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一堂70年前的“大师课”：陈垣上课时说了什么？

        《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一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是陈援庵先生1947年9月至1949年6月在辅仁大学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程的教学日记，寥寥数页而已，后一部分为当时听讲的李瑚先生所作笔记，这一部分长达130页，是此书的主要内容。

        援庵的这门课，以顾亭林《日知录》为对象，详细查考其引文，通过具体实例，完成“史源学实习”。李瑚先生的笔记，系首次刊布，其内容之丰富、深邃，令人叹赏不置。读此书，如聆援庵謦欬；贤者耳提面命，指示学术途辙，无缘亲炙大师的后生小子，也等于上了一回“大师课”（master class）了。至于我自己，初读此书，若受电然，再细细看，不觉汗出如浆，非惟自愧学浅，而且痛感在治学精神上不及前修之万一。援庵谓“知其艰难如此，则可以鞭策自己浅尝之弊”（《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第7页，下引此书只标页码），正道中吾辈病痛。因此，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一本“鞭策之书”了。

        援庵对《日知录》史源的研究，后来整理为《日知录校注》三册，收入《陈垣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以下引《日知录校注》皆用此本）。我们可以将《日知录校注》视为援庵《日知录》研究的最终形态，而《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一书则呈现了研究过程中的大部分成果。《日知录校注》成书，应在“史源学实习”课程之后，此处只举一个例证。据李瑚笔记，《日知录》卷八“州县赋税”条，亭林自注引“崔铣言：‘今之郡大者千里……’”云云，援庵上课讲到此处谓：“崔铣之语不可考。”（16页）可是我们去看《日知录校注》此条，却已注出“此见（崔铣）《士翼》一《封建》条”（《陈垣全集》第十四册，475页）。之前没解决的问题在成书时解决了，这就说明《日知录校注》的定稿一定晚于授课。

        虽然这份“史源学实习”笔记反映的只是援庵研究《日知录》的部分过程，但由于其中旁逸侧出者甚多，有时批评亭林较《日知录校注》中的措辞要严厉许多（如谓“亭林太疏略”、“亭林复古思想太过”、“亭林语太不通了”等），有时大谈亲身经历或治学心得，有时又语涉时局，总之，若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讲，《日知录校注》肯定不及李瑚笔记生动、细致，这也是著书与课堂教学的差别。

        近年，较好的《日知录》整理本，有栾保群、吕宗力点校的《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以下简称“栾吕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此书版本颇多，本文均依此繁体字版）及张京华校释的《日知录校释》（以下简称“张京华本”，岳麓书社2011年10月第一版）。这两种版本，较援庵《日知录校注》晚出，可惜并没有将《日知录校注》的优长全部吸纳进去。此处只举一例说明。《日知录》卷十二“俸禄”条，引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云云，援庵在课上讲：“第一段，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唐兴’，原文为‘唐典’，即《唐六典》也。”（50页，《日知录校注》略同）援庵说甚是。可是我们去看栾吕全校本、张京华本，却仍作“唐兴”，未出校记。

        “史源学实习”笔记中精辟深刻、足堪玩味之处，实不可胜记。在此聊取一则，稍稍加以引申。援庵讲《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谓：

        第一段，整段皆为引《黄氏日钞》五“读《尚书》”条之文。黄汝成《集释》在“愚按”前插方东树语，颇似此“愚按”为亭林之按，此下皆亭林语。此实最可笑之事。（超按：《集释》确因此而误导后之研究中国思想史者。）

        《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第一段从头到尾都在引用黄震的说法，其中“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云云，当然也都是黄震说的。援庵提醒得很对，而笔记的整理者陈智超先生在后面所加按语，尤有深意。

        事实上，“愚按”后的话，被误认为亭林语，在当代颇普遍。这个错误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我未能详考，只能说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是此误的来源之一。1947年，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出版，书中评价顾亭林思想，就说“他把明儒的心学，根本否定，而谓心不待传，所以得理而验于事物者”（生活书店1947年5月第一版，上册173页），书中所引“心学”条第一段，从标点看，也是把“愚按”后的话都当成亭林语了。1956年，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经修订，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书中关于《日知录》“心学”的部分并未改动，延续了之前的错误。再后来，《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再版，仍用原纸型，此误自然依旧。直至今天，我们看新印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此节，错误还在。陈智超先生按语特别强调“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或许就是指向侯外庐而未点其名了。

        检援庵教学日记，他讲授《日知录》“心学”条，当在1948年6月。《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出版于1947年5月，从理论上讲，援庵是有机会读到的。当然，援庵实际上会否读此类俗书，则是别一问题。

        

        我反复研读这份“史源学实习”笔记，倾倒礼赞之余，却也发现有几个地方援庵的说法似尚有改进的余地。下面就举几个例子，略陈管见，就教于方家。

        A. 以不误为误之例

        例一：《日知录》卷十七“生员额数”条，引了唐代贾至一段有名的奏议，这段话长三百多字，开头说的是：“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援庵对此引文评论道：

        本条第十三段，引“《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云云，代宗宝应二年事。《新唐书》一一九本传不载，《旧唐书》一九〇《文苑传》有，但与所引详略不同。略者可云亭林删节，详者从何而来，应找出。《旧唐书》无选举志，《新唐书》四四《选举志》更略，《通考》二九《选举考》引亦略，《唐会要》七六所引更略。《文苑英华》七六五、《唐文粹》二八、《册府元龟》六四〇皆载全文。如讲史源，最高应用《唐文粹》，但亭林甚少用《唐文粹》及《文苑英华》，所用当是《册府》六四〇。此段亭林“《唐书》载”云云有二误：“唐书”应作“旧唐书”，参用《册府》而未言。（87-88页）

        援庵认为亭林的引文出自《册府元龟》，这一看法，又见于《日知录校注》，只不过《日知录校注》里的讲法没那么斩截：“亭林所据者当系《册府》，然何以称‘《唐书》载’也？”（《陈垣全集》第十五册983页）

        可惜，援庵上述判断却是错的。贾至的奏议，不见于《新唐书》本传，《旧唐书·文苑传》所载又是简本，但这并不等于说就一定不会载于新旧《唐书》的其它地方了。事实上，贾至这段话，见《旧唐书·杨绾传》，亭林节引的部分全部来源于此，栾吕全校本已注出。

        这样的史源，在今天，是极容易确定了，用搜索引擎一搜即得。而在援庵之时，只能按规律、凭经验去查线索，未能遍检全书，因而致误。当然，于此亦可见援庵自信稍过的一面。

        例二：针对《日知录》卷二十“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条，援庵认为亭林的自注错了，评曰：

        ……又注引《南齐书·天文志》，云始有子时、丑时、亥时；又引《北齐书·南阳王绰传》，云有景时，景时即丙时。前者原书有申时无亥时，后者有辰时无景时。（128页）

        援庵谓《北齐书·南阳王绰传》中“无景时”是对的，但说《南齐书·天文志》中“有申时无亥时”不对。《南齐书·天文志》中，不仅有子时、丑时、申时等，亦有亥时。如：

        （永明）十年十二月丁酉，月蚀在柳度，加时在酉之少弱，到亥时，月蚀起东角七分之二，至子时光色还复。

        这个“亥时”非常明显，不知援庵何以失检。

        例三：《日知录》卷九“藩镇”条第七段引黄震《黄氏日钞》，此段在栾吕全校本中标点为：

        《黄氏日抄》曰：“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不接于庙堂。三代以来，待夷狄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

        然而援庵在课堂上的讲法却是：“引《黄氏日钞》语，至‘未有如我太祖者也’止。”（32页）《日知录校注》同此，并注卷数“《黄氏日钞》四六”（《陈垣全集》第十四册583页）。那么，援庵的讲法对不对呢？经检，亭林所引，出《黄氏日钞》卷四十六“匈奴”条，从“太祖时”到“天下无是理也”全都是黄震所说，援庵的讲法不对。不过，既然《日知录校注》已注出《黄氏日钞》卷数，援庵显然已核对过原书，为什么还会犯这个错误？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整本书中最令我困惑的地方。

        

        B. 出处误记之例

        《日知录》卷一“卜筮”条第五段：

        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

        援庵评论道：“石骀仲无嫡子，见《礼记·檀弓下》。《史通·烦省篇》批评此段，最为有知也。”（120页）援庵指出史源为《礼记·檀弓》，自然是对的，但后面这半句似为口误，因为《史通·烦省篇》中并没有关于石骀仲子的内容。

        按，《容斋随笔》卷八“沐浴佩玉”条，先节引《礼记·檀弓》文，然后说：

        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

        窃疑援庵授课时是将《容斋随笔》误记为《史通》了。

        

        C. 未注史源之例

        依《日知录校注》的体例，只要是《日知录》引用过的史源，都会注出，所以即便出于《论》《孟》这类常见的书，也一一注明。而其中有个别未注者，或许是援庵一时未能找出其史源。下面就举两个这方面的例子。

        例一：《日知录》卷十八“钟惺”条第一段小注中引钱谦益文：“钱氏谓：‘古人之于经传，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师保……’”引文长达三百字。援庵在授课时对此有评论，略云：

        第一段，注文引“钱氏”一大段，此钱氏指钱谦益，原作“钱尚书谦益文集”，其书在禁书之内……《四部丛刊》中有钱氏《有学》、《初学》二集，以前皆禁书，实在亭林之上。后人引钱氏之言者，多去其名……（99页）

        按，援庵于牧斋评说甚多，然于钱氏此一大段文章究竟出于何书，并未说明。《日知录校注》中亦付阙如。而栾吕全校本、张京华本同样没有注出。

        事实上，牧斋此文出《初学集》卷二十九，题为《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

        例二：《日知录》卷十一“开元钱”条第一段引马永卿语：

        马永卿曰：“开元通宝，盖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洛、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

        援庵在授课时称：“所引‘马永卿曰’云云，马著有《元城语录》三卷，《嬾真子》五卷。”（45页，《日知录校注》略同）。细玩援庵词意，似谓马永卿语出处当在《元城语录》或《嬾真子》中寻找。不过，终究未能确定史源。而栾吕全校本、张京华本同样没有注出。

        事实上，马永卿语，见于宋人姚宽的笔记《西溪丛语》卷下。

        按说援庵对《西溪丛语》一书应该是很熟悉的：他曾在《火祆教入中国考》中引《西溪丛语》，并批评作者姚宽卤莽灭裂，且谓：“《四库提要》杂家类存目二，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大半袭《西溪丛语》，不加纠正……贻误后学，不为浅矣。”不知何以于马永卿语却失之眉睫之前了。

        

        援庵是我极景仰的史学大师，其造诣卓绝处，非固陋如我者所能梦见。不过，正所谓“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以上陬见，或不尽为谬妄。若果有一得，则必为援庵讲授笔记鞭策之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