这一全新的概念和学科。曹嘉明介绍，建筑师已突破了工匠的概念，他们思考的是文化问题，如何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技术结合（《大上海计划》）。特别是由赵深、陈植、童雋组建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Allied Architects），在20多年中承接了约200项工程，创作“以吸取传统中国固有形式精华，追求务实的现代主义风格成其特点”，在近代中国建筑历史上留下浓厚笔墨。

时至今日，中国城市的地图上，依然闪耀着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华彩。上海，作为中国建筑师出发的城市，也凭借灿若星辰的中国建筑师杰作，被赋予中西合璧的城市景象与有机更新的城市底蕴。

基石：从“大上海计划”到“一江一河”

1928年，上海建筑师学会“升级”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庄俊当选首任会长。也是在这一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董大酉入职庄俊建筑师事务所。一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计划以江湾为市中心区，建设道路、市政府大楼和其他公共设施，启动“大上海计划”。刚刚当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的董大酉被聘请为大上海计划顾问，同时兼任主任建筑师。

尽管因抗战爆发被迫中断，董大酉还是为上海留下了旧市府大楼、旧上海博物馆、旧上海市图书馆等一系列被梁思成称作“能呈现雄伟之气概”的公共建筑。在庑殿式屋顶、涂彩梁柱的民族外表下，是钢筋混凝土的现代结构，内部设施亦力求现代化，电梯、消防、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体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突破欧美建筑式样的束缚，从传统建筑中寻找中国现代建筑的出路。

曹嘉明表示，自1927年成立以来，上海每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与规划都能看到建筑师学会的“身影”，这体现了上海城市建设的专业精神。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租界首次为上海制定完整的城市规划——《大上海都市计划》（1946-1949），时任中国建筑师学会理事长陆谦受担任了具体编制工作，首任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庄俊是都市计划小组研究会成员，这两位都是上海的开业建筑师。

参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开业建筑师还有毕业于包豪斯的鲍立克（Paulick，德籍），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和哈佛大学的黄作燊，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的白兰特（A. J. Brandt，英籍）、甘少明（Cumine，英籍）等，与“大伦敦规划”几乎同期，“大上海都市计划”把现代城市规划，特别是战后西方世界新兴的规划理念迅速融入了规划编制过程中。很多专业理念被倾注到上海第一部整体规划中，包括建设现代大型集中港口、浦东开发和陆家嘴商业布局、高速路建设等，成为日后城市规划和城市更新的基石。

改革开放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曹嘉明认为，1990年代后，上海的城市化建设经历了三次飞跃，这三次飞跃都体现了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和建设的先进性，以及“以人为本”的建造理念：

第一次飞跃是1990年代的浦东开发。曹嘉明表示，在此之前，世界大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像上海一样沿着一条江（河）的单边发展，一片白纸的浦东是历史赋予上海的机遇，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新城建设提供了足够开阔的处女地。而关于浦东开发与陆家嘴建设，在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参与制定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中已然明确，这个开辟了上海总体规划时代的规划不仅躺在历史档案里，它余音袅袅，引领并启迪着后人。

第二次飞跃是1993年开始的内、中、外环快速干道建设。环线建设不但连通了浦西浦东、解决交通问题并促进城市“扩张”，并且还“附赠”了多块城市中心的公共绿地。以延中绿地为例，修路拆迁后，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并未采取卖地造楼的模式以实现经济效益，而是以开放绿地的形式还诸城市、交予市民，为高密度的市中心留下一片低密、低碳、可漫步、可呼吸的公共领地。

第三次飞跃是2010年世博会，不同于其他城市将世博会址置于城郊的惯例，上海将世博会“安放”在城市中心的浦江两岸。此前，因为航运便利，黄浦江两岸为大型国企工厂占据，“临江不见江”。借由世博会这个契机，黄浦江完成了从生产之江向生活之江的蜕变，为日后“一江一河”的贯通埋下伏笔。

由此可见，上海能够成为世界都市绝非偶然，是一代人引领着一代人的前赴后继，是在每一个时代都以前瞻目光做出超越时代的布局。

在地：永不拓宽与不断长高

作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曹嘉明很欣赏日本著名的建筑师丹下健三，后者的代表作——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是一座现代建筑，不仅以结构力学来表达建筑形式之美，同时兼顾日本文化的充分表达，体现建筑的在地性。

“建筑与城市都是历史文化的承载物，所以建筑讲究因地制宜，城市更新应因循在地性。”

精致，就是上海的地域特性。曹嘉明认为，“螺蛳壳里做道场”，指的是上海人在有限空间中发挥最大效用，这种文化特质至今反映在生活之中，各类空间的设计甚至城市的尺度观——不同于北京、西安、南京等由古都发展而来的城市，上海的建筑、道路、街区，都呈现更为宜人的尺度。

2007年，上海确定了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其中64条作为一类风貌保护道路将“永不拓宽”。曹嘉明认为，永不拓宽也是在地性的体现，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道路承担的不仅仅是交通功能，还有历史文脉的传承。

“目前全国各地都出台了历史街区的保护办法，将‘永不拓宽’写入保护方案的，唯有上海。”曹嘉明认为，永不拓宽代表了上海对尺度的固守，“好的城市更新要以人为本。尊重历史发展的脉络，方便于人的出行，使街区更具有活力，充满生活气息。”

被称作“巨富长”的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都“跻身”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在过去，基于吸引外资等经济利益的考量，这片飘曳着浪漫情调的街区也曾出现过糟糕的城市更新，巨富大厦就被曹嘉明视作败笔，“粗暴强势地俯瞰一片优雅的区域，‘金鸡独立’，突兀至极。”

曹嘉明认为，城市更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有机更新应顺应城市的肌理，采用适当的规模、合理的尺度，从建筑的角度出发，有四类更新形式值得借鉴：

第一类，在原有建筑空间植入新功能，赋予其有使用价值的生命，在使用过程中体现历史文化的价值，目前大多数的城市更新都属于这种；

第二类，保留建筑风貌，延伸原有建筑的体量、色调、手法，充分尊重周围建筑之下“低调的”融入，由郑时龄院士主持的“外滩镶牙”是其中代表；

第三类，不是以文物的形式保留，而是通过风貌保留，新建筑的尺度、色调、形式恪守原来的记忆，比如石库门更新项目新天地和建业里；

第四类，在保留历史建筑的基础上，“生长”出与之匹配协调、功能互补的新建筑，形成新与旧的共生，在法国俱乐部基础上扩建的花园饭店、在法国公学基础上扩建的中环广场，都是经典案例。

城市勃勃生长。中国633个城市中，省会级甚至地级市不少都是百万级、千万级的人口的城市，曹嘉明表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63%以上（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的急剧导入，高密度成为趋势。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土地资源有限性导致了城市竖向发展的趋势，所以超高层建筑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对于城市而言，超高层建筑有时也作为精神追求或形象追求而存在，但不能‘为了超高层而做超高层’，它要符合城市自身发展规律。”

“上海2035”规划将“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写入城市愿景，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超高层数量最多的国家，高密度竖向发展是否会与“城市始终有温度”相背离？

曹嘉明表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必刻板拘泥于平均容积率的指标要求，而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如果在改造后人们的出行、生活、工作更加方便了，原先封闭的街道和空间被打开来还给城市，那么适度提高新建建筑的高度和容积率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会让空间更具活力。比如日本涩谷的容积率达到了16%，堪称高效、便捷的城市案例。只要是对社会有贡献，对城市界面有提升，那么就应该鼓励。

“至于容积率的具体高低，应该是通过政府主管部门与专家共同论证和确认的，对于每个项目都是不一样的。例如，CBD的复合性可以形成超高层群，而住宅区还是希望更多由多层和小高层组成，有疏有密。如果机械地用一个容积率上限去框定，反而不利于未来城市的发展。”曹嘉明说。

被称作“垂直森林之父”的意大利建筑师博埃里曾经与曹嘉明有过多次交流，他在米兰打造的垂直森林实现的高层建筑与绿色自然的相遇。曹嘉明认为，高密度与绿色低碳并不背离，目前的城市更新中频频出现空中连廊、飞天梯等立体形式，未来的城市将继续向立体化向天空发展，未来的城市更新，将实现空中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