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李零：“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中国地理学经典之作首推《禹贡》，全文一千一百九十四个字，以大禹治水，巡行天下、分天下为九州，导山导水，据土田物产定贡赋的形式写成。夏、商、周三代，所有人都说自己住在禹走过的地方，即所谓“禹迹”之内。

        此后，在传统中国历史叙事中，禹贡“九州”即与“中国”发生联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疆域观、王朝观。作为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禹贡》中所言的九州，所指何处？中国如今的土地风貌，在古籍中又以何种方式被记载？

        12月10日，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走进上海大学文学院、启思书院、活字文化主办的启思讲堂，从文化地理角度为听众解读《禹贡》。      

《禹贡》成书于何时？

        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禹贡》为周人所作；顾颉刚认为出自战国时秦国人之手；日人内滕虎次郎坚持战国末至汉初说；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

        《禹贡》成书年代之所以难以判断，在于其只讲山川，不讲政区。有考古学背景的李零教授则更倾向于从青铜器物思考这一问题。他以为，《禹贡》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晚于西周中期，举例来说，西周中期铜器铭文即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别方设征”，这与《禹贡》序的记载一致。       

何谓“中国”？

        “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对于“中国”这个名号，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常常讲“中国”这个词，然而，自夏、商、周而至于元、明、清，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自称“中国”，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正式成为主权国家的简称，具有政治意义。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以及民族概念。

        西方学术界一直存在要解构“中国”的说法，认为“中国”并非是一个永恒概念，而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概念。西方学者曾给“中国”下过一个定义，即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是中国人，在其理解中，“中国话”即是汉语。

        今年是顾颉刚等先生创立禹贡学会成立80周年，北京大学举办了纪念大会，看过《禹贡》杂志旧址后，李零教授颇有感慨。新学期与唐晓峰教授共同开课，讲的就是《禹贡》。他关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

        西周铜器何尊的铭文提到：“余其宅兹中国。”李零教授举此例说，在传统语境中，“中国”一词的第一个意思是国家的中心城市，即首都；第二个意思即处于世界（天下）中心的国家，有别于外国。

        上述仅就语词涵义而言，中国历史疆域伸缩变化，那么，从地理概念来说，什么是中国？

        李零教授在讲座中展示了《中国地形图》与《禹贡山川图》，他指出，从考古看，西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到处都有，尽管西周封建制并不如后来的郡县制对地方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但是其范围也不小，西周所覆盖的农业聚落点就已经很大了。现代中国既是秦汉帝国的遗产，也是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的遗产。现代中国的西北是清代的四大边疆：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中国的东南是清代的本部十八省。中国存在两个半月形地带：西北半月形地带和东南半月形地带。山外有山，海外有海。中国的西北，其背后还有“大西北”，即欧亚草原，西伯利亚和中亚；中国的东南，其背后也还有“大东南”，即太平洋诸岛和东南亚。

        《禹贡》一书中除“九州”概念之外，还有“五服”，表达即是“中心”的意思，换一个历史叙事更常见的说法即“华夏与四夷”，涉及的就是民族、族群。谈到这个问题，李零教授说，他印象深刻的是李济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在其研究中，李济先生并没有用“我族”、“他族”的说法，采用的却是“我族”与“你族”的说法。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尤其重要的一个地理意象——长城，它的存在是否就区别了华夏与夷狄，它是否就是“中国”的边界？其实不然。李零教授以为长城内外可以是同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治“四夷”还是“四夷”治“中国”，不会有人同意闹独立。“五族共和”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的发明。有几例可以证明：

        北京居庸关元代建筑云台过街塔门洞内的文字有六体，即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和汉。敦煌莫高窟元代六字真言碑也有六体，即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与汉。另外，元代货币上的文字有五体，即汉、八思巴、察合台、西夏。虽然，武昌首义时所采用的铁血十八星旗，象征的是九州十八省，未包括四大边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国旗——五色旗，则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今天，我们人民币上也有汉、壮、蒙、回、藏五种语言。

研究《禹贡》，从脚下走起

        讲座中，对于《禹贡》的具体内容，李零教授涉及不多，毕竟这是很难在一两个小时内叙说清楚的。不过李零教授提醒听众要特别注意《禹贡》“九州”的叙述顺序：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这是一个螺旋式的排列。

        另外，《禹贡》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经典之作，既是地理学，还是应该要注重实地考察，有考古研究背景的李零的教授同样强调这一点，讲座中还与大家分享了今年夏天他在西北的考察行迹与收获，特别是《禹贡》“雍州”中提到的地标，诸如三危山、玉门、华山等地。他建议在场听讲座的同学们，研究《禹贡》不妨就从自己的家乡开始。

        这一场讲座以下述三段话结束：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晋书•元帝纪》）

        为何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多在西北发迹？为何中原民族自称汉人？为何中国历史上西京（西面的都城）都比东京（东面的都城）早，北京（北面的都城）都比南京（南面的都城）早？或许这些历史现象都能在《禹贡》中找出些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