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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的百科:中国人最爱读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家是列宁
【编者按】
日本著名导演寺山修司,同时也是诗人、作家,拍过《抛掉书本上街去》、《上海异人娼馆》、《死者田园祭》,被称为“怪杰”。他也影响了不少人。岩井俊二说,他在困顿时,是寺山修司的作品给了他启发和安慰;日本著名的摄影师森山大道说,他经常从寺山修司那借书看,不断地受到他的感召;著名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则说,寺山修司教会了他如何深入人心。
寺山修司博览群书,喜欢恶趣味和冷知识,在他的代表作《幻想图书馆》里就表露无遗,头发的典故、青蛙的趣闻、男人的后宫、黑人的诅咒术、娼妓的黑暗画报……翻书党最关心的还是书,下面这篇是《关于书的百科》。
一个名为“书狂”的呆子
什么样的人会被称为“书狂”呢?
1842年,被称为“书狂”的迪布丁博士曾为此下了定义。
书狂会有以下症状:
收集大开本的书;对于裁纸刀尚未伸入的书感兴趣;想要有插图的书;想保有高质量的皮制的书;想拥有第一版的书。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不是特别爱书,只要是对书有兴趣的人,在15 世纪也会被当成一种病,甚至还会被强制送到愚人船(原指欧洲中世纪时,人们把麻风病、精神病患、醉汉,还有罪犯一起集中隔离在一艘艘大船上,永远地放逐于大海中的社会风俗。后引申为遭文明社会刻意隔离、边缘化的对象的收容所。但在德国诗人布兰特1494年的著名寓言诗《愚人船》中,卷首木刻版画中的登船者却变成一个憨实的“书呆子”:一个不愿意直接面对世界,宁愿沉浸在书中国度的人)里收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要治疗这些“书狂”,用什么方法才会有效呢?
依当时的文献记载:
一、去协助公共建设的施工。
二、只读实用性的书籍。
三、尝试书写过去大作家的传记。
由此可知,以上的记载目的在于告诫15世纪的知识分子,以防他们变成“书虫”,闭门不出,甚至偏执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忽略了现实生活。
迪布丁博士曾斩钉截铁地说,“书不是东西”,而是“知识交换的媒介”。
或许博士说得对,但对于博士认为“把书当成物品收藏,把知识当成私有物品贮存”是一种病的看法,却也无法一笑带过。迪布丁博士说这话时带有一定的自我警惕意味。我自己也是这些“书狂”的其中之一。
诗人罗伯特·贝克南(Robert Bucknan)曾这样嘲笑过“书虫”。
鼻梁上架着眼镜
一会儿向上推,一会儿向下滑
老旧的上衣
是他们的制服
怀里的精致银表
不论下雨天还是刮风天
指针每分每秒咔嚓咔嚓的声音
扫去头脑里的灰尘
在人生快要失去乐趣时
只要触摸放在口袋里的
古旧书本
让思绪驰骋
眼前活生生的世界
就像影子般迷蒙
在他们眼中的现实
变成半盲目的状态
对他们来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昏暗
要将他们从遥远的过去唤回现实
必须要用希腊凋谢的押花
放到他们的鼻前
如此一来
他们才会回过神来
真实的自己才被唤回
书中的内容是现实世界的隐喻,但书的实体却不过是“纯粹的纸堆”。
只是这样的“纸堆”常使人疯狂,甚至打乱了人的一生。
据记载,1660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曾送给英王查理二世一本书,现为大英博物馆所收藏。这本书高达5英尺,宽达3英尺6英寸,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书(这本书打开后,如果不使用梯子就无法阅读)。但我曾在德州的“西半球展”中见过一本更大的书。这本书要两个人一起才能翻开,书里面一个像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我的舅舅》(Mon oncle )中的角色的男子正骑着脚踏车。
公元前1260年,尤里马卡斯(Yurimacas)曾说:“大开本的书真的很麻烦。”尤里马卡斯应该已经预见到“书作为世界的隐喻”的特质。
现在,图书产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其次为苏联。这两个国家拔得头筹,之后依次为西德、日本、英国、法国。
中国连前十名都没有排进去。但最近关于书的调查越来越多,1978年2月,北京的书店公布统计结果,过去100年最常被阅读的是23年前被译介到中国的莎士比亚。
浏览全世界的统计后,也就可以理解美国作家埃里奇·西格尔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会是畅销书了。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会成为畅销书就有些令人意外了。唐纳森还列出了“被其他国家翻译最多的作家”前20名。
依这份资料来看,最伟大的作家为列宁,其他排序如下:马克思(德国)、儒勒·凡尔纳(法国)、布尔顿(英国)、勃列日涅夫(苏联)、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杰克·伦敦(美国)、沃尔特·迪斯尼(美国)、莎士比亚(英国)、高尔基(苏联)。
排在后面的还有赛珍珠、乔治·桑等人,但勃列日涅夫的上榜实在让人感到讶异。托尔斯泰没有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在排名内,取而代之的竟然是勃列日涅夫,这似乎可以看作是现今苏联出版状况的特殊现象。
总之,每年都有许多书不断地发行着,但地球的纸堆却没有多到堆放不下的地步,实在不可思议。
变成书的男人也会做爱吗?
1877年夏天,我认识的一位绅士搬到了普林斯顿街。
翌日早晨,他在厕所中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印着哥特体(早期亦称“古黑体”,约形成、流通于14世纪以后,由修士们的手抄书体发展而成,通常用于供给长者或具有宗教虔敬气氛的读物,尤其是早期的《圣经》印刷。但由于不易阅读,在现代出版品中较为少见)的文字。
他想知道这张纸的出处。
于是,他仔细寻找后又发现了两三张纸。他询问这家房子的女主人,得知她的父亲喜欢搜集古物。在他死后,她发现抽屉里塞满了纸条。
女主人想,“反正我又看不懂”,认为这些纸“我留着也没有用”,于是就把它们撕碎,当成纸抹布和厕纸来使用。
几乎都被使用殆尽,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他将散落在房间里仅有的两三张纸片拼揍起来,发现这是威廉·卡克斯顿(英国“印刷业之父”,曾印行乔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该书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本书)印刷技艺的接班人温凯恩(Wynkyn de Worde)印制的贵重书籍。雕刻的黑色文字是木版印刷的,书则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情节的参考底本之一:英国13世纪的拉丁文小说《古罗马人传奇》(Gesta Romanorum)。
和“书狂”相反,也有所谓的“对书一无所知”的人。对书完全不抱任何兴趣,把如此有名的著作当成厕纸,擦完屁股就丢掉的人也不在少数。
“讨厌书”的人,呼吁人们把所有的书都烧毁。在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科幻小说《华氏451》中,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了三四倍,所有的东西都快速增加,人与人之间只能以电波作为媒介交流。在书中,连《抽烟和肺癌的关系》这类实用书,也都以“会让抽烟者感到困惑”为由被丢到焚化炉里。
《圣经》、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格列佛游记》等则被简略为两行字的长度,收录在名为《必读社交会话大全》的一本书中,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一本藏书。
其他的所有“书籍”则完全从城镇里消失。
为了“抵抗烧书”,有人将喜欢的书完全背下来,成为一个“书人”。
在那里的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而在对面的是拜伦的《海盗》。
他们因为吃掉了书,所以官员无法将他们烧毁。
那些“书人”集结在森林里,白天背诵着他们喜爱的书。只要有人要求,他们就能够把书中任何一节的内容毫不费力地写下来。这真是令人欣慰。
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不工作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对他们来说,世界是“只存在于书中的回响”。
剖开冷冻鱼的肚子,里面竟然有部名著
几年前,还是在国王执政的时代,我曾被法拉王妃邀请到伊朗,参加波斯波利斯的遗迹艺术节。
我看到,在平缓的设拉子(Shiraz)砂丘上正建造着一栋十分美丽的建筑物。
“那是什么?”
当我这么问时,介绍人穆斯塔法回答:“是正在建造的王室图书馆。”
几年后,我再度受邀,来到波斯波利斯,砂丘上应该已经完工的图书馆却完全消失了踪迹。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纳闷着询问了饭店的主任。
“图书馆是盖好了,可是……”他吞吞吐吐地回答着,“在把书放进图书馆时,因为太重,砂丘沉了下去。你看,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点痕迹,那就是屋顶。”
看来,书的重量似乎不只是思想的重量。
我的房东每次来收房租时,都会跟我说:“二楼已经倾斜了,请不要再买书了。”
我重新思考了书“存在的价值”,认为书的价值或许是为了“从死去的过去中,找出活着的现在”。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就是一本打开的书,问题在于如何来“解读”。也就是说,书并不是静态存在着的,而是在读者开始阅读行为时才“成立”的一种无以名之的状态。
在文章接近尾声之前,再回到《书》这本书,介绍一则奇异的故事。
1626年6月23日,剑桥的市场里送进了一条冷冻的鱼。
一剖开鱼腹,人们发现里面有一本书。
书已经污黑,用船员的T 恤包裹着,被黏液覆盖着。里面是约翰·弗里斯(16世纪初英国的人道主义学者,同时也是宗教改革主张者与新教徒受难者)所写的宗教论文,是他在被监禁时写的。
被视为叛乱者的弗里斯,长期被囚禁在鄂霍次克海的鱼仓里,同志们受不了盐腌鱼的腐烂臭味而纷纷死去。
之后,只有弗里斯被囚禁在塔里,1533 年以不愿改变宗教信仰为由,被处以火刑。
而这本被发现的书(因为社会的状况也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后来被有声望和权势的剑桥人士印刷成书。
这以后,人们才开始谈论16 世纪时期宗教压迫的政治内幕。这本书被命名为《鱼之声》或是《书之鱼》,现在它成了一本足以改写历史的重要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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