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马寅初：从国民党忠实党员到“反体制者”

“民国范儿”的另一面

        瞿骏：《“民国范儿”的迷思——论清末民国教科书之“另一面”》，《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在该论文中，作者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为如何看教科书内外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二为怎样评估启蒙成为生意后对启蒙的双重影响？

        首先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诸如“苏武牧羊”的故事、对“秦政”的认识，在清末民国的教科书里就得到了改写和转化，这种传统成分的打散和重组正是中国现代启蒙复杂性的重要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大半植根于春秋战国，不爱讲功利富强和竞争进化。但是随着清末以来趋新大潮的步步激烈，教科书里的传统成分非但不能和新教育进一步融合，其点滴保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强势的舶来教育观念认为：教育孩童应该努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宜浅显明了，简单易懂，不宜程度过深。这些观念迫使或驱动教科书不得不朝“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的方向上去编写。

        其次是关于启蒙与生意的关系，一方面是无生意则无启蒙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则是生意也可能使得启蒙旁逸斜出，波折丛生。比如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之争使得两败俱伤，大量出版物的流通导致读书人的求学问道和自我展示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资本力量操纵舆论推广新式教科书。

        作者总结道：要努力走出所谓“民国范儿”带来的单方面迷思。

        【简评】“民国范儿”如今也成为了一门生意，也成了一种消费。在清末民初的思想中，蕴含着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早期现代性”，值得我们辨析和反思。关于清末民国教科书，还可以参看作者的另一篇论文： 《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以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为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马寅初：从国民党忠实党员到“反体制者”

        吴敏超：《马寅初被捕前后：一个经济学家的政治选择》，《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抗战爆发后，民族危难加剧，大批知识分子从沿海迁移到西南大后方，他们的政治倾向与社会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国共之争的最终走向。

        马寅初是民国时期最负盛誉、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作者回顾了马寅初回国任职以来，从禁烟活动到有奖储蓄，再到白银问题，他与财政部之间可谓芥蒂已深。不过总体而言，马寅初在这一时期一直以国民党的忠实党员自居，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共识。马寅初对财政部的所有批评，都遵循这一底线，属于“体制内的批评者”。但蒋介石认为他“被共党包围，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也”，于是出现了被捕一事。通过种种分析，作者认为马寅初批评孔宋、呼吁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举动，主要由其自身的学术见解与个人认识发展而来。

马寅初

        作者认为，马寅初的被捕，是他与国民政府关系从合作到疏离的转折点。抗战时期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则是促成这一转折的重要原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高层，面对马寅初以及来自政府内部的批评，没有决心也没有力量有效遏制通货膨胀，正视并解决政府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等顽疾，即不能“改善自身”。这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最终与国民党疏远的根本原因，从而使马寅初从一名“体制内的批评者”转变为“反体制者”。  

大数据如何用作历史研究

        梁晨、李中清：《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以学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5期

        学籍卡是近现代教育界广泛存在的系统性材料。随着社会科学化的大数据分析与研究模式的兴起，学籍卡似的格式化、系统性历史文献成为构建大型计量历史数据库的重要资源。2002年以来，在李中清的组织下，先后与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合作，建立了两校学籍卡数据库（北京大学1952—1998；苏州大学1936—2002）。2009年后又逐步对全国各省档案馆所存的民国大学学籍卡资料进行数码化处理，力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民国大学生学籍卡数据库。

        在学籍卡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中，通过定量计算可以得出很多重要的新史实，而这些发现几乎无一例外的与我们最初的假设或经验认识不相符。比如，全国不同省区的高中学生进入北大的能力存在着较大差异可能是一种常识，但在数据计算前，我们根据一般经验，只认识到经济与教育相对发达的北京、天津、江浙、两湖地区学生应该在北大生源中占据优势，但通过数据计算，我们明显发现吉林学生考取北大的能力也非常突出，甚至超过一般认为全国高考表现最强的江苏、湖南等地。

        此外，通过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特定的高校录取标准和方式可以打破或限制社会中上阶层家庭对精英教育的垄断，而“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理论也由此不再适用。

“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忻平、赵凤欣：《革命化春节：政治视野下的春节习俗变革——以上海为中心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8期

        对于当下而言，春节就是个法定节假日，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移风易俗的口号下，政府通过行政措施和舆论导向，曾对春节习俗进行“革命化”的改造。

        1963年，上海掀起了“革命化”的高潮，把“革命化”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在1964年和1965年春节期间（尤其是后者），“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已经成为普遍用语。到了1966年，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上海市动员广大工人不回乡，争做促生产的典范。但是作者指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造反派，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年代，也仍然难以摆脱过年的情结。最后，上海实行了分期、分批的节后探亲登记。

        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扫除“旧”文化习俗的同时，也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民俗文化体系，但是“革命化”在当时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何体现春节的革命化，更是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尝试过的革命化春节的具体实践有：禁止提前发放工资、控制春节闲暇、开展忆苦思甜、举办家庭斗私批修会。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权力逐渐从民俗领域“退却”，春节习俗的变革以传统习俗的复苏而结束。回顾这段历史，作者认为，春节的“革命化”难以取得民众心理认同。政府应该在考虑民俗变革规律的同时，充分考虑民众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避免急于求成。    

从“黄金古代”到“美好未来”

        王汎森：《近代被“未来”挟持》，《社会科学报》，第1434期第6版

        作者发现晚清、民国以来，好像伟大的人物都在“推销”或“买卖”未来。古人谈到未来时，憧憬的是回到“黄金古代”。但晚清以来的“未来”很不一样，而且愈不一样越好，愈不一样愈吸引人。这使得人们对过去的历史教训不再那么敏感，历史上发生的案例也不再靠着它与今日的相似性而有教训的价值。过去是通过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现在往往让位于通过未来获得合法性。

        接着作者分析了造成新未来观的五大因素，一是西方知识的大量引入。二是进化论思想引导人们想象美好的时代是“未来”。三是以“未来”为尊的新型乌托邦思想的引入。四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使历史与现在、未来有了完全不同的关系。“未来”变成是一蹴可几的，而且在现世就可以达到。五是在近代中国，“未来”代表极度乐观、有光、有热的，有主观能动性的，甚至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未来”往往与变革或革命连在一起，成为现实变革中一支有力的武器。任何人只要掌握“未来”，就可以有极大的力量。

        在新未来观的影响之下，历史的角色产生了巨变，由研究“过去”变成照应“未来”。这导致了在1930年代，中国史学有两股重要的新潮流，一支是“历史主义化”，一支是“历史哲学化”。前者是尽可能地重建古代历史真相，并在重建的过程中，为新文化的建立找到一些基础；“历史哲学化”主要是为了建构未来，要在“未来”中寻找解释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基础，它是历史的，但也可能是反历史的，是隐隐然以“未来”为已知，进而形塑对过去历史的解释，或者用一个时髦的词汇说，就是“回忆未来”。

        同时，新的未来观也成为近代人的人生行为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美好的“未来”，人们要采取很多政治措施强制落实。而且，这个“未来”的实现已经是不用再论证的、没有问题的了，所以人们应该要做的只是“跟上来”，最后整个国家形同被“未来”挟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