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对谈崔之元：金融时代的生命政治

【编者按】

        11月27日至12月1日，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1933 - ）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及国情研究院邀请，赴清华大学讲演。讲演第一场为《作为后工业化工厂的都市》，第二场为《共同性与民主》，第三场为《圆桌讨论：福柯之后，如何阅读马克思？》。

        奈格里认为，金融是如今全球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国家甚至已经失去主权，服膺于全球资本的逻辑。而崔之元认为，奈格里或许高估了金融的力量，国家实际正在做出反击。

        本文根据11月29日奈格里第二场演讲“共同体与民主”采写，未经主讲者审阅并有删节。

奈格里。

        奈格里：金融如今在生产过程占据的中心地位，金融管理与实体经济的区分不但现在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从政治理论或者实际情况来看完全是不可能的。目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立足于租赁。大工厂的老板与其把利润再投资，不如依靠地租。今天，地租或经济租能被视为资本的核心和血液，在资本流通和资本主义机器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货币成为社会生产的唯一标准，获得了一种本体论定义。它作为本质、血液、内在动力，巩固社会创造的价值并维持整个经济体系，进而确立社会的臣服关系。

        整个社会被吸纳入货币的权力和统治之中，连政治自身，包括政治家、国家领导等等，也不能回避货币的逻辑。据此，应该从这种体系内部进行反抗，直接面对经济的权力。我半开玩笑地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能否建立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在金融和货币的集权主义的支配下，我们如何组织诸众的斗争和对抗性力量？诸众像过去的工人一样，不仅仅被剥削，而且更重要的是，诸众是在社会上被剥削，因此我们要反抗剥削的社会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所有要求涨工资的斗争是合理的；资本本身仍然是一种社会关系，即劳资关系。

        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论点入手，对目前的经济危机进行分析。金融危机通过货币增加来保持资本主义秩序。我们不能不对金融机制进行最根本的批判。在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不少诠释。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诠释来自马拉泽，他否定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划分，并且指出金融化不是经济体系的偏差，也不是剩余价值与集体储蓄的寄生。金融化是资本主义最新的积累方式。于是，金融危机能被解释为资本积累的停止或者未完成的资本积累的结果。那么我们如何能走出危机？我认为社会革命是唯一的答案。唯一可能的新政（new deal）应该包括新的社会权力和共同性的创造。很明显，共同性的权力与私有产权有对立的关系。换句话说，假如说到目前为止，公共资源具有私有债务的性质，从今天起就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经济租。就是说，共同性的权利必须得到承认。也许巴迪欧、齐泽克、朗西埃等思想家认为，这些有关共同权力的改革不会帮助劳工运动。也许他们有道理，但是我们不妨试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向华尔街推荐这样的改革？

        《帝国》和《诸众》受到的最典型的批评之一，涉及我和哈特假定的从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根据我们的假定，一个外在于资本的空间是不可能的，一切都被吸纳入资本之中。这就意味着资本也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寄生。不过我们在《大同世界》中强调了，不同的吸纳机制能够并存，并且描写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从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的转变。这种转变通常出现在一个外在于资本的世界，但往往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分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纹地理中，不同的模式能够并存，这样的理论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的内容相当一致。

        我们对资本主义体系的限度都有充分的了解，限度就在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过程。金融化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吸收了所有劳动的功能；如果我们能够说金融化自身是全球共同性的畸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金融化把它吸收的劳动都转化到了这个畸变里去。因此，我们描述的 “大同世界”， 就不得不从金融化这个全球统治的形象出发并进行反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授崔之元。

        作为一位哲学教授，奈格里教授的演说可能比较抽象。我这里可以帮听众们举例来辅助理解。我觉得共同性的一个例子就是互联网。最近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失败，共和党控制着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因此接下来立法措施可能就会有改变。在此之前，民主党主张网络中立（internet neutrality），一些巨头则呼吁建立对P2P的管控机制，有可能影响到网络中立。如果共和党上台后让有关法案通过，这就意味着对共同性的剥削：本来高度综合，共同创造，但是现在被少数力量攫取。

        另外我也很赞同奈格里教授所强调的把诸众作为一个主体的观点。这里的例子就是开源软件，比如借助linux挑战微软系统的垄断。有关版权的法律问题，我想起来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前些年发布的《网络共产党宣言》（Dot-communist Manifesto），区分了copyleft（反版权）与copyright（版权），并规定了基于前者的行为准则。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公有制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继续存在？它是国家所有，而不是代表少数阶级或利益集团。您提到了有关经济租的斗争，我就想到了中国的一个例子。现在城市周边搞土地开发，土地在三通一平之后价值上升。这不是单个农民努力的结果，政府也有作用，另外很多企业被吸引、集聚，是这种共同性推动地租上升。那么这些上升的地租应该如何分配？您提到的新的对民主的定义、对共同性的运用，这些观点对西方和中国都很有意义。比如说征地的斗争，农民不该独占，这就可能涉及到了有关国家的理论。

        

        奈格里：第一，对共同性的定义。共同性包含很多方面，比如自然资源（空气、水等等），还有知识（互联网、书、教育制度普及）。这两种都属于自然层面界定的共同性。但是我们不是在自然界生活的，而是在社会里、在生产过程中生活的。共同性在这里也有着具体的表现。比如意大利两年前曾经有过一次投票，决定对水的私有化问题。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水本来是公有的，但是谁来负责管理呢？现在都是私有企业。公民说他们不要水的私有化，但是实际上水的私有化发生了。

        第二，共同性的另一个定义，这里共同性等于生产，而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层面。我们如何生产和创造共同性？共同资源当然属于自然，但是如何传递水，商品如何制造和流通，这些都涉及工业的转化和工业过程。没有工业就没有共同性。但是，今天共同性不只与工厂有关，后者不是共同性唯一的场所。整个生命变成了共同性的场所和领域。今天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生产方式，这是一个生命政治的概念。

        总的来说，共同性涉及三个层次的概念：首先是工厂，但是在很多场合下已经过时了；其次是资本，这里不仅是资本家管理的资本，而是一个抽象并且共同的东西——可以解释为萃取性资本主义（或裁决的资本主义）；再次是国家，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是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管治（governance）已经剥夺了国家的主权。

        第三，关于国家与共同性的关系。国家与共同性二者一定可以建立关系，但是国家现在完全属于金融化过程，完全被被后者吸纳，所以很难说国家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现在金融比国家重要，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可参见与哈特提出的 “帝国” 概念）。关于私有化过程，关键的问题是谁能反抗？国家完全服从金融和私有权的支配，不是反对的主体。只有人民，只有诸众，只有工人，只有底层的人才能反抗。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是关于货币的，货币现在完全不是公有的，属于私有的领域，所以它很可能包含一定的风险，而国家在很多方面是无力的。

        

        崔之元：生活方式成为生产方式，这种生命政治的概念，可借助奈格里的故事举例阐释。上世纪六十年代，纺织女工被主教要求穿裙子，不允许穿裤子。反抗剥削和压迫不仅在经济过程里出现，而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存在。这有助于理解生命政治问题。

        在金融问题上，关于金融和国家的关系，我很赞赏奈格里教授发展出新的概念，比如 “非物质生产”。但是我认为奈格里可能过度夸大金融资本的力量。几个月前，欧洲央行首次将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名义值降为负数，打击有钱人存钱和囤积，催促投资。美国虽然没有出现负利率，但是现在利率接近为零，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的银行国有化。所以也许金融资本的力量未必那么大，应该关注当前，不要局限于已有的理论范畴。

        

        奈格里：我们所谓的共产主义，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机器。那种机器把共产主义杀掉了，这种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真正的共产主义，或者说共同性的共产主义，应该被放置在诸众之中，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非相反。共同性概念的最敏感最有趣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和管理的问题；共同性不仅仅是生产的问题。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发明民主。所谓的 “民主” 不是美国的民主或西方任何国家能代表的民主。这种民主可能不需要国家或政党，但是一定需要组织和制度。但是这些组织和制度不一定属于国家。无政府主义可能比国家主义更差，更混乱，两个都不喜欢。一方面，组织和制度是应该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太强调这两者的作用，否则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今天的世界秩序还是在金融化支配下。国家间关系不是国家本身决定的，而是金融过程支配的。如果制度不稳定，会发生很多战争。战争的发生不是国家的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的一方面是金融，另一方面是诸众。

        公有管理，或者国家管理在欧洲有漫长历史。特别是二战之后，凯恩斯机制很有效。但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机制也过时了，而且它留下的痕迹现在无法帮助我们重新创造共同性或者民主的制度。凯恩斯主义本身崩溃了，我们现在很难区分公有和私有，因为二者的区别并不自明。公有并不能帮我们创造民主，绝对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