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张培刚说“工业化”

        听说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再版，我当然要买来收藏。收到新书随手一翻，培刚先生关于工业化的定义令人眼前一亮：“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看似不起来眼，但是思来想去，这个定义真是匠心独运，妙不可言。考虑到这是培刚先生在1945年给出的定义，距今已经70年，就更加令人叹服了。

        先来看常用的定义。通常，工业化是指经济活动由农业生产为主,向工业生产为主的发展过程。这个定义的着力点是产出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和工业比重的上升。这和人们脑海里对于工业化的印象是一致的。轰鸣的机器、繁忙的流水线、排成队的工人、吐着黑烟的烟囱、城市里钢筋混凝土的桥梁马路，是人们谈到工业化时常常想到的东西。和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间的小路、大片的农田、一望无际的牧场，或者养鱼的水面。

        这个常用的定义是描述性的，无可厚非。不过，看了这个定义，人们依旧不明白工业化是如何发生的，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考虑到工业化在经济发展史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人的福利几乎可以完全归功于此，对于“所以然”的追问当然是有必要的。

        培刚先生的定义，揭示了工业化的动因在于一系列的、连续的、重要的技术进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更重要的是，这一定义的内涵与外延要广泛的多。培刚先生强调，他的定义“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早在1930年代初，培刚先生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就说过：“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仅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在培刚先生眼里，工业化并不只是工业生产比重的增加，而且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工业化的结果，不仅包括“工业化的城市”，也包括“工业化的农村”。

        各位看官，什么是“工业化的农村”？农村怎么会工业化？是不是农村办乡镇企业的意思？非也非也。

        在培刚先生眼里，工业与农业只是产品不同，城市与乡村只是生产的场所不同，这些区别都重要，但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比如说农业，是刀耕火种，是一人一犁一耕牛，还是采用现代化的机械、种子、化肥、灌溉。再比如说工业，是作坊里的手工业，还是机器化的大工业。因此，培刚先生定义的工业化的着力点，不是“产品”，而是“如何生产”。通常意义上的“工业品”可以工业化，“农产品”也可以工业化，只要采用现代的工业化的生产技术。

        按照培刚先生的定义，农业是一种“工业”，而不是对立于“工业”。这一区别听起来有咬文嚼字、吹毛求疵的嫌疑，但是背后的政策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倘若把工业化理解为工业生产比重的上升，那么很容易导致片面强调采矿、加工制造等行业，甚至牺牲农业的政策取向。事实上，这种倾向在历史上曾经大行其道，包括在二战以后的西方，也包括在解放以后的我国，其教训是很值得深思的。怪不得张五常曾说：“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 学问之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怎可不精益求精。

        从培刚先生的角度出发，很多事情会豁然开朗。比如，工业化是如何发生的？无他，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改变了工场手工业，也改变了农业。因此，理解工业化，推动工业化进程，重点都在于理解技术进步上。这一点，其实是理解所有经济增长的基础。罗伯特•索罗1956年的文章，不过是把这一想法模型化了，却已经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奠基文章了。

        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受到同一个技术进步过程的驱动，二者的发展都是技术进步的表象。在培刚先生的视角里，工业化的重点并不在“工业”，而在“化”，实质是用先进的技术改造传统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的上升和农业产出比重的下降？其实很简单，这是人们的需求决定的。收入增长之后，人们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得慢，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增长得快，于是工业品在产出中的比重就上升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富人再有钱，一天也只能吃三顿饭。可是一个贵妇的鞋子，就可以装满一间屋子。

        有意思的是，对于“工业化”概念的重要性，不同作者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在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的底稿里，把“工业”和“农业作为一种工业”两个概念放在论文的开头仔细探讨，可见对于基础概念的重视。但是，大名鼎鼎的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在1946年仔细阅读了培刚先生《农业与工业化》的底稿之后，建议把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讨论移到后面，因为“理论性太强了，一般读者一开头阅读起来就会感到困难而不易理解”，这是为何后来的版本中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讨论作为两则附录出现在书的末尾。

        然而，另一位行家，培刚先生的校友杨联陛教授，在1981年重逢张培刚时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探讨“很重要，很新颖，很有现实意义”，“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算是个创见”。只是“将这个重要问题作为附录，放在书的最后部分，未免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

        杨联陛先生的评价何其中肯。培刚先生的工业化概念，包含了了对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深刻洞见，领先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几十年之多。倘若得到足够重视，后面的所有的增长理论，都不过是培刚先生这一工业化概念的注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