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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的百科:中国人最爱读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家是列宁

澎湃讯
2014-12-08 08: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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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本著名导演寺山修司,同时也是诗人、作家,拍过《抛掉书本上街去》、《上海异人娼馆》、《死者田园祭》,被称为“怪杰”。他也影响了不少人。岩井俊二说,他在困顿时,是寺山修司的作品给了他启发和安慰;日本著名的摄影师森山大道说,他经常从寺山修司那借书看,不断地受到他的感召;著名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则说,寺山修司教会了他如何深入人心。

        寺山修司博览群书,喜欢恶趣味和冷知识,在他的代表作《幻想图书馆》里就表露无遗,头发的典故、青蛙的趣闻、男人的后宫、黑人的诅咒术、娼妓的黑暗画报……翻书党最关心的还是书,下面这篇是《关于书的百科》。

一个名为“书狂”的呆子

        什么样的人会被称为“书狂”呢?

        1842年,被称为“书狂”的迪布丁博士曾为此下了定义。

        书狂会有以下症状:

        收集大开本的书;对于裁纸刀尚未伸入的书感兴趣;想要有插图的书;想保有高质量的皮制的书;想拥有第一版的书。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不是特别爱书,只要是对书有兴趣的人,在15 世纪也会被当成一种病,甚至还会被强制送到愚人船(原指欧洲中世纪时,人们把麻风病、精神病患、醉汉,还有罪犯一起集中隔离在一艘艘大船上,永远地放逐于大海中的社会风俗。后引申为遭文明社会刻意隔离、边缘化的对象的收容所。但在德国诗人布兰特1494年的著名寓言诗《愚人船》中,卷首木刻版画中的登船者却变成一个憨实的“书呆子”:一个不愿意直接面对世界,宁愿沉浸在书中国度的人)里收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要治疗这些“书狂”,用什么方法才会有效呢?

        依当时的文献记载:

        一、去协助公共建设的施工。

        二、只读实用性的书籍。

        三、尝试书写过去大作家的传记。

        由此可知,以上的记载目的在于告诫15世纪的知识分子,以防他们变成“书虫”,闭门不出,甚至偏执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忽略了现实生活。

        迪布丁博士曾斩钉截铁地说,“书不是东西”,而是“知识交换的媒介”。

        或许博士说得对,但对于博士认为“把书当成物品收藏,把知识当成私有物品贮存”是一种病的看法,却也无法一笑带过。迪布丁博士说这话时带有一定的自我警惕意味。我自己也是这些“书狂”的其中之一。

        诗人罗伯特·贝克南(Robert Bucknan)曾这样嘲笑过“书虫”。

        鼻梁上架着眼镜

        一会儿向上推,一会儿向下滑

        老旧的上衣

        是他们的制服

        怀里的精致银表

        不论下雨天还是刮风天

        指针每分每秒咔嚓咔嚓的声音

        扫去头脑里的灰尘

        在人生快要失去乐趣时

        只要触摸放在口袋里的

        古旧书本

        让思绪驰骋

        眼前活生生的世界

        就像影子般迷蒙

        在他们眼中的现实

        变成半盲目的状态

        对他们来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昏暗

        要将他们从遥远的过去唤回现实

        必须要用希腊凋谢的押花

        放到他们的鼻前

        如此一来

        他们才会回过神来

        真实的自己才被唤回

        书中的内容是现实世界的隐喻,但书的实体却不过是“纯粹的纸堆”。

        只是这样的“纸堆”常使人疯狂,甚至打乱了人的一生。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
世界上最大的书。
不要再让书本增加了,地球都快沉了
        青少年时期,我曾认真地想过,“世界上最大的书”究竟有多大。

        据记载,1660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曾送给英王查理二世一本书,现为大英博物馆所收藏。这本书高达5英尺,宽达3英尺6英寸,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书(这本书打开后,如果不使用梯子就无法阅读)。但我曾在德州的“西半球展”中见过一本更大的书。这本书要两个人一起才能翻开,书里面一个像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我的舅舅》(Mon oncle )中的角色的男子正骑着脚踏车。

        公元前1260年,尤里马卡斯(Yurimacas)曾说:“大开本的书真的很麻烦。”尤里马卡斯应该已经预见到“书作为世界的隐喻”的特质。

        现在,图书产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其次为苏联。这两个国家拔得头筹,之后依次为西德、日本、英国、法国。

        中国连前十名都没有排进去。但最近关于书的调查越来越多,1978年2月,北京的书店公布统计结果,过去100年最常被阅读的是23年前被译介到中国的莎士比亚。

        浏览全世界的统计后,也就可以理解美国作家埃里奇·西格尔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会是畅销书了。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会成为畅销书就有些令人意外了。唐纳森还列出了“被其他国家翻译最多的作家”前20名。

        依这份资料来看,最伟大的作家为列宁,其他排序如下:马克思(德国)、儒勒·凡尔纳(法国)、布尔顿(英国)、勃列日涅夫(苏联)、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杰克·伦敦(美国)、沃尔特·迪斯尼(美国)、莎士比亚(英国)、高尔基(苏联)。

        排在后面的还有赛珍珠、乔治·桑等人,但勃列日涅夫的上榜实在让人感到讶异。托尔斯泰没有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在排名内,取而代之的竟然是勃列日涅夫,这似乎可以看作是现今苏联出版状况的特殊现象。

依唐纳森的调查,《圣经》仅次于列宁,排在第二,如果加上没有被计算在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版本,数量绝对更多。

        总之,每年都有许多书不断地发行着,但地球的纸堆却没有多到堆放不下的地步,实在不可思议。

变成书的男人也会做爱吗?

        1877年夏天,我认识的一位绅士搬到了普林斯顿街。

        翌日早晨,他在厕所中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印着哥特体(早期亦称“古黑体”,约形成、流通于14世纪以后,由修士们的手抄书体发展而成,通常用于供给长者或具有宗教虔敬气氛的读物,尤其是早期的《圣经》印刷。但由于不易阅读,在现代出版品中较为少见)的文字。

        他想知道这张纸的出处。

        于是,他仔细寻找后又发现了两三张纸。他询问这家房子的女主人,得知她的父亲喜欢搜集古物。在他死后,她发现抽屉里塞满了纸条。

        女主人想,“反正我又看不懂”,认为这些纸“我留着也没有用”,于是就把它们撕碎,当成纸抹布和厕纸来使用。

        几乎都被使用殆尽,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他将散落在房间里仅有的两三张纸片拼揍起来,发现这是威廉·卡克斯顿(英国“印刷业之父”,曾印行乔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该书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本书)印刷技艺的接班人温凯恩(Wynkyn de Worde)印制的贵重书籍。雕刻的黑色文字是木版印刷的,书则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情节的参考底本之一:英国13世纪的拉丁文小说《古罗马人传奇》(Gesta Romanorum)。

        和“书狂”相反,也有所谓的“对书一无所知”的人。对书完全不抱任何兴趣,把如此有名的著作当成厕纸,擦完屁股就丢掉的人也不在少数。

        “讨厌书”的人,呼吁人们把所有的书都烧毁。在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科幻小说《华氏451》中,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了三四倍,所有的东西都快速增加,人与人之间只能以电波作为媒介交流。在书中,连《抽烟和肺癌的关系》这类实用书,也都以“会让抽烟者感到困惑”为由被丢到焚化炉里。

        《圣经》、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格列佛游记》等则被简略为两行字的长度,收录在名为《必读社交会话大全》的一本书中,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一本藏书。

        其他的所有“书籍”则完全从城镇里消失。

        为了“抵抗烧书”,有人将喜欢的书完全背下来,成为一个“书人”。

        在那里的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而在对面的是拜伦的《海盗》。

        他们因为吃掉了书,所以官员无法将他们烧毁。

        那些“书人”集结在森林里,白天背诵着他们喜爱的书。只要有人要求,他们就能够把书中任何一节的内容毫不费力地写下来。这真是令人欣慰。

        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不工作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对他们来说,世界是“只存在于书中的回响”。

剖开冷冻鱼的肚子,里面竟然有部名著

        几年前,还是在国王执政的时代,我曾被法拉王妃邀请到伊朗,参加波斯波利斯的遗迹艺术节。

        我看到,在平缓的设拉子(Shiraz)砂丘上正建造着一栋十分美丽的建筑物。

        “那是什么?”

        当我这么问时,介绍人穆斯塔法回答:“是正在建造的王室图书馆。”

        几年后,我再度受邀,来到波斯波利斯,砂丘上应该已经完工的图书馆却完全消失了踪迹。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纳闷着询问了饭店的主任。

        “图书馆是盖好了,可是……”他吞吞吐吐地回答着,“在把书放进图书馆时,因为太重,砂丘沉了下去。你看,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点痕迹,那就是屋顶。”

        看来,书的重量似乎不只是思想的重量。

        我的房东每次来收房租时,都会跟我说:“二楼已经倾斜了,请不要再买书了。”

        我重新思考了书“存在的价值”,认为书的价值或许是为了“从死去的过去中,找出活着的现在”。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就是一本打开的书,问题在于如何来“解读”。也就是说,书并不是静态存在着的,而是在读者开始阅读行为时才“成立”的一种无以名之的状态。

        在文章接近尾声之前,再回到《书》这本书,介绍一则奇异的故事。

        1626年6月23日,剑桥的市场里送进了一条冷冻的鱼。

        一剖开鱼腹,人们发现里面有一本书。

        书已经污黑,用船员的T 恤包裹着,被黏液覆盖着。里面是约翰·弗里斯(16世纪初英国的人道主义学者,同时也是宗教改革主张者与新教徒受难者)所写的宗教论文,是他在被监禁时写的。

        被视为叛乱者的弗里斯,长期被囚禁在鄂霍次克海的鱼仓里,同志们受不了盐腌鱼的腐烂臭味而纷纷死去。

        之后,只有弗里斯被囚禁在塔里,1533 年以不愿改变宗教信仰为由,被处以火刑。

        而这本被发现的书(因为社会的状况也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后来被有声望和权势的剑桥人士印刷成书。

        这以后,人们才开始谈论16 世纪时期宗教压迫的政治内幕。这本书被命名为《鱼之声》或是《书之鱼》,现在它成了一本足以改写历史的重要名著。

《幻想图书馆》,【日】寺山修司/著 黄碧君/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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