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授驳“大饥荒饿死三千万”：虚报漏报导致人口异常减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1959年至1961年）饿死多少人，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存在交锋。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因写了《墓碑》一书而名扬海外，该书得出结论：三年期间饿死3600万人。

        2014年7月5日到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国际研讨会，江苏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孙经先与杨继绳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对话。孙经先指出，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导致1960年到1964年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孙经先提出，三年中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

        事后，杨继绳在公开声明中称：“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

        杨继绳退出辩论以后，历史学者洪振快在《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发表了《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支持“饿死三千万”的观点。

        12月5日，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文驳斥该观点，称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1959年前存在多报、虚报户籍现象；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一期间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以下为孙经先的全文：

        我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和杨继绳之间在报纸、刊物、网络和学术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在辩论中杨继绳理穷词尽，被迫高挂免战牌，宣布“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以一种“阿Q方式”退出了和我们的辩论。杨继绳退出辩论以后，他的同事洪振快又在《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发表了《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继续为“饿死三千万”进行徒劳的辩解。

        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1959年前存在多报、虚报户籍现象；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一期间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

        我们在研究中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系统的合理解释，击中了“饿死三千万”的要害。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声称对我们的这一研究要“揭示其论证逻辑的荒谬”。但是他实在找不出我们研究中的破绽，只好勉勉强强地拼凑了三条实在不成样子的所谓“理由”。

        他的第一条理由是：“以不可靠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信。”“在不可靠的数据上推演，无论你数学能力多么强，都得不到符合实际的结论。”

        洪振快所说的“不可靠的数据”指的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这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中的许多数据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存在着与实际人口状况不符的现象。现代数学已经提供了许多强有力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用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包括“不可靠的”）数据系统。就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而言，数学家完全可以利用各种数学思维方法加以研究，分析这一数据系统产生重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修正这一数据系统中的那些“不可靠的数据”。在这个意义上讲，数学家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处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系统，从中得到可靠的结论。如果像洪振快所说的那样，数学家要等着别人把数据“弄准确”了再来研究，那还要数学家干什么？洪振快根本不了解数学家的研究任务，不了解现代数学思维方法的强大作用，武断地认为数学家不能研究和处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系统，并把这一点作为否定我们研究的所谓理由，只能说明他在数学上的极端无知。

        洪振快的第二个理由是：孙经先“所称的‘人口异常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孙的‘新发现’，而是公安部早就注意到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异常变化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是我们的“新发现”。洪振快莫须有地把这一说法强加到我们身上，然后煞有介事地大做文章，这只能说明他已经理穷词尽，实在找不着别的理由反驳我们，只好采用这种手段来拼凑所谓的理由了。

        洪振快的第三条理由是：“‘人口异常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多报出生、少报死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在研究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完整地论证了：对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的出生、死亡及其户籍登记活动对人口异常变化不产生影响（详见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这一结论推翻了流行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死亡漏报论”（即人口异常变化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洪振快把已经被我们驳倒了的“死亡漏报论”（他又加了一个“多报出生论”）拿出来当理由。但是他根本没有对他的论点做过任何论证，也没有对我们的论证过程做出任何反驳。

        洪振快在文章中大量引述1963年11月公安部给中央、国务院报告中的内容，试图以此说明他的观点。但是恰恰是这个报告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正确观点，否定了洪振快的错误观点。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之所以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我国在1959年以前存在着严重的多报、虚报户籍现象，这些多报、虚报人口在1960—1964年被清查出来并注销户籍；另一个基本原因是我国在这一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而洪振快的基本观点是：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是由“瞒报死亡人口所致”。

        我们再来看一下洪振快所引述的公安部1963年的报告。该报告说“根据上半年统计，全国自然增加的人口为1204万，但是，总人口只增加825万，少了379万”。这一现象正好可以用我们所说的两条基本原因解释。公安部的报告在谈到造成这一减少的原因时说“主要是一些基层单位过去多报了人口”。这正好与我们所说的第一条基本原因一致。

        公安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实例，其中有黄陂县的例子：“湖北省黄陂县，1953年人口普查时，实有719000人，县长示意报为819000人，多报10万，至1960年才查出纠正”（洪振快在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例子）。黄陂县1960年清理出10万虚假人口，造成该县人口统计数据一次性异常减少10万人。但是造成这一异常减少的原因根本不是洪振快所说的“瞒报死亡人口所致”，而是1953年该县多报了10万人，这恰恰属于我们所说的第一条基本原因。这一实例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洪振快的错误观点。我们在阅读洪振快文章的这一部分内容时感觉到他不是在反驳我们，而是在帮助我们反驳他自己。

        洪振快认为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基本原因是由“瞒报死亡人口所致”，但是公安部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洪振快本人在文章中也不得不哀叹说：“公安部报告中没有提及”他所说的原因。

        我们认为从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到1958年期间，我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人口合计约750万人。洪振快说我们的这一研究成果“完全没有依据”。

        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已经明确说明：我国在1953年和1957年先后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根据这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1953年和1957年的死亡漏报率分别为17.65%和16.34%。我们正是以此为依据估算我国这一期间死亡漏报人口数量的。

        我们在撰写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文章时，由于没有查证到上述这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就利用其他方法对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进行了谨慎的估计：“我们把1954—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如果我们把这一期间死亡漏报率由12%继续向上调整（我们倾向于这样做），则1959—1961年期间的死亡率就要继续下调。”洪振快抓住这一句话中的“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就说这一数据“完全没有依据”。事实上，上述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为16%—18%，充分说明了“我们把1954—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这一说法是谨慎的、留有余地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洪振快的指责毫无道理。

        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严重夸大了这些地区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

        洪振快的文章讨论了四川省的人口变动。关于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情况存在着两组差异巨大的统计数据，见表1。

四川省1958-1962年的两组人口死亡数据(表1)。

        表中第一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二组数据取自《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这两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但是死亡人数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其差额在1959年竟然达到187.3万。要想研究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应当对上表中的这两组数据中究竟哪一组比较接近实际做出判断。

        洪振快认为第二组数据可靠，我们认为他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

        第二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该书明确指出：四川省1950—1956年“全省缺乏健全的死亡登记制度”，“死亡漏报较多”，“所以实际的死亡率可能高于统计数”。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方志馆查阅了该馆所收藏的四川省全部地、市、县的地方志，对其中近百个县(市)从1949年到1982年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终确认了四川省在1950年到1957年期间存在着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出现了数量巨大的死亡漏报人口，这说明了《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洪振快引用了这部书，但是他完全忽视了这部书中的这一关键性观点。

        1958年我国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在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四川进行了人口普查和户籍整顿。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以前死亡漏报人口的户籍就要在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得到全面清理而注销。这就是说，在四川省1958年到1961年的统计人口死亡数据(即洪振快认为可靠的那些数据)中，包括了数量巨大的在1958年之前就已经死亡，没有进行死亡登记，而在1958—1961年期间被以死亡注销了户籍的人数。由此可知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据应当进行调整。

        事实上，在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已经对四川省1954年到1962年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了调整(这中间包括上表中的第一组数据)，这一调整是正确的。

        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已经调整了四川省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数据，但是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在编写地方志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这一期间本地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就是说，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中包含着数量很大的在1958年以前已经死亡、漏报死亡登记，而在1958年以后被注销了户籍的人数。所以这样的数据(即洪振快所引用的那些数据)严重夸大了这些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洪振快以这样的数据为依据，显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如果还要坚持“饿死三千万”这个大谎言，那么他们就必须论证“杨继绳公式”的正确性。但这个公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利用“杨继绳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万人”的谎言，并以此指责我们的正确研究。

        我们在已经发表的文章(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红旗文稿》2014年第2期等)中明确指出，“杨继绳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非常荒谬的。我们下面再以一个典型实例说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洪振快认为四川省达县专区是全国18个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专区之一，大竹县隶属达县专区。据《大竹县志》第671—672页记载：该县195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水肿病，“1960年1月，县委统一抽调1337名干部，520名医务人员组成220个防治小组，投入以抢治肿干病为主治疗‘三病’（肿干病、子宫脱垂、小儿营养不良）工作。在61个公社、218个大队建立临时肿干病院，先后对52451名肿干病人进行免费治疗。”《大竹县志》在作出以上记载的同时给出了统计表，见表2。

大竹县1959-1962年水肿病治疗统计表(表2)。

        由此可以知道大竹县这一期间因水肿病死亡的人数为3130人，占1958年年均人口数(64.67万)的0.48%，即四年合计计算每207人中有1人死于水肿病。这一实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情况。

        但是如果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大竹县1959年就要饿死3.06万，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692人)的44.2倍；按照“杨继绳公式”，该县1958年到1962年合计就要饿死4.17万，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3130人)的13.3倍。“杨继绳公式”计算得到的饿死人数比实际情况扩大了十几倍(在1959年扩大了40多倍)！由此人们就可以看到“杨继绳公式”是多么的荒谬！

        我们在查证全国各个地区地方志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地方志都记载了当地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我们用“杨继绳公式”进行了对比，发现“杨继绳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比地方志记载的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洪振快就是用如此荒谬的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万人”的谎言的。另外，他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发表的《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中的那些耸人听闻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都是这样炮制的。

        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金辉等人利用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编造出了全国以及各个地区许多惊人的“饿死”（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些数字以各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流传，严重误导了社会舆论和亿万不明真相的人们。现在摆在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等人面前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而又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就是：如果他们还要坚持“饿死三千万”的谎言，那么他们就必须向全社会论证“杨继绳公式”的正确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所谓的“数学公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