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主联姻后，当代自由主义如何再次陷入困境？

        作为一门正深刻影响并塑造着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话语体系，自由主义在今天的西方已俨然被奉为意识形态。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等基本理念不但成为公共政治论坛上不可撼动的价值标杆，在日常生活中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然而，正如“哲学”一词非常大众化，似乎人人都可以讲哲学、用哲学，而对其明确定义又几乎不可能一样，“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直至今日恐怕都难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表述。其原因除了人们在实践中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和误用，自由主义之基本理念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也进一步赋予了这一话语体系以内在模糊性。

        身处这一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变动中，不论是追求客观性的学术研究者，还是试图使理念现实化和制度化的自由主义实践者，都难以将其奉行的理念归宗为一，反而更可能在“自由”这个最基本的理念上变得不可调和。西方如此，中国亦然。

        自由主义之于中国，影响已逾百年，并在此百年间与中国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相结合而生成许多不同变体。这些变体事实上已融入到当下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结构之中。然而，五四以来，这一话语体系在对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结构进行影响、改变甚至是重塑的同时却也常常流于空洞和肤浅。其原因，除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对撞和冲击，缺乏对这一套话语体系之细节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是个关键问题。

        埃德蒙•福西特（Edmund Fawcett）的近著《自由主义：一个理念的生命》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对自由主义的粗线条描述，在细节上给我们呈现了这一理念在不同时期的成长史和现状。不同于对自由主义的一般述史方式，这部著作超越了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为主线的契约主义式单线条述史方式，福西特将论述重点深入到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理念内部，立足于这些自由主义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之间的内在碰撞和关联，对这套话语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传统和不同层次中的逻辑运动进行了细致的“批判”，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逐层剥离出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价值。

        理论是对人类某种实然生存状态或应然价值追求的凝练表达，而“主义”一词则在更强的意义上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纳入其中。照此逻辑，若将“主义”冠于某种学说的话，那么该学说似乎应当具有清晰的自我界定。但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恰恰非常令人迷惑。因为自由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人们尊奉的重要政治价值，启蒙以来，这一价值在现代政治观念中更是变得举足轻重。

        福西特也指出：“自由主义者的确相信自由，但非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对自由的尊奉并不能区分出自由主义者以及他们之所信。”这就是说，我们无法单凭某位思想家在其著作中表现出对自由的尊奉而断定其为自由主义者。相反，很多不容置疑的自由主义者却明确地把其他价值，比如平等置于首位。福斯特没有回避这个问题，通过他对自由主义四个松散理念的界定（这四个松散理念分别是：冲突、抗拒权力、进步和尊重），我们可以看到他澄清这一理念的努力。在他看来，尊奉自由并不必然导向自由主义，因为自由可以有很多层面，而所谓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这个理念的世俗变体，它源自对世俗和宗教两种整全性权力的天然畏惧，以及对这两种整全性权力能否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和谐”的天然怀疑。在此畏惧和怀疑的基础上，自由主义者相信良好的秩序不必诉诸整全性权力，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理性，这些分散的理性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组织模式设计出不断进步的制度，以此在陌生人中间不断建构起能够替代整全性权力的新的秩序结构。

        可以说，自由主义将自由从更高的、整全性的理念上自觉地降了下来，而这个下降后的理念则能更灵活地与其他理念融会贯通。比如，自由主义源自世俗生活中个体观念的觉醒，而个体的觉醒又赋予追求平等权利以正当性。在此背景下，民主这个老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毕竟，在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常被视为危险的制度模式，因为人们相信政治上的平等只能赋予部分“有教养”的人，福西特指出，“下降了”的自由主义从逻辑上无法忽视这一问题，在历史上（1880-1945）则通过与民主相妥协的方式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变得合法。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一妥协使“平等”和“自由”在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二战之后，自由主义的话语甚至更加偏向于平等，并试图通过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基本理念的此消彼长来在不同文化传统中，针对不同问题来在冲突中重建秩序，以新秩序来实现对人的尊重和宽容。

        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妥协”逻辑上符合自由主义的最初诉求，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正是通过这一妥协而得到化解。自由主义民主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性的价值标杆，自由主义亦通过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来实现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宽容。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自由主义将“自由”拉到世俗层面原本为了摆脱整全性权力可能带来的非自由和伪自由，但每个自由个体通过平等的民主政治却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一种自由主义式的整全性权力，亦即“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powerless,哈维尔），从而使自由主义在当代通过自身走向反面。如果说这种“无权者的权力”在当代世界是通过一种整全性的权力发挥作用，而当代自由主义仍然试图回归其原初含义来使之重获生命力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下，去除整全性权力的社会合作如何可能？理性的“个体”在当下随时随地都可能吗？一次次的金融危机，愈加明显的贫富差距下，市场是否仍然还是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平等的最佳模式？公民的互尊在当代境遇下是否还是很强的道德情感？

        可以说，自由主义当下面临的挑战之严峻，使自由主义曾经在权利、尊严和宽容问题上获得的自信再一次遭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怀疑。所有这些问题都迫使人们去追问：基于上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性格，自由主义究竟还能走多远？二战之后的自由主义者对此悖论的反思就构成这部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福西特谈到，哈耶克、波普尔甚至罗尔斯都在试图使自由主义挣脱这一颓势并使其在当代重获新生。在这一情境下，辩护（justification，一译“证成”）成为当代自由主义话语中的关键词。比如，福西特谈到，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在当下已俨然成了产业，而其实质不过是一套非常复杂的辩护理念。

        福西特没有简单地抱定某一立场对自由主义作出简单的批评或者辩护，而是从自由主义的几个基本理念的内在联系和冲突着手来阐明该理念的历史正当性和逻辑必然性。这几个基本理念的内在关联给自由主义的生命提供了一种使其螺旋式上升的内在动力，从1830年到1880年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基本定型，到这些基本理念在1880年到1945年遭遇危机，再到二战之后，自由主义成功地将民主纳入其中，并作为实现其理念的基本模式，最后是自由主义的现代模式如何在当代再次陷入困境。

        如果说自由主义在1880-1945年间遭遇的危机是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内在逻辑危机，那么，与民主妥协后的自由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则不仅仅是这些基本理念间的内在逻辑困境，而是这套话语及其相应组织模式缺乏对当下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解释力和应对力。如上所述，人们此时的怀疑已不仅仅是这套话语能否通过某种方式自圆其说，而是经过几个世纪，已经说得如此透彻的自由主义能否接着以惯有的模式继续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