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志｜中国人口失踪问题与对策

1979年5月25日，美国纽约州一名叫Etan Patz的男孩在上学途中失踪，这个案件迅速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Etan的照片被贴到了每家每户都能看到的牛奶瓶上，事件最终演变为全国性运动。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5月25日为“国家失踪儿童日”，并开始在全国范围组织部门应对儿童失踪问题。随后，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等地纷纷效仿，也宣布这一天为“失踪儿童日”，于是这一天逐渐变成“国际失踪儿童日”（International Missing Children's Day）活动。世界各国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以提高公众对儿童失踪问题的重视和关注，以及加强对此类事件的防范行动。

人口失踪不仅给家庭带来重大创伤，也严重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笔者所带领的西北大学“人地关系与空间安全”科研团队长期关注失踪、拐卖、抱养、遗弃等形式的非正常人口迁移问题。近期，笔者在《地理学报》2021年第2期发表了《中国失踪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一文，对近年来中国人口失踪问题作了系统化的定量分析。

这项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张永将先生创立的“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我们从平台获取了2015-2019年间的失踪人口数据1330条，人口失踪时的年龄覆盖0~85岁。该平台虽然取名和定位于“儿童失踪预警平台”，但实际上是面向全社会对整个失踪人口群体进行登记和预警。研究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及其形成机制。

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男性多于女性

中国人口失踪的高发年龄由高到低依次为8~16岁、2~7岁、0~1岁和60~65岁，失踪人数男性多于女性。失踪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无意识失踪、主动失踪和被动失踪；失踪亚类由高到低依次为离家出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联系中断与家庭不和，且对应的高发年龄分别为7~17岁、3~15岁、2~9岁、60~85岁、13~40岁和18~59岁。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的性别年龄分布

2015—2019年中国不同失踪亚类人口的年龄分布

在时间上，失踪人口的年变化总体呈“驼峰”状，并以2017年为轴线于两侧对称分布，性别和年龄变化与总趋势一致；月变化以3-7月为高发月份，8月至次年2月为低发月份；日变化中呈现“月初波动低发，月中稳定低发，月末波动高发”态势。

在空间上，失踪人口在省域上以“低—高”和“高—低”集聚为主，广东、浙江和四川是人口失踪的高发省份，新疆、辽宁、天津和吉林是人口失踪的低发省份。不同的失踪亚类在省域分布中存在显著差异，广东是各失踪亚类的高发省份。家中、村子里、小区附近、街道里巷、学校附近和家附近是人口失踪的高发微观空间。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不同失踪亚类的空间分布格局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不同失踪亚类的微观地点分布

在人口失踪后找回占比与流动路径上，找回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离家出走、走失、被拐卖、身患疾病、联系中断和家庭不和。失踪人口在失踪后滞留在省内的几率大于流向省外。省内流动以广东、四川、河南和江苏为最，跨省流动以“安徽—江苏”和“广西—广东”为主要路径，不同失踪亚类的流动路径也存在差异。

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不同失踪亚类的流动路径

失踪人口空间分异明显：省内流动远高于跨省流动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广东、浙江和四川是人口失踪的高发省份，新疆、辽宁、天津和吉林是人口失踪的低发省份，存在这样的区域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口分布的现状格局，中国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所以失踪人口在空间上与总体人口分布格局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广东、四川这些省份，都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人口基数大，失踪人口相对较多。

第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影响，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发展失序、生活节奏紧张、人口流动频繁，就有可能产生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中断，或者造成部分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等因疏于照料而失踪或被拐。

第三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有的地区宗族文化盛行，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强烈，从而衍生出了庞大的收买儿童市场，这样就会导致一部分儿童因为被拐卖而失踪，这从我们一直在开展的拐卖儿童犯罪研究中也能得到印证。同时，有的地区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尤其是女性更加独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口因家庭不和而失踪的风险。

我们也分析了失踪人口在失踪后的流动路径，发现省内流动远远高于跨省。这个结论从人们的生活现状中可见一斑。对于拐卖这种类型，在近几年，公安部门的打拐方式愈渐成熟，打拐力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所以人口在被拐卖以后找回比较及时，人贩子还未进行跨省拐卖就已被抓获，致使拐卖行为中止。由于家庭不和失踪的人口，他们的目的只是远离家庭成员，由于在本地生活的时间较长，生活方式、习惯等都已成型，所以在省内流动的居多。对于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来说，他们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成熟的生存技能，一般走不出省就被找到或者自己求助省内熟人。对于走失的失踪人口，大多是无意识的偏离原有生活空间或熟人，而到一个陌生的空间，这种偏离本身空间距离较小，且发生时间较短。因此，综合以上几点，近年来失踪人口省内流动高于跨省流动。

中国失踪人口的形成机制：强弱连接理论

人口失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人口失踪是指人由于特定原因，主动、被动或无意识地消除自我信息、破坏关联载体信息记录和重现功能，进而隔绝与“熟悉”社会联系的一种存在状态。人生活在社会网络中，失踪意味着与原有的社会联系发生较长的中断，因此我们提出，中国的人口失踪可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强弱连接理论”来解释，由于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发生变化，甚至社会网络关系的断裂，导致人在社会网络的联系由熟人社会的“强关系”变为陌生的“弱关系”，从而使人处于“失踪”的状态。

中国失踪人口的形成机制

中国人口失踪防控治理对策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人口失踪的主要群体是低龄儿童（小学生以及以下）、青少年（初高中生）和老年人。低龄儿童失踪以被拐卖和走失为主，由于他们年龄小没有形成完整的自主辨识能力和记忆系统，很容易轻信他人而被拐卖；同时，如果家庭和学校的监护比较薄弱的话，易发生无意识失踪，也就是走失。青少年失踪主要是离家出走，他们的年龄正处于成长发育期，正好面临心理成长的困难期与危险期，如果家庭、学校与社会给予过大压力，很有可能迫使他们选择逃避压力而离家出走。对于老年人来说，因患阿尔兹海默症或其他疾病而失踪的较多。所以说，人口失踪，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失踪了一个成员这么简单，它其实也暴露了很多社会问题。

家庭和学校是预防青少年失踪的关键。首先要区分和协同家庭和学校对于孩子的监管职责和范围，做到精准预防；家庭要对孩子多一点关爱和沟通，不要给孩子太多压力，重压之下必有反弹。现在青少年离家出走、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说明其心理健康问题是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所以要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学校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引导；同时多跟家庭沟通协同，及时跟进化解孩子的问题，进而预防青少年失踪。同样，对于老年人，家庭成员除了注重日常照料外，要有预防其外出后失联失踪的应对办法，如给老人佩戴定位器，订制亲人联系方式卡牌等；社区也要加强出入监管守望，以减少老年人的失踪。

通常情况，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失踪超过24小时才能立案，这个时间长度可能会加大某些失踪人口遭受侵害的风险及其找回难度。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制定更为精细化的人口失踪立案标准，运用更为智慧化的研判技术和侦察手段，根据失踪原因、风险程度等实施不同的失踪防控预案。同时，建议采取立体化防控策略来减少失踪人口数量和缩短失踪人口找回时间，联合相关部门、社会和家庭多元主体，从时间、空间和社交网络等多维度进行防控和治理。今年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人口失踪问题的高度重视，例如公安部已经部署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各地公安机关全力缉捕违法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解救失踪被拐儿童。

人口失踪也受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由于社会环境管制的低效性和冷僻性，以及社会环境利用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使得当时的环境秩序混乱、人的视线受阻和空间监视力削弱，以及处于社会客观环境中的人社会责任感丧失，这种环境刺激了被动失踪的发生；同时，混乱的秩序和视线的阻挡加剧了人走失的风险。所以在社会客观环境的营造方面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也就是在环境设计、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时要将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当前对于寻找大多数失踪人口最有效的还是监控追踪，公安部门借助“天网监控系统”的全面布控，消除监控死角和盲区，提升空间监视能力。此外，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预防失踪认知，提高区域防范能力。

上个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综合治理、预防为主、打防结合”工作方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工作格局。笔者认为反对拐卖人口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实施路径，对应对人口失踪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本文作者李钢系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