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一个单纯爱读书的老式人，有些意兴阑珊，始终一意孤行

        明清私家藏书之所以如此普遍，固然与时代较近、文献史料保存相对完整、梳理汇整容易有关，但也与当时人口稳定成长，造成科举制度“僧多粥少”困境，士绅阶级、官僚地主为求家族衍殖而逐渐形成的“科举策略”，以及当时热络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

        

        公元1368年，明代开国以后，除了“靖难之变”期间，发生过短暂南北内战之外，大体而言，四海升平，尤其南方，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稳定成长。明朝初年为数仅三万到六万名的生员（即秀才，有资格参加国家任官资格考试，可以继续往举人、进士一路考上去的），到十六世纪时，已骤增为三十余万人，明末更高达五十万名。反观之，科举名额增加却极其有限，这一结构变化，遂使得乡试（考举人）的录取率，由早年的五十分之一，一下子降到三百至四百分之一。换句话说，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秀才，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更上一层楼了。

        因为这一严峻事实，乡绅士族、官僚地主等主要科举应考阶层，遂琢磨发展出了一套策略：有钱的家族，往往循“纳贡”或“例监”之途，也就是花钱买功名，让子弟获得“监生”（太学生）资格，以便直接参加乡试，闪避竞争激烈的生员行列；另一办法，则是内部竞争，家族子弟若非资质特别颖悟，几年考试落榜后，往往被要求改行经商，以其所得庇护、栽培秀异的晚辈。所谓“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指的就是这一种社会阶层流通状况：原本“士农工商”森严分明的中国社会，明代中叶以后，“士商”界线渐渐模糊，形成了所谓的“儒贾”（学文不成的商人）。千百年以来，“耕读传家”这一主流，竟有了分庭抗衡的力量了。

        这一改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过就是社会力的变迁转移。然而不然，“儒贾”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由于其教育背景，不但为商品经济注入活力，各种经营手法也推陈出新，因而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更由于其文化素养、关怀所在，一旦经商致富，有钱又有闲了，很快便引领风骚，创造出了各种生活美学。举凡今日我们所见的传统风雅之事，如饮馔、品茶、花艺、盆栽、园林、戏曲、养生、旅游、小说、文人画、清供玩赏等，无一不是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一种“文人理想生活模式”，一花一木一石一物，都可玩出花样来。整体论述则可从万历文士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及清初李渔《闲情偶寄》等书中窥见端倪。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接受记者访问：最想生活在中国哪一个朝代？史答以“明代晚期”，或与此一“文人理想生活模式”有关。

        

        “贾而好儒”、“士商异术而同志”可以说是明清阶层流动的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最好体现，则是“藏书”这一件事。

        中国雕版印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到宋朝便很发达，宋版书“纸好如玉，字大如钱，墨光似漆”，对古书稍有涉猎者即知。这门技艺愈见普及，愈发商品化，则是明代尤其晚明之后的事。如前所述，五十万生员的基本消费人口，加上官僚、士绅，所需图书及笔墨纸砚等文具，足以形成市场，再经新兴商人提倡深化（其中又以徽州商人贡献最大），十六、十七世纪之时，中国南方逐渐形成了藏书文化场域。此一场域，大致沿着大运河与长江这一十字轴线，书坊、雕版印刷作坊，私塾、官学、私家藏书楼星点散布。来回穿梭其间，形成网络的，则是晚清藏书家缪荃孙在《云自在龛随笔》中记载的“书船”：

        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篇帙。旧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收藏之家往往资其搜访。今则旧本日稀，书目所列，但有传奇、演义、制举、时文而已。

        晚明以来，此一场域中书籍流通情况大致如此。“书客”搭乘“书船”，沿着水路，四处贩卖“秘册”（色情书刊），同时也受收藏家请托，查访搜罗各种“奇僻之书”。有供给有需要，市场宛然，其中有小额买卖，也有大笔生意。晚明笔记小说《五杂组》便记载了大藏书家胡应麟（字元瑞）的聚书手段：

        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以小木为桥，夜则去之，标其名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噉以重金，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及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

        这段话里能看到书籍买卖的商业策略，也能看到书籍聚散的流通过程。有聚有散，流水不腐。明清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江南藏书楼此起彼落，文人商贾、世家大族多以“藏书”为身份标榜，甚至视为积功德、有福报之事。所谓“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在在说明由于市场流通所带来的传播效益，社会对“书籍”这一知识载体的普遍关怀与敬意。

        这一关怀与敬意的深化，让传统“目录学”与“校勘学”获得长足进展，成为乾嘉考据学的坚实基础。同时也影响了明清生活美学，爱书求书抄书读书校书补书晒书刻书，成了士人风雅之事，得与琴棋书画并列，其中自有一种悠闲，或说“自尘世中短暂逃离”的赏玩清趣；一种使命，或说“与古人相晤面”的心印传承。关于这一点，1593年，在吴县当县令的袁宏道写给他舅舅的一封信里，曾经提到了人生的五种“真乐”，其中之一即是：

        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无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而这，也就是当时“文人理想生活模式”部分内容了。

        

        这一理想生活模式，在明清易代之际，受战火波及，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等到清朝统治稳固，社会平静，便又重新恢复。翻看乾嘉时最有名的藏书家黄丕烈的年谱，实在是“为了书籍的一生”，其“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善”的生平本色，既是晚明以来藏书文化的缩影，也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巅峰标志：藏书家未必是学者，未必是显宦，更不一定是富豪，却仅仅因为爱书、藏书、流通书籍、刊刻善本，而拥有了一方宽广的天地，为世所重，为后人所景仰。

        晚清到民国，西风东渐，西洋船坚炮利威胁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与日俱颓，传统私家藏书也渐见衰微。“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对这一传统的一大打击。“把线装书通通丢到茅坑里去！”吴稚晖这句话后面，虽还补了一句“六十年后捞起来再看不迟”，江南藏书楼多少宋椠元刊却已注定花果飘零，甚至漂洋过海，沦落异乡。甚且由于国事蜩螗，战乱连年，“乱世重黄金”，晚明以来藏书文化，至此风雨飘摇，斯文一脉，不绝如缕。

        1949年，内战结束。“太平宝旧书”，照理私家藏书传统恢复可期，谁知1956年针对“民族资本家、私营个体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又兴。说是“公私合营”，也是“化私为公”。在此政策下，江南藏书文化场域里的书客、书船、书友多半被风吹雨打去，供应网络濒临瓦解，私家藏书供给由线化为点，顿形困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四海沸腾，神州大地天翻地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一遭到铲除，份属“四旧”的古籍善本，宛如烫手山芋，没收的没收，毁弃的毁弃，更多的是被打成纸浆，造成还魂纸。影响更深远的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的绝对实践之下，奠基于私人“闲”“趣”空间的私家藏书文化传统，至此毫无立足之地，算是被连根拔起了。

        

        2011年，北京《大方》（O-pen）文学杂志出版，声势惊人。日后改名“庆山”的主编安妮宝贝，企划亲访各个领域杰出人物，初始便以此前一向低调行事的藏书家韦力为对象，几次访谈后，文章陆续刊登，内容深入浅出，一新世人耳目，各方赞赏备至。以此为基础，有了2013年新星出版社的简体版《古书之美》的出版。2014年，台湾“新经典”将此书引进台湾，扩大篇幅，重新编排，是为繁体版《书之美——一个藏书者的视界》。

        此书简体版问世后，评论者多矣，惟多从藏书价值、收书种种着眼，而少及其他。然则，人是历史的产物，文化积累的体现，谈论《书之美》，探看韦力其人，倘若不能将之摆放到上述历史脉络、藏书传统，薄薄不过数篇文章的这本书，与区区一位“古籍爱好者”，或者都要被看轻看扁了。

        韦力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恰当“文革”之时，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文人雅士一概扫入“二流堂”。因为年纪小，浩劫冲击相对有限，这是他的幸！改革开放之后，因缘际会，得列商贾之列，奋身拼搏，贸易赚了钱，却无“大腕”习气，恂恂然一君子，这是他的奇！而后，一头栽进收藏世界里，先是粮票，然后是古籍。无论哪一种，让人惊讶的是，其凝神致志的精神，竟然与明末祁承烨《澹生堂藏书约》若合符节：

        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

        夫藏书之要在识鉴，而识鉴所用者在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如此而已。

        而这，当也就是他所称：

        收藏的一大误区是作为一种消遣。我对此并不反对，但若想收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或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必须对所藏之物有所了解。古人讲究“不破不立”，“破”的前提是要通读，否则，你沾沾自得的发现，岂不知是古人早已嚼烂的东西。读书的广与博是收藏古书的基点。

        如此认知，在明清大藏书家中或属平常，放在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浪潮掩袭，商品经济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收藏”被当作投资手段、古籍善本与书画文物同被视为炒作标的物的中国拍卖市场里，则如空谷足音，杳然少闻了。“我收藏的书，从不卖出。”“如果你不能将收藏升华，只停留在聚物的层面，就没有太大意义，只是一个仓库管理员而已。”“我想做的，就是通过貌似精英示范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值得追崇的，什么才是真正的优雅。”韦力斩然而言，隐隐却有一种与世道背离的孤高。

        甚至，当我们更深入去了解这位收藏古籍善本超过三十万卷，宋椠元刊多有，中国当代最受推崇的“古籍爱好者”（韦力习惯以此自称），或将发现他对于古籍的爱好，实已接近宗教情怀的虔诚，他不抽烟、不喝酒，极少应酬；很少吃肉或海鲜，家中饭桌上超过两样菜，便觉得过剩。太太说他无趣，他也觉得自己不合时宜，原因是他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几乎全数交给古书了——求书读书校书补书整书刻书制纸——内心里则是“一个单纯爱读书的老式人。有一些意兴阑珊，但始终一意孤行”。

        于韦力，古书或者不仅是书，而是一种人间修行了。读完《书之美》的人，想必心有戚戚焉。

        

        从历史脉络来看，相对于解放之前便已极其活跃的郑振铎、阿英、黄裳、唐弢、周叔弢……这些老一辈藏书家，韦力堪称中共建国之后，真正第一代的私人藏书家。出现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后，亦自有其时代意义。而其个人特质，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积累之厚实与希望：

        半晌，老者咳嗽一下，底气很足，十分洪亮，在屋里荡来荡去。王一生忽然目光短了，发觉了众人，轻轻地挣了一下，却动不了。老者推开搀的人，向前迈了几步，立定，双手合在腹前摩挲了一下，朗声叫道：“后生，老朽身有不便，不能亲赴沙场。命人传棋，实出无奈。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棋道，我看了，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古今儒将，不过如此。老朽有幸与你接手，感触不少，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愿与你做个忘年之交。老朽这盘棋下到这里，权做赏玩，不知你可愿意平手言和，给老朽一点面子？”

        这是阿城小说《棋王》片段。1984年，此篇甫出，轰动一时，海内外纷纷传诵，所讲的，是一个象棋爱好者，生死以之的故事。翻览细读，让人感觉仿佛在百废待举、一片荒凉的土地里，看到了脚下新萌的绿芽，暗夜天空里的一道曙光。

        三十年过去，“荒凉”像个幽灵，依然在神州大地徘徊。《书之美》非虚构，翻读一过，却让人有着《棋王》重现眼前的感受，想到了王一生，想到了韦力，看到了八个字，仿佛又有了一些乐观的期待：

        中华雅道，毕竟不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