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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父母遗体被骂“不孝”,苏州一女志愿者6年被迫搬家3次
遵照父母生前的意愿,当他们过世时,周颂英把父母的遗体先后捐献出去。然而,她没有料到,此后的10多年,她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邻居和亲友们“异样的眼光”中。
2014年12月9日,周颂英带着女儿搬入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而每一次搬家,都是为了逃离周遭的“揶揄”。
年近五旬的周颂英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因为遵照遗嘱把父母的遗体捐献了出去,她在世俗眼光中饱受“骂名”。不理解的邻居和亲友认为,周颂英让已故父母接受“千刀万剐”,而非“入土为安”,这是“不孝”。更有甚者,责备她将自己父母的遗体“给卖了”。
日前苏州《姑苏晚报》报道了周颂英的故事。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两天来,她“接了好多电话”。打电话给她的,既有责备她的亲人,也有跟她咨询如何捐遗的朋友。尽管捐献遗体一事让周颂英备受困扰,但她也很感慨:“12年过去,总算有两种声音了。”
周颂英参加苏州电视台走社区活动(左:红会秘书长,右:周颂英)。父母捐遗后被迫搬家、换工作
周颂英的父母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年轻时曾经历过知青下乡,自从回到苏州后,一直居住在苏州盘门附近的小区,一住就将近20年。
2002年,周父和周母共同填写了捐献遗体志愿书,成为苏州首例夫妇遗体共同捐献者。同年3月,37岁的周颂英继父母之后,也选择成为捐遗志愿者。
“我去苏州医学院登记,那位专门负责接受捐献的老师很惊讶,反过来问我(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年轻了。”周颂英回忆,彼时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她选择捐遗的行为,被误以为身体、生活状况出现了问题。
2006年4月,周父去世后,成功完成了遗体捐献。
这个消息不久就在生活了20年的小区中传开,“邻居和亲戚都说我不孝,问我‘是不是没钱给父亲买墓地’”,周颂英说,还有人要求她将父亲的遗体“要回来”。
为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也为了避开邻居的各种指摘,2006年,周颂英选择了搬家。新住所距原小区不远,有不少熟悉的朋友常会劝她,“不要再让母亲捐遗”。然而,周母并不答应。
周颂英回忆,小区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聚在一起议论“后事”,并似有指桑骂槐之意:“有的老人去世,家里大操大办,还请和尚来做法事;有的人家啊,把老人的遗体都‘给卖了’。”
如此揶揄,让周颂英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在2007年,她半年内再次搬家,这次搬进了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个小区内。
2008年5月,周母离世,周颂英为其完成遗体捐献。此时正值周颂英工作调动,在新单位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捐遗证书,事情又传开了。“干脆就单干了”,周颂英辞去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出来做起了非医疗健康咨询师。
周颂英在遗体捐献纪念园内悼念父母。女儿23岁成为捐遗志愿者
苏州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委员会副主任邵佩英告诉澎湃新闻,捐遗志愿者的日常工作并不顺利,“有时会被人骂,说我们晦气”。
社会的不理解,给捐遗志愿者的工作带来难题,但周颂英也感受到,尽管反对的声音一直都有,“但已经在慢慢好转了”。
周颂英现年25岁的女儿也加入了捐遗行列中。她在23岁时选择了捐遗,但从不在单位提起,“同事都不知道”。虽然女儿从事着与医疗毫不沾边的财务工作,“但她是共产党员,要起带头模范作用不是吗?”周颂英说。
近两年,全国各地都在推进殡葬改革工作,2013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更是加速了改革步伐,“意识观念有改变”,这对捐遗事业既带来好消息,又带来新难题。
邵佩英介绍,苏州市红十字会自2005年开展遗体(器官、角膜)捐献以来,已有2000多人报名捐献。相对最初仅百余人的队伍,“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但也有“流失”的情况,周颂英回忆,2012年苏州曾出台殡葬补贴政策:只要是苏州的居住人口,去世后选择树葬、海葬等方式,政府来“买单”殡葬费——由此曾一度出现捐遗志愿者“退捐”的情况。
对话周颂英:“被外人质疑,从捐遗中得到什么‘好处’”
澎湃新闻:知道父母捐遗后,旁人怎么看待你?
周颂英:他们认为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是每个子女要尽的孝义,把遗体捐献给医学去解剖,俗话说就是“千刀万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这么残忍地任人宰割。
澎湃新闻:指责你的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周颂英:老年人、年轻人都有。其实现在老人去世后,在家大操大办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澎湃新闻:父母选择捐遗时,你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吗?
周颂英:很理解。他们作为那个年代的老干部,认为年轻时为祖国建设打江山,死后也要把仅有的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医学事业。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和女儿都选择成为捐遗志愿者?
周颂英:家里有氛围,这样做也算是告慰父母亡灵,继承这个传统。现在不是说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我觉得是具体的人体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澎湃新闻:从事捐遗志愿者工作有哪些内容?
周颂英:志愿者会根据住地划分小组,除了要发放宣传手册、进行志愿者资料登记,还要走访社区,要跟社区和家属有沟通。
澎湃新闻:社区愿意做这些吗?
周颂英:有时候会不配合,(捐遗)不属于他们工作范畴,遇到不理解的,会反问“你来跟我谈这些干吗?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所以现在我们更多是用交朋友的方式去沟通。
澎湃新闻:有不被理解的时候吗?
周颂英:有时候医院里的长辈(捐遗志愿者)不行了,家属让我们过去,病房的其他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把自己家人“给卖了”?也有时候遇到捐献者的家属不同意,在地上打滚,质疑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澎湃新闻:实际上可以得到“好处”吗?
周颂英:所有捐献都是完全无偿的。但是捐献者会得到一张红十字会颁发的遗体捐献证书,他们的名字会被刻在纪念园的花岗岩上,每年4月的清明节前后,会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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