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监控高校教室，糟蹋钱

        贵州省教育厅近期要求各高校“建立全覆盖的课堂教学视频监控系统、教师授课全程跟踪系统”，该要求受到杨名跨、李贵生等四名律师的质疑。四名律师认为此举于法无据，为此向贵州省教育厅联名写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高校教室安装摄像头的新闻，断断续续已经持续十多年了，算不上新闻。新华社2003年就曾报道，江西农业大学在教室里安装了摄像头，两名学生上课睡觉被后台的教管人员发现，为此任课教师被通报批评。

        当时该校的教务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用摄像头监控教学质量、课堂秩序，把原来巡视、听课等现场的、人为的、一次性的监控变为远程的、机器的和长期性的监控，效率很高，效果也很好。”

        但一些教师显然不接受这种监控方式。理学院的王老师表示，每一个老师授课都是自成风格，用摄像头监视老师们的一言一行，心里难以接受。人文学院的肖老师则说：“装了摄像头后，上课总觉得有人躲在暗处监视自己，很是别扭，搞得心神不宁，反而影响了教学质量。”有的老师还认为，装摄像头是学校对老师不信任的一种表现。

        教室安装摄像头后，教学质量是否提高了呢？

        严控之下，2003年-2009年，上述江西农业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武书连教授研究发布的大学排行榜上，在江西省内的排名一直在第四和第五之间徘徊，并未产生质的飞跃。

        任何人都可以质疑武书连教授的研究，但是在没有更好的第三方评估排名替代它之前，武教授的排名至少是目前最权威的排名之一，也是指导一些学生及其家长填报高考志愿的指南之一。

        2009年7月28日，《中国教育报》以“监控摄像头该不该进教室”为题，刊发专题讨论，赞成和反对意见都得以充分呈现，但是谁也无法说服谁，双方都没有足够理由反驳对方提出的问题。

        赞成一方提出教室属于公共场所，不存在安装摄像头会侵犯教师和学生隐私问题，且有助于学校管理。而反对方则认为，摄像头在公共场所的使用，能为打击犯罪提供证据，起到威慑和阻吓的作用，但不能够做到预防犯罪，达不到教育的功效。摄像头监控下，管理是一种强压式管理，只能有拘谨的教学、压抑的生活。

        2012年暑假，中国药科大学的教室也安装了摄像头，学生们感到“很惊恐”，称“肯定不自在啊，就像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

        在此起彼伏的争议声中，很多高校教室里的摄像头相继安装。撇开令人生疑，且无整体量化标准可资对比的“提高教学质量”目的不谈，每所高校为这套系统的设置与维护投入倒是不少。

        以进入“211工程”的贵州大学为例，该校全日制本科和硕士在校生超过5万人，高峰时期，至少有超过2万人在同时上课，不惟摄像头和即时观察上课状况的人要足够多，维护力量要足够大，而且由此形成2万小时的教学录像如何组织人马及时评判、分析、反馈，只有天知道。

        贵州是经济比较欠发达的省份，但舍得在教育上进行大投入。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GDP比例在上一年度6.79％的基础上，再次增长为7.73％，远远超过当年全国第一次达到的4%水准，这种投入决心令人感佩。但一分一厘皆是民脂民膏，相对充裕的高等教育经费更应用在刀刃上。

        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终结问题是回答“钱学森之问”，靡费甚巨安装摄像头显然与回答这个问题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