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作坊、大民生：乡村小微工业如何打破发展瓶颈（一）

制造业内迁，对于提升内地农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城镇化水平，乃至增加国家竞争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化依然是提升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但是对于留守在乡村的少数人，制造业内迁对于提升其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沿海企业向东南亚转移工厂的趋势明显，虽然有部分企业向内地转移，但在广大内陆地区，并没有出现上世纪80年代在东部沿海乡村，普遍兴办制造业企业的景象。内地交通设施已比较完善，有返乡的熟练劳动力，招工比较稳定，也有不少闲置撂荒的土地，综合要素成本不高，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的小微制造业企业？为什么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的实际需要这么困难？

一、农民返乡面临就业难题

乡村小微工业难，并非因为内地缺少劳动人口供应。如表1及图1所示，2010-2020年，在本乡镇外从事非农就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但是年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下降了2.7%。2021年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1.7亿多人，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246万人。[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9）；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1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21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4月30日。]

外出务工人数的减少，并没有带来本地农民工务工人数的增加。如表1及图2所示，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从2010年的8888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11601万人，增长幅度达30.5%。但是，本地农民工的年增长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从2011年的5.93%降低到2020年的-0.44%。[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9）；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4月30日。] 2020年，在外出务工人数减少的同时，在本乡镇务工的农民工人数不但没有增加，竟然比2019年也有所下降。外出与本地务工人数和增长率都有所下降，是否说明农村已没有多少闲置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

务工人口增长缓慢乃至减少，并非因为多数返乡农民有事可做，恰恰相反，不少农村劳力闲置，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据笔者在四川某农业乡镇调查，大部分农村的中青年外出务工，但是返乡人口逐年增多。该镇3.1万人，依各村情况不同，返乡人口大约在务工人口的5-10%之间，估算下来约有上千人，大部分返乡者没有打工。

注：本地农民工人数是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人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201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4月30日。

（一）收入提升后，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关照是返乡的主要原因

伴随外出打工收入的提升，家中一人在外务工的收入得以支持全家生计，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返乡意愿增强。返乡者中，以四五十岁的妇女居多，老公长期在外打工。这个年龄段的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担心六七十岁的老人独自在家，摔倒了无人照看；孩子、孙辈上学读书，老人无力督促学习，小孩玩乐会耽误学业。

外出打工的工资虽高，但城市房价高，不足以支持举家迁徙至打工地定居。一方面是外出打工的高收入，另一方面是照看老人和小孩的现实需要。权衡之下，夫妻中的一人在外务工，另一人放弃打工收入、返乡照看，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

（二）返乡生活创造不了太多享受性收入

返乡的生活并不轻松。乡村有田园风光，也可以陪伴子女与老人，但是创造的“享受性收入”，仅够补偿打工收入的损失。农村妇女要洗衣做饭、照顾孩子读书。常见的现象是，农村居民一早骑着电动车，送孩子到镇上的小学初中上课，傍晚放学时接孩子回家，晚上监督孩子功课。老人早出晚归，种地养猪。近年来对农村养殖管的越来越严，仅靠种地，没有太多结余收入。

（三）资产使用状况决定收入来源

依照经济学家费雪的观点，收入来自于资产。什么样的资产结构、产权是否清楚、利用是否充分、资产可否转让、市场规模大小，皆会影响收入的流量与结构。

例如，北京城里的老年人将房屋出租，搬进养老公寓，以房租养老，在支付公寓花费后，每年还有几万元的结余收入。老人缺乏劳力资产，但是拥有住房资产，房屋的租金所得是主要收入来源。房屋产权是否清楚，以及外地年轻人对住房市场的需求大小，对老人的收入有较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大部分乡村居民的资产，是土地、住房、劳力，加上务农与务工的知识。年轻乡村居民外出打工，农村的土地与住房缺少市场需求，创造不了多少收入。近些年非粮化、对养猪的限制，务农的收入微薄，致使务农的知识资产贬值。为农民创造收入的资产，主要是劳力，加上在沿海打工积累的技能知识。熟手的工资要高于无技术的工人。

加入小微加工企业，与城市或发达地区建立联系，是其劳力与知识资产获得收入的前提。笔者访问的一家箱包厂，生产出口至日本的手提袋；制衣厂，加工的服装卖到广东；酒盒厂，供应当地的酒厂。通过企业与外界保持着经济联系，加入全国乃至全世界更广阔的经济循环，是农村打工者获得高于务农收入的前提。

因此，农村居民的收入，取决于是否充分地利用了劳力与知识资产。是否在打工；是在大城市、县城、还是在乡镇打工；产品是卖到本地、全国还是出口；是做技术工种还是普通工种；一年有多少时间可以工作，晚上是否加班？

（四）打工积累的知识资产面临贬值的风险

失业的本质，是资产缺少市场用途。返乡即失业，劳力与知识资产缺乏用途，致使资产贬值，收入下降。大人送孩子上学后，白天在镇上无事做，聚在麻将馆打麻将。麻将馆遍布乡镇，白天总是满满当当的。返乡的农村妇女，在家无事做，或者在作坊的工种与在外打工时不匹配，收入大幅下降，知识资产大幅贬值。

二、乡村小微工业解决农民就业难题

（一）返乡老板带回就业机会

与农民工一同返乡的，还有在外创业有成的老板。这些老板年轻时外出务工，其后开厂做生意，积累了技术、管理经验及市场人脉。同样因为“上有老、下有小”，选择返乡创业。内地交通的完善带来物流成本大幅下降，返乡招工比较稳定，且多数是有经验的熟手，也是返乡创业的原因。

返乡创业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以笔者调研的四川某乡镇为例，户籍人口3.1万人，多数中青年劳力外出务工。场镇上有4家制衣厂、1家箱包厂、1家纸箱厂。其中，箱包厂生产手提袋，出口至日本，租用1000平米大小的地下停车场，摆放几十台缝纫机，雇佣五六十人。4家制衣作坊，接受广东等沿海地区的订单，在网上开店，租用紧邻乡镇农村居民的住房，占地约五六十平米，雇佣二三十人。纸箱厂，给当地酒厂生产酒盒，租用了2000平米的场地，目前只利用了一小部分，雇佣二三十人，农忙后可以雇佣八十多人。总计下来，这几家企业解决了200多人的就业。在沿海制衣的工资大约是四五千元，在四川内地乡镇仅两三千元，但是对于在乡镇上等孩子放学的妇女，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二）在乡镇建厂便于接送孩子上下学

乡村产业，是放在村里更好，还是放在乡镇更好？调研中了解到，小微作坊开在乡镇，主要的好处，一是为送孩子上学后白天在乡镇闲置的妇女提供场所和机器设备，二是对不熟练的工人提供咨询指导。

在乡镇办厂，要比开在村里，对打工者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乡村妇女早上8点前送孩子上学，晚上6点多接孩子回家。白天待在镇里，在工厂做工，接送孩子较为便利。如果把工厂开到乡村，要骑电动车返回村里，晚上再去镇里接孩子，反而较为麻烦。离学校较近的作坊，招工也更为容易。

（三）计件工资灵活，但工人效率低

这几家企业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大部分技术工人可以拿到两三千元，无技术的普通工人可以拿到一千多元。计件工资有较大的弹性，如果晚上加班可以拿到五六千元。农忙时节，要下地插秧或收割，或家里有婚丧嫁娶，也可以不来做工，少赚点钱。

在家附近工作具有灵活性，但也导致返乡企业的管理成本较高。老板与员工没有签订正式的务工合同，员工有较灵活的流动性，今天在作坊里打工，明天就可能外出务工。老板与员工是本乡人，遇到员工婚丧嫁娶，或农忙时节请假，知其有事，不好拒绝。返乡企业招工容易、工资低，但是相比于在沿海办厂，工人的生产效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

（四）小微作坊是服务的载体，而不是具有管理协调职能的企业

小微作坊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反映出，小微作坊是为乡村居民从事加工生产提供服务的载体，而不是具有较多管理协调职能的企业。这种组织形式适合乡村居民分散居住、照看老人孩子、乡村礼俗事务多、季节性务农、外出打工意愿较强的特点。对于小微作坊，应该采用不同于沿海制造业企业的监管政策，过度监管会提高其管理成本，减少老板的收入和乡村居民的就业意愿。

三、小微作坊找不到土地与厂房

多数小微加工作坊租用底商及农民住房，但是企业主普遍反映希望能有块地，不需要太大，几亩地，盖一个像模像样的厂房。租用厂房的产权不稳定，五年租期终止后，存在房东不续约的风险。企业主表示，如果能在乡镇附近获得40年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己可以出钱建厂房，工厂还可以扩大招更多的工人。现有的二三十万一亩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各地开展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乡村振兴，更多地是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康养项目，并没有多少土地用于在乡村建设小微制造业厂房。旅游与康养项目形象好、少污染，容易获得资金和政策支持。但是，不是每个乡村都有旅游资源，而多数旅游项目不在场镇上，能解决多少接送孩子的闲置乡村劳动力，是个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

在乡村建制造业厂房，只是将曾经在沿海成功的发展模式搬到内地。返乡的小微作坊有现成的订单、成熟的管理经验，不需要太多基础设施投资，也没有什么污染，而返乡的农村居民具有劳力和知识资产，也有打工就业的需要。企业与乡村居民都有需要，为什么在乡村建厂房那么难？

（作者路乾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中国土地制度与城市化、经济史等，著有专著《美国银行业开放史：从权利限制到权利开放》，论文《城市的合约性质——民营城市蛟龙港》、《土地财政是伟大的制度创新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