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志｜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应对低生育率风险

“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形势将发生重大转折。图为2021年2月18日，兰州，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产房，新生命的诞生为农历春节带来欢乐的气氛。 人民视觉 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率变化跌宕起伏，而从1970年代以来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199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下同）总和生育率（即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跌入更替水平（2.1）以下，并持续走低（图1）。2014年和2016年起，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的相继实施使生育率有所回升，但很快，政策的效应便消退了，生育率发生更迅速的下降。

图1.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3，中国进入极低生育率时期。

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人口学因素

如果将新中国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划分为三次转变，那么1970年代是第一次转变，生育率在很短时间里由很高的水平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那是一次由生育政策主导的转变。1990年代是第二次转变，即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尽管生育政策也产生一定作用，但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率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决定低生育率的主导因素。2020年代是第三次转变，由低生育率转变为极低生育率。而如果没有实行两孩政策，第三次转变会更早到来。

我们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生育率变化进行人口学分解，发现生育率持续下降和低迷的原因是女性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

初婚年龄推迟造成年轻妇女的已婚比例下降。20-24岁妇女的已婚比例由2007年前的40%以上，下降到2015年以来的25%左右。25-29岁妇女的已婚比例由本世纪初的90%以上下降到近年来的70%。30-34岁妇女的已婚比例曾经高达99%，近年来也降到接近90%。因此，在过去二十年中，年轻妇女已婚比例下降一直在压低生育率。已婚比例下降直接减少了一孩生育率。图2显示，已婚比例的作用，除了极个别年份都是负向的影响，一直在压低生育率。

图2. 中国生育率变化的分解

另一个人口学因素已婚生育率没有表现出持续的正向或负向影响，不过图1和图2都清楚地显示，自单独两孩政策正常实施以来，已婚生育率对生育率产生大幅度提升作用，表明两孩政策的作用是显著的，只不过这一政策效应很短暂，或者说两孩政策效应暂时打断了生育率跌入极低生育率的趋势。

极低生育率在1990年代在欧洲出现并扩散。进入本世纪以来，极低生育率也出现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前期曾经徘徊于总和生育率为1.5的很低生育率。2000年代后期以来，因1980年代中后期出生高峰时的出生人群进入婚育年龄，加上生育政策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出现上升趋势。

但随着90后人群进入婚育年龄，不仅其人数大幅度下降，而且婚姻推迟更加明显，导致两孩政策效应消退后生育率出现剧烈下降。短短四年里，总和生育率由2016年的近1.8下降到2020年的1.3。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极低生育率时期。

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何以不可逆转

中国进入极低生育率意味着老龄化进一步加速，人口零负增长提前到来。

以往的各种中国人口预测多数都是估计中国人口负增长会在2027-2030年到来，但是就目前的生育率趋势看，很可能在未来三五年就会出现。中国的“十四五”时期将是人口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

“七普”数据已经显示，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超过0-14岁少儿人口数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未来，老龄化将以更快的速度推进，中国有可能经历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进程。同时，中国人口增长一经发生转折，将进入难以逆转的长期、持续、快速的负增长。“十四五”时期很可能将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进行政策和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最后的机会窗口。

中国未来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加剧生育率下降趋势的是婚姻的加速推迟，而婚姻推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不可能逆转的。

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2006-2017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6.5岁，平均初育年龄由24.3岁上升到27.3岁，都推迟了三年。而且2012年以来的推迟幅度明显大于之前年份。与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女性的初婚年龄还有很大的推迟空间（图3）。

图3. 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

近10年来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14.2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出现惊人的大幅度增长，达到3.76亿，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长69.73%。如此巨大的流动人口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显著促进生育率下降。

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更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重大力量。“七普”数据显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中国是高等教育程度人口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自1990年代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使得在过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0倍，已经超过50%。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也会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很低，两孩政策，包括全面取消任何生育限制，对年轻人群的影响都较弱。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中，多数欧美国家的生育意愿接近更替水平或以上。即使是处于极低生育率的日本和韩国，生育意愿也在更替水平以上。而中国的生育意愿却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成为世界上生育意愿最低的国家。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当前生育意愿为1.8，而根据我们的调查，2016年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75，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结果很接近，都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时，调查显示实际计划生育子女数更低。调查表明，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同时，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和市场环境也促使女性选择推迟结婚生育和少生孩子。

以政策和制度准备应对极低生育率风险

面对极低生育率，我们需要关注它的严重后果。即使很低生育率（1.5）与极低生育率（1.3）之间的差别仅为0.2，但在人口学后果上也有重大差别。

比如，在一个生育和死亡水平与当前中国相当的稳定人口中，如果平均生育年龄为30岁，总和生育率1.3意味着未来人口将每年按照-1.5％的速度下降，在45年的时间里总人口规模将下降一半。而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5，未来的人口增长率将上升到-1.1%，意味着人口规模将在65年时间里下降一半。如果生育率继续下降到1.0，那么稳定人口的人口年增长率将高达-2.4%，总人口规模将在30年的时间减少一半。当然，这是指稳定人口的内在增长趋势，但具有高度的警示性。

1990年代以来，尽管人们对中国已进入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时期没有争议，但对生育率到底有多低存在很大争论，因为不同的低生育水平意味着在长期上有显著不同的人口学后果。近三十年里，官方从未正式宣布过总和生育率数值。国家统计局基于“七普”结果正式宣布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不仅结束了近三十年没有官方确认的生育率水平的历史，也结束了生育率不断争论的历史，结束了需不需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争论的历史。

中国进入了极低生育率时期。“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形势将发生重大转折，我们需要利用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和各地区人口态势差异巨大这一基本面中隐藏的回旋空间，尽快做好政策和制度准备，以应对极低生育率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