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阜新28死矿难背后: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城市13年转型未了局
【编者按】
2014年11月26日2时35分,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恒大煤业公司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截至12月1日,事故造成28人死亡、50人受伤。国家安监总局11月27日通报称,初步调查认定阜新矿难是一起重大瓦斯爆炸燃烧事故,而非最初判断的煤尘燃烧。
平安医院病房内,一名矿工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摔在巷道侧墙上,后背受伤,头部缝了七针。这次矿难并非孤案,在过去短短十年间,阜矿集团下属煤矿陆续发生了大小6次矿难,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2005年孙家湾煤矿造成214人死亡的“2•14”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如今,社会目光再次聚焦阜新,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13年前因资源枯竭转型,如今再度因煤而痛。
地处辽宁西北部的阜新是全国著名的“煤电之城”,60多年开采,阜新为国家累计生产原煤7亿多吨,发电2500多亿千瓦时。城市中现已改造成国家矿山公园的当年“亚洲第一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煤矿,还见证着煤城往昔的辉煌。
过度开采导致煤炭资源枯竭,2001年12月,阜新被确定为国内首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开始了迄今为止长达13年的转型摸索。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单一、矿工技能匮乏掣肘以及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等接踵而至的问题,阜新的转型依然艰难。
面对频发的矿难,转型乏力的矿工们也只能一次次深入风险四伏的井下,用汗水甚至生命,换取维持生计的微薄薪水……
“不干这个,能干个啥呢”
2014年12月3日,阜新海州区王营矿区,发生矿难的恒大煤矿所在地,寒风凛冽,异常干冷。
7天前的矿难在矿区及毗邻的家属区里已经找不到太多痕迹,矿工下班时热闹的小饭馆、大众浴池里也鲜有人提及。
在家属区一栋27年的老楼外,今年60岁的退休老矿工田刚穿着破旧的棉袄,拎着电钻包等安装声控灯的搭档出来,耳朵和粗糙的老手冻得暗红。“接的零活儿,给家属楼按灯,一天能给一百块。”现在每个月退休金有将近2000元的田刚,日子算是“轻快一点了”。
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2000年开始,煤矿就不景气了,大大小小的煤矿陆续停产,2004年他所在的王营矿(恒大煤矿前身)破产,时年50岁的田刚提前5年退休,井下采煤三十年,退休金当时只有900元。“老伴不上班,女儿还在读书,这点钱根本不够一家人生活的,又干不了别的,我就到各个工地搬砖,每天从早上五点半干到晚上七点,一天给一百二,整整干了六年。”
虽然矿业萧条、矿难频发,但比起下岗或者辞职后打零工的收入微薄不定、辗转辛苦又要自费缴纳保险,今年50岁的恒大煤矿矿工、阜新市新邱区人王勇更愿意留在他已经工作了28年的井下,穿行在地下八九百米深、瓦斯煤尘萦绕、常年近40度高温的采煤巷道里。
谈及井下工作的风险,包括王勇在内的多位在职矿工都显得出奇平静、自然,看得开。对于转行从事别的工作,王勇笑着反问:“不干这个,能干个啥呢?”
他告诉澎湃新闻,他所在的采煤队有30多个矿工,队里二三十岁的矿工只有两个,剩下的全是四五十岁的老矿工。王勇在井下从事巡检工作,“比以前一线采煤已经轻松不少”,但工资也只有2000多元,仅是一线采煤工的一半。“一线采煤的还得是干得好的,一个月才能拿五六千,特别辛苦,上井时候脸黑得就剩下眼睛和牙,工作服都能拧出水来。”
赵建峰是恒大煤矿上的“年轻人”,今年34岁的他已经在矿上工作十年,这次矿难对他影响很大,“以前也听说矿难,感觉这次离自己最近,很害怕”,事发当天白天,他还和同事下到涉事作业面附近进行抽排瓦斯管道加固、巡检作业。
赵建峰告诉澎湃新闻,他在井下做防火工作,负责抽取瓦斯的管道架设,常常四个人一个小组施工,扛着每根25米、上百斤的铁管在井下连接,有时候一个采煤作业面要架设三排管上百根铁管,从作业面到通风口也有数百米远。即便年轻力壮,赵建峰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400多元,虽然有时会萌生“干点别的”的念头,但想到幼儿园读书的儿子、赋闲在家的妻子还有一家人生活的压力,没有技能、只读完初中就打工的他也只有继续下井。
为挣二三十块钱的工作打起来
2000年以来,阜新市全市有十余万产业工人相继下岗,如此大群体的产业工人一时间失去工作,成为城市不稳定因素。
现在成为出租车司机的于世伟,当年便是失业矿工的一员,2004年他离开破产的王营矿,干了20年旱涝保收的煤矿一瞬间破产倒闭,“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没着没落的,真慌了。”于世伟告诉澎湃新闻,他每天都去劳务市场或者人才市场等活儿,找工作,却发现“到处都是人,来个装修要砸墙的,一堆人凑到车跟前,为了能赚二三十块钱挤得都打起来了。”
矿工生存是阜新转型期间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转型初期尤为艰巨。2001年12月,在经过3个月的调研和确定转型方案的基础上,国务院确定阜新市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
据阜新市发改委的数据显示,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阜新重点企业阜矿集团的主要矿井有23对相继关闭停产;2000年,阜新市全市三分之一以上地方工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2.9万产业工人相继下岗,占职工总数的28.8%,19.8万城市居民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下,占城市人口的25%。
考虑到煤炭产业的衰退,人均6亩耕地的土地资源丰富,发展现代农业成为阜新当时转型的首要举措。2001年,阜新市决定把经济转型的方向定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引导下岗职工到设施农业中实现再就业。
2013年7月发布的 《阜新市转型工作情况》显示,全阜新市涉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超过131家,龙头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0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形成了生猪、乳业、花生等16个农业产业化链条,带动30.6万户农民从事基地建设,安置就业2.5万人。
辽宁省区域经济学会会长、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贵盛告诉澎湃新闻:“阜新作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转型试点城市,最初阶段发展设施农业来转型,主要是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工人首先要有饭吃。农业是暂时解决民生问题的救急举措,是符合当时现实环境的做法。”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牛凤瑞却对澎湃新闻指出,阜新资源转型改革,由于缺乏接替产业,采取一种短期临时的、不可持续的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方向“退二(工业)进一(农业)”,这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现代农业产业“富民不富市”,对地方经济推动有限,因此转型的效果也非常有限。
在纾缓民生压力的同时,阜新人也在思考转型艰难的根源所在。冯贵盛对澎湃新闻说,资源枯竭是阜新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阜新经济产业架构单一。
随后,转型中的阜新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陆续上马了风电、煤化工、液压、玛瑙产业等多种大型项目。
像于世伟这样的出租车司机,每天开车在城市里遛活儿,对这个城市转型期的变化感受最为直接:哪个矿倒了,哪一片沉陷区搬了,开发区、高新园区建起来了、哪一家企业效益好人多,液压厂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山上也架上风车发电,化工企业集中在哪个乡镇他都清清楚楚。
但这一切又仿佛与于世伟、与大多数矿工无关。下岗后的矿工们大多还在干装修、摆摊、开车、做力工等,绝大多数还从事着简单辛苦、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于世伟说:“有时候下班交车后我回王营矿去找工友喝点酒,他们还都是到处打散工,甚至在家呆着,一没有文化,二没有技术,年纪还大了,再找合适的工作也难。”
城市的主要转型产业,主流的矿工却参与度不高。除此之外,新的问题也正在显现。
转型11年后的2012年,因下岗职工问题,阜新社保资金缺口不断增加,由于东北地区老企业多,退休职工人数相对较多,收缴上来的养老保险金不足以支付退休金。
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提供一份当时的《阜新市经济转型情况汇报》显示,到2012年底,阜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缺口18亿元,2013年还将增加9.6亿元。
转型走了弯路
除了民生问题的持续,阜新上马的多种大型项目,在产业替代上仍然面临很多现实掣肘。
在阜新有着产业基础、曾着力打造成的液压产业,如今也遭受市场的淘汰和洗礼。
2014年12月4日,星期四。澎湃新闻来到位于阜新市区外8公里的国家液压产业集群示范基地,虽非假期,但开发区内空空荡荡,在生产作业的工厂寥寥无几。通过走访发现,不少企业大门紧闭,厂区内见不到一个工人,荒草遍布;甚至有些厂房已经撂荒,厂区大门已经用木板封死。
一家位于新康街附近的液压机械厂,大门已经被拆除,厂区一个鱼塘里已经结冰,垃圾、废土堆在上面,一栋四层的厂房玻璃、大门洞开,撂荒多时。在此看堆儿的吴师傅也是阜矿集团的老矿工,现已退休。他告诉澎湃新闻,该厂2010年建成,4年来一直如此闲置,偶尔有十几个工人在厂里加工生产零件,“同样情况的工厂附近有不少,厂里没有水,用水都得从外面运。”
一位在此清扫卫生的环卫工人王女士对澎湃新闻说:“除了上下班高峰时间,这里很少见到行人。”
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主任王铁军曾对此作出回应,称部分工厂尚未竣工,部分企业效益不好,整个大环境也不好。
冯贵盛表示,阜新市液压产业最初上马很多,多是中小型企业,液压产业技术含量较低,在激烈竞争中缺少创新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因此有企业无法生存而被淘汰。
此外,阜新将海州露天矿作为工业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在2009年将其打造成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这在当时也是转型的一个主要项目。
这个曾经的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是一个南北长约2公里、最大垂直深度350多米的巨型大坑,截至2005年长达52年的开采历史,已经累计贡献煤炭24亿吨。 矿坑里偶有自燃的烟雾袅袅升起,烟尘弥漫。由于常年开采,该矿周边居民区已出现多处沉陷,已经成为阜新防治地质灾害的重点区域。
澎湃新闻在公园看到,园区游客稀少,5年时间,公园里诸多设施已经老化破旧,雕塑坍塌脱落、地砖翘起碎裂、工业设施、机车等遗迹遭到破坏……
阜新市发改委一份关于经济转型十年回顾的文件总结道:“阜新的资源型城市转型走了些弯路,根源就是上项目是政府的事,企业行为变成了政府行为。”
“转型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因素促成,但不成功也许有一条就够了。”牛凤瑞表示,资源型经济体转型是复杂的,不是单个事件,决定其成败有内因还有外在的很多现实因素。
牛凤瑞继续分析道:“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是以重化工的国有企业为主,这个在全国其他省份少见的。我们国家、社会、体制也都在转型,对于单个城市来说是转型的叠加,东北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会更突出一些,体制转型的难度更大,也更艰巨。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来更好地参与促进转型。”
两个方向,转过来 “至少需要十年”
冯贵盛坦言,阜新市经济规模不大,2013年地区产值620亿元,位列全省垫底,原因之一是阜新市仅辖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两县;二是产值基数小,近五年经济发展速度基本高于全省平均发展速度1-2%,这成果已来之不易。
从试点转型9年后的2010年,阜新正式提出创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市的目标,由单一的经济转型向经济、社会和体制机制全面转型。目前中央对阜新每四年给予财政补贴,2011年初步定为2.5亿元。辽宁省政府亦继续加大突破阜新的力度,在土地、资金、政策等各个方面向阜新倾斜。
“阜新的转型期至少还需要十年。”冯贵盛对澎湃新闻说,阜新转型起步较晚,由于体制及产业特征,转型难度更大。
牛凤瑞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资源型经济体转型是一个长期伴随的过程,我们过去的认识不太符合发展规律,认为国外资源型经济体用30年、40年转型,中国可以套用人家的发展经验,甚至10到15年就能完成转型。多年的转型试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是也很正常。中国研究转型城市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把思路理开,更多考虑的是就地发展。”
牛凤瑞认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用更开阔的视野、更广阔的方位来考虑资源配置,一个较常见的方向是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进行转型,对原有产业产业链上下行延伸,比如阜新开展的煤化工等项目,然而,替代产业的发展,也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资源、区位等优劣势。
牛凤瑞表示,产业转型需要通过区域分工,选择具有优势的产业进行发展;而城市转型则是一个城市总体上对城市定位、未来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综合的转型。“城市的转型,要遵循因市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三个原则,才能探寻一个适合的转型发展方向。”
在阜新,对于煤炭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几乎所有人都能说上两句,但转型的实惠的究竟对自己的生活有多少改变,不少人还是一时语塞。
12月6日下午5点,于世伟从阜新市第二医院拉了一名乘客到恒大煤矿毗邻的王营矿家属区,为了赶时间交班,他顾不上去老同事家坐坐,立刻开车回位于西沟的家。这一天他生意不错,跑了400多元。
这座城市的转型发展给于世伟带来最直接的改变是:前二十年他每天往返于家和王营矿,上井下井;迄今的十年,他更多时候将车开往市区遛活儿,载客谋生。
以家为坐标,市区和矿区是相反的两个方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