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0︱宋元明清考古：城市考古推进，墓志材料涌现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作为历史考古学最晚近的一段，宋辽金元明清考古，因涵盖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以及西夏、于阗、回鹘、大理、西辽、黑汗王朝、古格王朝，加之海上对外贸易的兴盛，蒙元帝国的建立，故这一时期的中国考古具有全国意义、世界意义与国际意义。2020年辽金元明清考古发展迅速，依然延续2019年的势头，在城市、墓葬、手工业等方面取得不少重要发现。于此，重温2020年宋辽金元明清考古所取得的重要学术发现与研究成果，感受考古人在此特殊年份下不懈奋斗的足迹与闪耀的智慧火花。

都城与地方城市考古

都城与地方城市考古，无论是有计划开展的主动性发掘，还是配合基本建设展开的抢救性发掘，近年来的发掘工作充分体现了考古人在城市考古发掘中的精心规划、精耕细作与精益求精。

辽上京西山坡遗址是辽上京皇城内一处规模宏大的寺院遗址，位于皇城西部地势较高处。寺院遗址由多组东向院落组成，地表遗迹保存较好。佛寺的核心建筑位于西山坡制高点，由以佛塔为中心的北院和以佛殿为中心的南院组成，两侧还有附属院落。2012年辽上京考古队曾对位于北院西部的三座塔基进行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2020年为了进一步了解寺院的整体布局和时代沿革，对南院轴线上的依次排列的一号建筑基址（门殿址）、二号建筑基址（前殿址）和三号建筑基址（后殿址）进行局部发掘，并对南院的南北两廊进行探沟试掘。发掘表明西山坡南院，在辽金两代、多次营建，是以佛殿为中心的院落。从东至西，依次有山门、中殿和后殿，两侧有廊庑围合。（《中国文物报》2021年2月19日）

 辽上京及西山坡佛寺遗址

二号建筑基址发掘后全景（北-南）

二号建筑基址局部

隋唐洛阳城宫城玄武门遗址在2020年度的发掘中，除重点关照隋唐遗迹之外，对叠压在唐代玄武门及两侧城墙遗迹之上的北宋时期的建筑基址、水渠、花坑等遗迹也进行了仔细清理。

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宋代遗迹分布图

宋代水渠遗迹

隋唐洛阳城宫城玄武门遗址上的宋代花坑

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先后于2003年、2004年、2007年对扬州宋大城北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北水门、主城门、瓮城、露道和铺砖地面等遗迹，2020年再次对宋大城北门遗址外的城防设施、唐代官河、宋代河道进行清理，共揭露宋至明清道路3处、南宋夯土包砖城墙1处、明清时期砌砖墙体1处。

扬州宋大城北门遗址夯土砌砖墙体

2020年泉州南外宗正司的发掘主要围绕2019年度的考古区域扩展，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建筑基础及技术，明确水池的东、南岸线与相关建筑基址及池内建筑基址台基2的边界问题。2020年泉州的另一重要发现当是泉州市舶司遗址的发掘，揭露出石墩、石墙、基槽等建筑基址，证明此处有精心规划与建设的大型高等级建筑群或院落，建筑基址所处的层位关系、地理位置、建筑规模、修建方式等，尤其是墙体发现的“（监）造市舶亭蒲（寿）（庚）”的文字砖，都将此处院落的性质指向了宋元泉州市舶司。因泉州南外宗正司与市舶司遗址的发掘，引发学者对两宋宗正司、市舶司、泉州城出土宋元陶瓷器与墨书瓷器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详见《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论文集》）。

泉州南外市舶司遗址

河北大名府故城遗址经过2019年底-2020年考古勘探，基本确定大名府故城遗址外城东南部城墙、护城河的边界与走向，遗址内部主要河流的走向。结合五礼记碑，推测勘探的南北贯穿故城遗址的主要道路为城市中轴。宫城除展仪门、正南门外，其余四门基本可以确定。外城除基本确定正南门南河门位置外，其余城门、水关皆被与之名称相呼应的现代村落所叠压。正门城市布局与北宋东京城较为相似，属于三重环套，平面呈“回”字形，宫城位于内城中心位置。作为晚唐五代时的魏博重镇与北宋王朝的“北京”，加之特殊的废弃原因，河北大名府故城遗址的进一步考古发掘十分值得期待。

为进一步解决鄚州城的历史沿革，鄚州城与古州城两座毗邻城址的性质与年代早晚，在2019年对鄚州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2020年雄安考古队又对古州城遗址开展考古工作，重点对“外城”东南角城墙、护城河与城墙内外道路进行局部考古发掘，结合勘探结果，基本确认古州城遗址为“内城”、“外城”双重城址结构，均发现城墙、护城河及城墙内外道路等，推测“内城”可能为汉唐时期鄚州县（州）城，“外城”可能为唐末五代修筑。

古州城遗址

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发掘（东南-西北）

古州城发掘区内的早期水井遗存（北-南）

为配合金中都城墙保护和展示工作，2019至202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西城墙、南城墙及周边开展了两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完整揭露金中都外城护城河、城墙、马面、顺城街道路等外城城墙体系，初步了解遗迹的形制结构和营建方式。配合北京地铁14号线丽泽商务区站建设发掘的城内西南隅十字街道路，也为探索金中都城门位置提供了重要依据。

河北崇礼四台嘴乡砖瓦沟遗址，是太子城与崇礼区之间唯一一处规模大、遗存丰富、保存较好的窑址，出土的文字砖（如“内”、“宫”、“官”）、瓦、凤鸟、兽头等建筑构件，其类型、尺寸，与太子城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个别建筑构件似有“修内司”刻字，同类刻字建筑构件在2019年太子城的考古发掘中已见。故发掘者推测四台嘴乡砖瓦沟遗址为金代中后期皇家行宫太子城遗址附属遗存，是为建造太子城遗址而设立的临时性官营砖瓦窑厂。

江西宜春中心城区高士南路东西两侧的古城区遗址，2020年6月基建施工发现，同年11月抢救性发掘，推定当是修筑于晚唐五代时的袁州府外城南墙。

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自2013至2020年持续开展进行考古发掘工作，2020年集中对东区建筑群及周边小型房址进行清理，推定磨盘村山城晚晚期遗存属于金末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磨盘村山城为东夏国南京城故址。

新疆吐鲁番市葡萄乡禾乃木加依村安乐古城遗址（又名英沙故城）。作为明代吐鲁番地方王国的首府，安乐古城自车师前国时期一直沿用到明代，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状，东西残长200余米。城墙经历代修补，上部断续并有土坯补建。城墙上未见墩台、马面等。城门仅存南门，位于南墙中段，采用瓮城方式，在城门外设曲尺形护墙。城内建筑基址大都为半地穴式。几乎每座院落或住房内都有储藏物品的窖穴和水井。城南散布有炉渣。城东北有古墓群，墓葬多为斜坡土洞式，洞口曾出土麴氏高昌时期的陶罐。城址规模仅次于高昌和交河两座古城，从残存的城墙、居址中依然可见与高昌、交河故城相同的夯筑方式及结构形态。城内居址的布局反映出显著的军事防御特点。（《中国文物报》2020年1月10日）

墓葬与墓志新材料

2020年宋辽金元明清墓葬考古有较为重要的发现，如北宋孟氏家族墓等。同时学者在墓葬的保护与发掘中，也越来越重视对墓葬附属设施、墓园结构布局的研究，如明楚愍王朱显榕茔园的清理，太原东山明代晋端王葬及其陵园遗址的发掘。

2020年6-10月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发掘的5座北宋晚期孟氏家族墓葬，是近年关中地区继蓝田吕氏家族墓葬发现以来，宋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墓地出土的墓志系采用唐代石葬具改刻，墓主均未超过30岁，此家族墓地或是专为早亡之人迁葬所设。墓葬出土了近60余件精美的耀州窑青釉瓷，部分青瓷多仿古器型。（《中国文物报》2020年12月4日）

安徽省长丰县埠里宋代家族墓地2019年-2020年发掘，实际发掘墓葬16座。邯郸市涉县马步村乾隆年间家族墓群，墓主可能是清代康杰家族成员。

湖北武汉明楚愍王朱显榕茔园外城垣及其以外区域约2万平方米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以及清理发掘工作，基本厘清了愍园的陵园结构布局。（《中国文物报》2020年10月16日）

明楚愍王朱显榕茔园

除上述墓葬之外，一批重要墓志也得以披露。山东淄博高清县博物馆藏元初湖南道宣慰使富珪墓志，对考证富珪之家世、蒙元灭宋的襄阳之战与李璮旧部之关系均有重要研究价值。（《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12日）

《贞珉千秋：散佚辽宋金元墓志辑录》一书收录近年散佚的103件辽宋金元墓志，部分未曾著录发表，学术价值不可低估，如大定四年（1164）刘正墓志、泰和三年（1203）王琳墓志、元中统四年（1263）谢坚墓志、至元三十一年（1294）陈廙墓道表等，以上墓志对研究金至元代的军事史极具重要价值，另外此书收录了晋东南出土的一批金代墓志，考虑到晋东南地区近年来未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唐代墓志，可知晋东南文物安全形势同全国一样，依然十分严峻，值得重点关注。

手工业考古

2020年宋辽金元明清手工业考古，以瓷器考古为大宗，同时此年度冶铁遗址有着较为重要的发现。

辽上京西山坡佛寺遗址东侧辽代官窑的发掘，确认“辽上京窑”准确位置，纠正了1958年以来学界的误识，出土的高温碱钙釉瓷片，填补了陶瓷考古的空白，为建立辽上京地区乃至辽代的瓷器编年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辽代官窑Y2、Y3发掘后的全景（南-北）

2019年正式开展工作的福建安溪清洋下草埔冶铁遗址，是目前国内首个考古发掘的宋元时期块炼铁冶炼遗址，其年代与地理位置与历史文献所载宋代泉州“青阳铁场”相符，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块炼铁冶炼的具体步骤及相关遗存特征，探寻宋元时期福建乃至长江以南地区冶铁业的技术特点和组织结构。

浙江黄岩沙埠窑址群中，2019-2020年业已发掘的竹家岭窑址、凤凰山窑址，揭露出规模庞大的龙窑窑炉，其中又以竹家岭窑址窑炉遗迹保存最为完好、结构最为清晰。两处窑址出土的瓷器和窑具标本，基本构建起沙埠青瓷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的年代序列。窑址内出土的青瓷类产品可归为越窑系，但部分酱釉瓷器、装饰技法、装饰纹样似与定窑、龙泉窑、耀州窑存在技术交流。

福建德化三班镇尾林、内坂宋元明清窑址，共揭露5座窑炉遗迹，相对完整地揭示德化窑从宋元时期的龙窑至明清时期的横室阶级窑的发展演变过程。

云南红河建水窑遗址，作为云南已知古窑址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保存丰富且比较完整的古窑址，以2020年首次发掘湖广窑、洪家窑两处地点为开始，共揭露明清龙窑窑炉3座，清理灰坑7处、灰沟4条、匣钵墙2条，共出土瓷片及窑具标本30多万片，可复原瓷器3000余件。窑厂在明代早期创烧，与龙泉窑、景德镇窑联系密切。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江口沉银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出水文物1万余件，最重要的是在国内首次发现了世子金宝实物“蜀世子宝”。

黑龙江大庆辽金九间遗址，作为国家文物局在大庆地区的首个主动发掘项目，也是大庆地区发掘的首个辽金遗址，其性质似为手工业加工作坊。

黑龙江大庆辽金九间遗址

九间遗址出土骨制品

2020年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重启考古发掘，重点清理了大坑遗迹（T105H9）。大坑遗迹是在大炮台山北侧山麓基岩上人工开凿出的一竖井式圆形坑，在2010-2012年的四期考古发掘中，仅完成了部分清理。鉴于大坑遗迹规模较大，堆积丰富，且出土大量遗物，故在2020年秋季再次进行发掘，将其西半部清理至底。据发掘了解，大坑底部高低不平，大致呈南北两侧略高、中间略低趋势，北侧尚存相对完整的花岗岩巨石，南侧岩石经过相对精细地处理，略呈台阶状，坑底最深处距开口约9.79米。坑内出土大量陶瓦、滴水、青砖等建筑构件和釉陶、青花瓷等生活用器残片，部分青花瓷底部带有宣德、天启等年款。

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H9平面图

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H9出土器物标本

“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如果将这一诗句中的“宦游”改为“考古”，用在考古从业者身上也极为合适。2020年宋元明考古工作并未因疫情的阻碍而暂停脚步，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不少重要发现与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