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丹尼尔艾伦：一生经历过14位总统的美国历史见证人

       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生于1912年，今年已是一百零二岁高龄，不仅健在，而且精神矍铄，实在是学界翘楚和一位传奇式人物，是二十世纪美国历史的见证；对我个人而言，更是一位亲切的师长和忘年之交的朋友。他是哈佛英文系维克多·托马斯英美文学教授（Victor S. Thoma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三十多年前的1983年，当我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时，他刚好在那一年退休。然而他精力充沛，这么几十年来，一直继续在哈佛英文系做他的研究，而且成绩斐然。他是美国研究的权威，赵一凡就是他的学生。我在比较文学系，不在英文系，也不是专攻美国研究的学生，可是艾伦教授对我很关切，常让我在办公室和他见面聊天，问起我的学习和阅读。他还常看我写的文章，教我写英文如何可以简洁有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赘词，又告诉我说，能用动词的地方就不要用冗长的动名词。我们在一起谈中国和美国，谈文学和写作，而他兴趣广泛，谈论的话题很多，可以说无所不谈。我回想起来，脑海里还清晰浮现出艾伦教授坐在他办公桌后面的样子，常常把一支烟斗叼在嘴里，或握在指间，带着长者慈祥而和蔼可亲的微笑侃侃而谈，言词充满睿智和洞见，也往往带着他特有的一种幽默。他知识面极广，对各类问题的看法都很合乎情理，让人很容易认同。在哈佛求学期间，与他交谈在我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的随和使我在他面前毫无局促之感，完全可以畅所欲言。

        我离开哈佛去加州大学任教之后，我们也常有书信往来，艾伦教授曾在一封信里幽默地说，我们“在华伦大楼23号房间那块圣地里，常讨论一些危险的话题”。华伦大楼（Warren House）23号房间是他在哈佛英文系的办公室，所谓“危险的话题”是指我们讨论学术问题时，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时尚和一些明星式人物，往往提出批评而毫无顾忌。2010年4月，我应邀到哈佛比较文学系做雷纳托·坡吉奥利讲座的演讲（Renato Poggioli Lecture），在巴克中心（Barker Center）英文系新的办公室里，又见到了已是九十八岁高龄的艾伦教授。和从前一样，他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和我聊天，兴致极高，谈锋犹健，还送给我一册在那之前不久出版的个人回忆录，题为《美国研究者》（The Americanist）。虽说这是他的个人回忆录，但此书更是以一个美国人的亲身见闻来写出二十世纪美国历史的记录。正像艾伦教授自己所说，他是“美国的儿子”（native son），但他“既没有与美国人集体大家庭疏离，也没有毫无保留地投入其怀抱”（第2页）。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就是美国精神最好的代表，在他生活中，在到世界各地去讲美国文学和文化时，这种精神就是他遵循的重要原则。

        丹尼尔·艾伦是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专业毕业的第一位博士。他先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教美国文学、历史和文化，前后三十年，1971年之后又到哈佛任教。他常常由美国新闻处安排，到别的国家去讲授与美国文化有关的课程。他在美国研究中贡献极大，也在毕生事业中获得了辉煌成果，赢得了各种奖励。他的早期著作，1961年出版的《左翼作家》（Writers on the Left），早已成为研究二战后美国文学和文化的经典之作。他后来发表的著作，如1994年出版的《美国笔记》（American Notes）和2007年出版的《美国研究者》，对二十世纪美国的文学、文化和社会历史都有极敏锐的观察和十分精到的评论。他创立美国文丛（Library of America），以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保存美国文化遗产的精髓，他在其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得到普遍承认。2010年3月，由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授予他国家人文勋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那是美国人文领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2012年，艾伦教授满一百岁，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授予他百年勋章（Centennial Medal）。他的同事、哈佛英文系的海伦·梵德勒教授（Helen Vendler）赞扬他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外，他都是美国研究这门学科主要的创始人。”他的另一位同事，韦纳·索勒斯（Werner Sollers）也说，他“身体力行了一个世纪来的美国研究”。艾伦的回忆录既有对个人生活的回顾，也有对美国社会与公众生活的评述，所以题为《美国研究者》实在名副其实，最恰当不过。我们读这本书，也可以增进对二十世纪美国的了解。

        《美国研究者》这本书开头是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是在加州和芝加哥，然后讲述去密歇根大学读书、到哈佛做研究生、在史密斯学院和哈佛任教的学术生涯，同时记叙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到外国去所起的作用，回忆他“作为国家的代表者——美国指派的宣讲者到外国去，讲解美国的历史和文学”。但他绝不是去宣传美国，恰恰相反，他觉得“在道义上有责任”揭露美国的缺失，因为他坚信“坦诚揭露弱点就是最切实的外交”（第2页）。此书谈论美国文学和公众生活确实多于记叙个人生活。艾伦自己描述这本书说：“我对一生所经历过十四位‘总统史迹’的回顾，散见在《美国研究者》一书里，所谓‘总统史迹’（presidentiad）是惠特曼发明的一个词，指总统任期。”（第4页）虽然艾伦承认散见书中这些回顾美国多位总统的文字，都是他个人难免偏颇的看法，但也许正因为这是些带有个人偏见的看法，读来格外有趣，寥寥数笔，便为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的肖像。

        书中提到的第一位总统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在艾伦出生之前三个月当选为总统。艾伦对这位总统的印象主要是通过他的批评者眼中所见，他说，“虽然家人谈论中早已把威尔逊说成是一位被牺牲了的总统，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我却从未深究，去看看在那闪光的无框眼镜、浆过的领口和丝织的帽子下面，他还有些什么。”（24页）1930年代在哈佛学习的时候，艾伦和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倾向左翼。他回顾当年他的政治倾向时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自认为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不过他们当时“绝不是共产党‘路线’的盲从者，而只是毫不含糊地反法西斯”。艾伦虽然认识一些激进的左派，他们“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党员的身份”，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想过参加共产党。在他看来，尽管美共用了各种手段来本地化，却仍然“显得‘外来’、‘格格不入’，甚至滑稽”（56页）。不过他对三十年代美国左翼的兴趣对他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却被证明很有价值，也使他得以接近二十世纪美国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

        1936年初秋，正值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艾伦在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大道上遇见了罗斯福总统的车队，他对总统欢呼致敬，并说“他是我的英雄”（47页）。艾伦认为哪怕罗斯福有各种不足，但“按照我的标准他既精明又伟大。你不会赞同那些神经过敏攻击他的人，最多可以承认他的批评者说得大概不无道理，但无论如何，你仍然可以为他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48页）。艾伦1939年到位于麻省中部诺桑普敦市（Northampton）的史密斯学院任教，在那里结识了葛瑞丝·柯立芝（Grace Coolidge）。她的丈夫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曾是“诺桑普敦前市长，麻省前州长，合众国第三十任总统”（65页）。艾伦在那里积极参与地方和全国性的选举过程和政治活动，他说：“在诺桑普敦和周围地区，政治是件严肃的事情，使很多人都卷入其中，包括我自己。”（76页）艾伦和他夫人成为政治活跃人物，许多学界同行都来找他们了解局势，请他们提供参考意见，结果“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也觉得我们值得来往。每当选举时节，州里和全国的候选人都会到我们家厨房来拜访，听取我们的意见，看应该联络哪些有用的人”（76页）。艾伦毫不倦怠地研究美国政治和社会，而总统就是这政治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好几位总统的评论为读者提供了简洁生动而且很有启发意义的描述。

        下面是艾伦对杜鲁门总统的评论：“假如他没有丰富的头脑和宽阔的心胸，也并不使人觉得气质高贵，但他让人觉得可以信赖赫尔曼·麦尔维尔所谓‘伟大的民主之神’，正是这位民主之神把哈利·杜鲁门从小石块堆里拣出来，扔进了白宫里去。”（80页）艾森豪威尔并不是艾伦喜欢的总统候选人，他坦率承认说，“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要花更长时间才可能度量艾克的分量，认识到他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高大得多的人物。”艾伦绝不可能自在地佩戴“我爱艾克”的胸针图章，他还曾取笑艾森豪威尔不能自圆其说，笨拙无能。“只是在他结束了他的告别演说，开始公开地说出他曾经小心暗示过的，那就是军方和工业界勾结起来形成的威胁，我才逐渐对他复杂的性格有所了解。”（81页）在此书的好几处地方，艾伦都坦承自己抱有偏见，并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但他基本的信念和政治立场则始终一贯，毫不动摇。艾伦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政治立场又偏于左倾，所以对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人生活中投下那个巨大的阴影极度反感。他认为麦卡锡“毫无疑问带出了最坏的人身上最坏的东西，但他只是个虚张声势吓人的家伙，其实力远不如当年表面看来那样不可一世，而且现在回头看去，他更像个跳梁小丑”（121页）。不过在麦卡锡大搞非美活动调查、到处追查赤色分子的时候，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敢反抗的危险也确实压在所有美国人头上。1951年的某天，艾伦在诺桑普敦参加两个地方俱乐部联合举行的会议，他在会上公开批评了麦卡锡参议员，结果他发现只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时，眼睛直视前方，悄悄地说，他很高兴我把话说出了口，但所有的听众都面色严峻，没有一个人为我鼓掌”（78页）。也许同样出于对右翼政治的反感，艾伦很讨厌理查·尼克松，他在诺桑普敦曾见过此人，因为尼克松的女儿那时在史密斯学院念书。艾伦说：“我恨的尼克松比尼克松本人更真实。”他认为尼克松是“从麦卡锡主义的乌云里降下的一个妖怪”（129-130页）。“尼克松在我看来像是政治传染病长出的一块脓疮，几乎像个骗子……尼克松颇有马弗里奥（Malvolio）的味道，他言谈举止之夸张和肢体之笨拙，真实的他与他自我幻想之间的差距，还有他那些听起来绝不悦耳的粗话，这当中都有点悲惨的意味。”（130页）“水门事件”的丑闻使尼克松下台，但他的“虚假和故作姿态”也更使人厌烦（131页）。在尼克松“毫无悲剧感的败落”之后，艾伦认为“福特总统的继任几乎是反高潮，而这位新总统既不让人欢欣鼓舞，也不至令人唉声叹气”（131页）。与尼克松和福特比较起来，里根总统则复杂得多，而对艾伦来说有点不痛快的，就是“承认没有那么激烈反对的人早已看到的一点，即里根在政治上很有一手，而且很得人心”（180页）。艾伦到史密斯学院任教时，南茜·戴维斯（Nancy Davis）是那里的学生，她后来成为里根夫人。在艾伦的记忆中，她绝对保守，后来对她丈夫影响颇深，把他“从一个温和的民主派和把罗斯福当成英雄来崇拜的人，转变成非此即彼、黑白两分的斗士，成为苏联那个‘邪恶帝国’的头号敌人”（181页）。艾伦把里根的总统任期视为“一出拖泥带水的好莱坞史剧”（181页），但其主角和整个表演都没有什么突出。

        艾伦说：“作为美国总统，肯尼迪是我认为是‘我的总统’唯一的一位。”他回忆说，他曾批改过肯尼迪“为哈佛美国文学课写的一份颇为一般的考试答卷”（102页）。后来艾伦支持肯尼迪竞选，但他“是个抱有怀疑态度的自愿者走在肯尼迪的旗下，与其说是倾倒于肯尼迪的魅力，毋宁说更是反感仇恨他的人”（110页）。艾伦认为约翰逊“最适于悲剧”，因为他“很有力量，而且很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却又有很多缺点，终于失败于他刚愎自用的傲慢，以及无视其他力量势头的盲目”（112页）。艾伦对卡特的看法则复杂而矛盾，说他“好像在那个总统圈子之外，或者说他就像柴郡之猫（the Cheshire cat）的微笑一样，飘浮在那个圈子之上”。不过最终说来，他对卡特的看法还是正面的，因为他总结说，“卡特坚强、聪明，值得尊重；他只获得很少几次大的成功；他的意愿是好的。”（179页）艾伦对克林顿的印象就更好些，他相信比尔·克林顿的名字“在1980年以前尚不为人知，但是很快就会写进历史书里……他是爱默生（有保留地）赞叹的那种强健、精力充沛的人，高大、结实、有活力的人，‘他们懂得人，很会谈论政治、贸易、法律、战争和宗教。’爱默生说，这种人想要的是权力，‘不是糖果’。克林顿则两者都要”（184页）。这最后一句话当然指的是克林顿“与一个年轻傻女人毫无道理的‘关系’”，正是这件事把克林顿拖进性丑闻里，使他的名声受损。艾伦把这描述成“一个美国式的老故事，最有名就是霍桑讲的那个，其中狂热地要惩罚伪善和犯罪者的人们自己就变成了恶魔”（185页）。这些“总统史迹”的简略描述很能体现艾伦的文字风格，其中经常用到文学典故——如惠特曼、麦尔维尔、爱默生、霍桑、莎士比亚的马弗里奥、《爱丽丝梦游奇境记》里那只柴郡之猫等等。这些文学典故使他的文字生动活泼、色彩丰富，并且使他的描述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历史意义。

        艾伦对美国研究做出的一个主要贡献就在他对过去和现在许多美国作家的阐释。他回忆学术和文化生涯的文字中，对二十世纪美国一些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化人物的评论，的确很令人神往。1929年，他去密歇根大学英文系学习，在那里他“在系里一次聚会上遇见了叶芝（W. B. Yeats），并且坐在他身旁”。他觉得很高兴的是，在密歇根大学英文系，他“可以听伟大的叶芝吟诵他的诗，优雅的艾略特讲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的诗，还有批评家瑞恰慈（I. A. Richards）热情洋溢地朗诵劳伦斯（D. H. Lawrence）的诗作”（34页）。在美国最好的一些大学校园里，常常可以见到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他们的学识和才能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在哈佛，艾伦回忆说“乔治·莱曼·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是个长着白胡须、学养极丰厚的大学者，他只要把他的手杖一挥，就可以让马萨诸塞大道上所有的车都立即停下来”（42页）。基特里奇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在二十世纪初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当年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受人尊重的程度，现在的人文学者真可以说望尘莫及。在哈佛，艾伦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阅读当时还没有进入经典的作品，也是哈佛英文系当时还没有人讲授的作家，包括纳萨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艾伦说：“麦尔维尔的书十分重要，主要由于奥尔逊（Charles Olson）的努力，那时候他刚刚起航，开始他探索麦尔维尔水上世界的旅程。那时候康明斯（E. E. Cummings）的姓名还没有固定为刻意与众不同、全部小写的形式，他那时是我们文学反叛的试金石，是我们俗世间的彼得·潘（Peter Pan）。”（44-45页）1930年代中，在哈佛一次情绪激昂的集会上，艾伦听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发表演说反对法西斯，支持西班牙政府，不禁为之欢呼。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马尔罗瘦削，眼窝深陷，身穿一件没有熨过的制服，一面讲话，一面不停地抽烟，活像是刚刚从他一部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50页）艾伦在哈佛遇见过著名诗人麦克里希（Archibald MacLeigh），听过卡尔·荣格（Carl Jung）讲课，在学生当中认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那时看来好像随时都饥肠辘辘的样子”（56页）。

        1939年，他应聘去史密斯学院接受面试时，那时的校长是威廉·阿兰·尼尔森（William Allan Neilson），一位研究莎士比亚颇受尊重的学者，他和艾伦讨论牛顿·阿尔文（Newton Arvin）关于惠特曼的新书。艾伦认为尼尔森一定是最后几位“还肯阅读自己学校教员著作的大学校长”（66页）。艾伦虽然没有以感伤怀旧的笔调来写这些往事，但他的确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那时候大学校长还在读书，讨论学术，而且文学和文化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说来，也还无可否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就像他为美国总统勾勒几幅文学剪影一样，艾伦也给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几个女子大学绘制了饶有趣味的微型肖像。他说这些女子大学“每间都有自己基于传言的特点”，如瓦萨学院（Vassar）给人的印象是“初出茅庐，有文艺气息”；布瑞摩尔（Bryn Mawr）和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则是“严肃认真，有点学究气”；威尔斯利（Wellesley）“在社会意义上安全而体面”；史密斯学院则“在政治上和性问题上自由开放，在所谓‘七姊妹院校’中最少地区色彩”（67-68页）。他在史密斯学院教过许多颇有才华的学生，其中包括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还有一些有名的同事，如诗人奥登（W. H. Auden）、作家凯塞琳·安·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和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1941年夏，艾伦参加设在弗尔芒州的“长条面包英文学校”（Bread Loaf School of English），和诗人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及其研究生助手理查·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等人一起，“结队到附近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家里，听他随意漫谈”（74页）。那时正值时局动荡，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艾伦所说，“与希特勒和裕仁天皇之战压倒了其他一切”（77页）。他很想从军，但没有通过为参加海军所做的视力检测，后来也一直没有得到服役通知。在战争年代，艾伦“跨越了大学和社会的分界”，在当地一个农场干活，还加入了诺桑普敦的后备警察队（81页）。

        二战以后，他应邀到欧洲和其他很多国家去讲授美国文化课程，很自觉地意识到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他说：“我到这些地方不是去‘兜售’美国，而是去‘解释’美国，不是去淡化美国的弱点，而是去讲解其来龙去脉。”他完全知道自己角色的复杂性，他一方面是美国“文化的宣讲者”，很乐意歌颂美国的自然山川和政治制度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美国的批评者，毫不犹豫地“把家丑外扬”（92页）。他最先从1949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美国研究班开始，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到过世界各地，包括冷战时期苏联东欧集团的许多国家。艾伦说，在芬兰，“从1951年9月至下一年5月间我之所见所闻，使我对‘伟大的苏维埃实验’所抱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全部化为灰烬。”（97页）1950年代初在赫尔辛基，苏联大使馆的一秘显然对艾伦的政治立场做出了错误判断，徒劳无功地想策反他为苏联间谍。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那之后，苏联便逐渐放松了对其卫星国的控制。艾伦1962年在波兰就见证了这样的情形。

        艾伦在书中生动地记叙了他写作《左翼作家》的过程，那是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一出版就立即获得普遍好评。这本书以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为题材，以平和理性的态度对待1930年代美国的激进派。艾伦说，“在《左翼作家》里没有坏人，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宁可把他们表现为美国公民，那是一个尚能容许不同政见、具有灵活的阶级结构的美国。我想挑出过去和现在一些艺术家、作家和政治人物，他们是我喜欢的那种不合俗流的人，体现了美国激进传统中我赞赏的方面。”

        他最后总结说：“所以至少在我自己，《左翼作家》是一部具有爱国精神的书。”（192页）艾伦还回忆了他与被称为“纽约知识分子”那群人的交往。不过在他看来，这一称呼使他们显得好像很协调一致，实际却并非如此。“1936年，他们接管了斯大林主义者创立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于是有了一份发行量虽小、影响却很大的杂志。”（119页）这帮“纽约知识分子”包括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界许多著名人物，其中有些人在1930年代是左翼，或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

        到了1960年代，全美国，尤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另一种左倾或激进主义运动。争取民权的运动引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越战更激发了学生的抗议。艾伦一贯持平，怀疑任何走极端的立场，不过他说，在激进的六十年代，左右两派的忠实信徒都“鄙弃我们温和的中间立场。在三十以下和某些三十岁以上的左派看来，我们那种政治和文化都已经过时了”（159页）。1967年在纽约，艾伦主持了新老左派的一场辩论会，新左派由两位“青年雅各宾党人”代表，他们完全不理会老左派在说些什么，只借此机会来宣扬自己的观点。

        艾伦说：“这些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只急于自己说教，却无心听别人讲话，在他们眼里，无论这些老家伙说什么都无关痛痒。可是他们那些口号和策略又如何呢？所谓‘解放’是什么意思呢？还有‘罢课’又是什么呢？”（161页）激进的学生运动造成了代沟，这一点艾伦在伦敦的一场音乐剧表演中就看得很清楚。“《头发》（Hair）一剧赞美青年造反派的标记——大胡须和凌乱的发式——并宣称打破语言和性禁忌之神圣，不过其总的讯息（主要针对三十岁以上的人）大体的意思不外乎就是‘去你妈的，正经！’”（162页）和美国最激进的大学校园比较起来，欧洲的学生示威活动就显得比较温驯。艾伦1969年在汉堡讲诺曼·梅勒，他发现那里的学生“人人都好像平静而讲礼貌。只有墙上涂写的骂人话是暴烈的”（167页）。那时在美国的某些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有比较激烈的抗议活动，而激进主义的确有种类和程度之别，其破坏性或暴力也是如此。

        1960年代欧美激进学生的游行和抗议活动，其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西方人理想中那种乌托邦式幻想，但他们的激进行动——他们的性解放和性革命、摇滚乐音乐会、吸食大麻、披头散发、穿着讲究某种服饰，还有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的举动等等——和当时中国真刀真枪的武斗比起来，就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艾伦1980年春到中国访问，那时毛泽东已去世，“文革”已结束，邓小平已开始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他在访问期间了解到很多“文革”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灾难。艾伦说，中国曾是一个特别尊重老人的国家，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不孝曾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过”，可是“文革”中出现了红卫兵，“毛的年轻信徒破‘四旧’（包括书籍、家具、艺术品、唱片），在公众场合侮辱长者，强迫老师挂黑牌、戴高帽，甚至逼得他们当中有些人自杀”（175页）。

        那的确就是“文革”当中的现实，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实。那时我在成都是一个中学毕业生，我们中学里许多老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关押在学校里。一位数学老师就因为受不住拷打和侮辱，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从被关押的教学楼三楼跳下来，自杀而死。我亲眼看见卧毙在水泥地上那位老师僵硬的尸体，那个死亡的印象比成千上万充满光、亮、鲜正面人物形象的“文革”宣传画更令人难忘，是“文革”十年更具深刻含义的象征。艾伦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到中国访问，听到很多人讲述“文革”造成的伤害，他说，“每一个过来人和受害者都有一个故事要讲。”所以“文革”结束时，“人人都欢呼‘四人帮’的倒台和逮捕江青”（174页）。现在回想起来，真很难相信中国这样一个有如此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曾经如此尊重知识和教育的国家，竟然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失去理性。正如艾伦所说，“在不同国家里，激进运动依据一个国家所能容许的程度而互不相同。国家越稳定、越富裕，也就越宽容；富国比穷国更能容忍异见，执法更宽松，对年轻人的违反法规也镇压得不会那么快。”（177页）这也许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革”之后的中国何以必须走改革开放的路，因为那绝不仅仅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的决策。更重要的是，“文革”之后的中国已经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要挽回这样危险的颓势，改革开放是必须跨出的一步。

        

        人类要从自己过往经验中吸取知识和教训，就必须要有历史和记忆。二十世纪以来，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使人们对许多传统观念产生疑问，尤其在西方现代批判理论中，对真理、现实、客观性、知识和再现等基本概念都提出了质疑，对历史叙述和任何经验的复述也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于是传记尤其是自传变成一种复杂的文体，往往在叙述中自觉反思自身叙述的构建性质。艾伦在《美国研究者》一开始就说明，他的很多评论和判断“缺乏历史的尊严和分量，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可以得到验证”（第5页）。

        艾伦也明确承认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见解可能是偏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写作已经不可能或者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历史并不是枯燥乏味、死气沉沉的一堆数字和干巴巴的事实，而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叙述，是通过想象重构过去发生的事件，人们的动机、意愿和行动。既然过去的一切不可能完全复原，许多细节和关联一去不复返，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的使命就在于通过合理的推测和必要的想象，在历史的片段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在历史总体中理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和人生的历程。这样的历史和回忆极有价值，在近年出版的同类型著作中，丹尼尔·艾伦的《美国研究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