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0︱秦汉考古：秦一天下从公起，诸方广进有汉书①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0年初忽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各地考古发掘工作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疫情稍缓之后，考古工作者随即奔赴第一线，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一系列发掘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因各地疫情防控的需要，除10月在徐州召开首届汉文化论坛，11月在临淄召开“手工业考古·临淄论坛”、12月在西安召开“栎阳考古四十年学术研讨会”等非常有限的线下会议外，大多数原本计划的学术会议、田野考察、专家论证被迫延期或取消，或改线上举办，给学术交流造成一定影响。不过随着线上讲座、会议的不断开展，我们惊喜发现，原中小范围的“小众”学术活动，往往吸引到非常庞大的各界朋友旁听和关心，效果惊人，为今后线上举办学术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和人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都城

栎阳是秦献公、孝公的都城，也是塞王司马欣、汉王刘邦的都城，更是汉代第一座都城所在。2018-2020年的栎阳发掘，在完整揭露了四到九号建筑的同时，还清理发现了四号建筑东侧向南与三号建筑相连的十号建筑。从发掘情况看，六号建筑北侧的东西向墙基在三号古城中有区划意义，一系大型建筑分布在墙南，而北侧则建筑“稀疏”。因此，2020年结束的发掘是一次较大规模战国秦汉宫城内“后宫”区考古。为迎接栎阳考古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出版了《栎阳陶文》《栎阳瓦当》《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完整公布了栎阳考古所的所有陶文和瓦当的照片、拓片等图像资料。

栎阳城三号古城2018-2020年发掘区（由南向北）

栎阳出土云纹“公”字瓦当

多年前曾有关于在渭河河道中发现秦代遗存的新闻报道。随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渭河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仓张段南、北滩地三公里范围内不断发现古物的地段进行了调查，采集到的遗物以战国晚期至秦代高等级建筑材料为主，另有大量战国晚期至唐宋钱币。在与近十年考古调查资料整合后，判断该区域遗存上限不晚于战国晚期，下限则至唐宋，东段的时代稍早。因此，这里早期遗存应与秦都咸阳关系密切，它的属性现已提出孝公始建咸阳、咸阳城北区的市、具有外郭城部分功能的区域等三种可能。从多年前开展的汉长安城北中渭桥考古情况看，该区域成为渭河河道的时间不早于清代中期。虽这里的遗存肯定已遭到渭河改道的严重破坏，但如果单从不晚于战国晚期的高等级建筑材料看，这里的性质，笔者更倾向于上述的第一个可能。当然，因此处地处渭河河滩，遗物存在自别处被水流带来沉积的可能。因此如能尽快开展考古发掘获得原生堆积，将对解决秦孝公迁都咸阳的问题有当然价值。（《文博》3）

苏静整合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秦都城体系与三代主辅都制度不同，呈现“多都并存”的空间状态，指出秦都具“沿河东迁、择中立都、多都并存”的整体特征，及“中心-次级”并立的体系层级。（《华中建筑》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长安城内北宫一号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该建筑位于北宫内东南，距未央宫、长乐宫较近，建筑体量较大。从出土遗物看，其建于西汉中期，沿用到新莽时期。（《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汉长安城北宫一号建筑航拍

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其分处渭河南北。其选址，传统是历史地理学和古都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张建峰在《南方文物》著文，这里历史上均属近水源又无水患的河边一级阶地，是都城及聚落建设的最佳选择。他还从文献出发，对咸阳城墙问题开展研究。（《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刘振东开展了汉长安城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汉长安城内的市场，在文献中较多的记载。钱彦惠对长安城的市场问题再做研究，指出“从市场内也可有手工业作坊分布的常识出发，把雍门大街以北、横门以西的手工业作坊区定为‘西市’，横门以东、明光宫以西的区域定为‘东市’”。其完成的复原图中，东市地跨厨城门大街东西，东市大于西市。（《考古学报》2）

由于被北魏洛阳叠压，东汉洛阳的考古资料自然一直有限。有关东汉洛阳的复原也就只能据文献展开。刘涛在《南方文物》著文梳理了东汉洛阳的考古发现与复原研究，就各家复原问题进行了甄别，认为“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对于东汉洛阳城形制布局复原的共识也越来越多”，是一个当然的喜事。

陈静研究北京中轴线时，对战国秦汉阶段都城轴线进行梳理。认为战国时代开启都城的宫城轴线，秦始皇阿房宫建设应已出现“轴线”，而都城、宫城朝向与“轴线”的一致则是东汉洛阳以后方始出现。（《中国文化遗产》6）

徐龙国在把建筑分为城墙城门、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及宗教建筑四类后，通过代表性建筑基址分析，勾画各类建筑结构及特点。指出西汉宫殿建筑依夯土台基而建，高台建筑的衰落与土木技术进步相关。（《中原文物》3）张效儒在对秦都咸阳和西汉长安出土建筑瓦件梳理后，判读出各时期瓦件的标准规格和时代变化，这对探讨秦汉手工业管理、建筑等级和礼仪制度有重要作用。（《考古与文物》4）

遗址

宝鸡凤翔秦都雍城血池遗址是秦汉国家祭祀遗存的重要发现。2016-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出的目前规模最大、性质最明确、持续时间最长、功能结构较完整的国家“郊祀”遗存，是秦汉祭祀制度研究的重要突破。2020年第6期《考古与文物》以近乎“包刊”的形式，集中报道了血池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宝鸡陈仓下站发掘的密畤遗址，与血池、吴山祭祀遗址相近，不断丰富着我们对战国秦汉祭祀制度的研究。（《中国文物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在汉宣帝杜陵西北春临村发掘6座窑址，出土“长乐未央”瓦当、“千秋万岁”方砖，推测此处应为杜陵陵园烧制建筑材料的砖瓦窑。（《文博》6）考虑到这里本属上林苑内，附近有宜春宫的文献记载，因此它们也有可能是为上林苑内宫观提供建筑材料的窑址。

徐龙国对长安地区铸钱遗址开展研究，认为相家巷遗址是太初元年以后技巧官铸钱新址，高低堡与相家巷遗址前后相接，均是技巧官作坊，窝头寨遗址是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考古》10）史杰鹏对陕西韩城芝川镇出土挟荔宫砖文进行了研究。（《字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市临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出版了齐故城冶铸业考古报告，其对东周秦汉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铁器工业及其技术发展的研究将起到积极作用，并将引导城市手工业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公布了郧县店子河遗址考古资料。该遗址发现的秦汉时期环濠聚落，是国内少见的小型聚落，对秦汉聚落研究有重要价值。（《郧县店子河遗址》）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发表了“南越宫城”北墙遗迹。（《考古》9）从调查看，该墙向北不再见南越国遗存，“南越宫城”北墙笔者判断应是南越国国都番禺北墙。广州大佛寺西侧曾发掘南越水闸，往南未见南越国遗存，据此南越国国都的南北距离已可确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发表了上渚山窑址发掘的两处东汉龙窑资料。其发掘窑炉的结构相对完整，窑具种类多样，出土器物具明显过渡特征，存在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为研究东汉窑炉结构、装烧方式、产品特征，尤其是原始瓷向成熟青瓷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材料。（《东南文化》4）

山西大学杨尚禹的硕士论文讨论了两汉归云中郡管辖的14个县的治所位置。郑州大学孙政委的硕士论文梳理了关中秦汉35处59座大型房子。

尹弘兵指出，秦拔郢后毁纪南城，另建郢城为南郡治所和江陵县治。西汉中期后江陵县迁至今址，西汉后期在郢城设郢县，东汉废郢县。（《长江大学学报》2）王红星、朱江松指出，白起拔郢后在江陵筑郢城，南郡与江陵县治此。西汉中期早、晚段时，江陵县、南郡治所迁至长江改道后的嵠峨山城，郢城为郢县治，东汉郢县废。（《历史地理研究》2）王建苏、刘建业、王潘盼、朱江松指出，郢城始建于公元前278年或后一年，是秦至汉武帝前期的南郡郡治与江陵县治，在武帝后期至成帝元延年间，南郡与江陵县迁至嵠峨山城址，郢城设郢县，王莽时郢县撤并入江陵，郢城为郢亭所在，东汉初城址废弃。（《江汉考古》3）

王先福对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的“安陆”展开研究，判断秦“安陆”为今云梦楚王城遗址。（《江汉考古》3）王先福、姚练认为邓县治所（即邓城）当在今襄阳樊城西北的邓城城址。（《湖北文理学院学报》7）马孟龙《文史》发文，指出秦汉圜水为今无定河，而非窟野河。在重新划定上郡、西河郡分界及修订《水经注》文本后，判断肤施在榆林火连海则古城，高望县在榆林古城滩古城。

海昏侯墓发掘后，海昏县的位置成为热点。赵明研究通过郦氏《水经注》注文，判断缭水流域都是海昏所在，中心在缭水中段，今安义县万埠镇或为海昏县治。（《地方文化研究》3）温乐平认为，海昏源于越人方言“晦浑”，缭水为“海昏江”，汉海昏县约10533.6平方公里。（《中国史研究》4）

郑国渠、白渠、六辅渠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水利工程。付建、赵维娜指出，陕西礼泉、泾阳、三原、高陵等县区是郑白渠及六辅渠的重要灌区。提出“郑白渠从渠首向东流的线路基本相同，浇灌区域也大致相同”，“六辅渠引的未必就是泾河的水源，而是泾河支流的水源”。（《农业考古》3）

随着聚落遗址的不断发现，从聚落视角探索道路交通成为可能。程嘉芬从河东郡南缘聚落出发，发现中条山以南黄河北岸存在一东西通道，通过此北岸通道，两渡黄河便可实现长安与洛阳连通。（《河南科技大学学报》1）陈斌从城址、墓葬考古出发，讨论了汉湘江上游两条交通路线的变化论。（《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帝陵

梁云、汪天凤指出，东汉帝陵南、北两大兆域“南六北五”的分布格局，主要源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或选择，基本遵循“旁近祖考”和“同辈不共兆域”原则。（《中原文物》2）李继鹏强调成年皇帝个人意志在陵址选择中的重要作用，而幼年皇帝丧葬则大多为“权宜之计”。两种情况共同作用下，东汉帝陵的分布变得没有规律，形成“祖陵”光武帝原陵居中偏西，其余陵墓在其南、东、北三面环绕祔葬的复杂局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

吴悦娜、许政指出，东周各国王陵陵园出现的阙，为其后帝陵门阙位置关系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自门阙出现于陵园起，两者间关系一直变化。西汉阙形门的出现，是门阙关系的新阶段，二者成为一个完整建筑物而不是两个相连的建筑。（《北京建筑大系学报》1）

孙凤、吴萌蕾、孙满利、赵西晨指出，汉景帝阳陵门阙的黑色成分为氧化铜，是原含铜蓝绿色颜料过火氧化后造成，这对后续彩绘类文物颜料鉴定提供了新角度。（《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5）

诸侯王陵与列侯墓

2020年度诸侯王陵的发现与研究基本集中于徐州。

徐州土山二号墓经长期发掘，在2020年基本结束，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的诸多问题，证实了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墓葬封土发现的大量西汉封泥，是一批非常重要的文字资料。该墓时代在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可能性最大。（《中国文物报》）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之前因墓道内陪葬墓出土可“食官监印”铜印，因此发掘者判断其墓主当为食官监。周波、刘聪、周黎指出，该墓出土的铜鼎、铜印、玉枕、玉璧、玉璜、铁剑、无字玉印等随葬品的数量及组合，均与“食官监”不符。因此在注意到墓中玉印后，提出玉印才能所代表墓主生前的最高身份。（《四川文物》3）

刘照建通过与考古出土毛笔和笔套的比对，结合尺寸和形制分析，指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双管玉管应是毛笔笔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李红、李春雷从钱币研究出发，判断北洞山楚王陵墓主为元王刘交，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为楚王刘郢客。（《淮海文博》2）

吴公勤指出，狮子山楚王墓的29件玉璧随葬，反映了视死如生和羽化升仙的丧葬观念。周倩对根据狮子山楚王陵沐浴器具研究，对汉沐浴文化和沐浴程序进行了探索。邢艺凡、周波据汉楚王陵出土凿刻官印，推断徐州乃至全国出土的西汉官印均当凿刻为主。（《淮海文博》2）贾飞分析了汉楚王陵出土金饰中的外来文化；刘聪、周波对狮子山楚王陵中侧流铜扁壶进行了研究。（《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李银德指出，发现的玉牌贝带应为实用器，材质和题材纹饰在武帝初已由草原风格完成了汉化，其使用者为诸侯王、列侯和刘氏宗室等。（《河南博物院院刊》2）赵丹指出，两汉时据墓主等级的差异，车马明器在组合形式、数量、规模等方面均不尽相同。（《考古与文物》2）

乔军指出，西汉早期以钟磬为代表的青铜礼制乐器仍在使用，从中期开始趋于退化以至模型化、明器化，中晚期几近消亡。同时丝竹类乐器显著增多。西汉早期乐悬制度严格而明确，编钟基本是钮钟14+钮钟5的组合，与编磬构成钟磬乐悬，编钟形制基本一致，一钟双音，均用楔形音梁，中晚期钟磬为代表的乐悬几近消失。整体而言，西汉乐悬制度注重礼的形式，而不重乐器的音乐性能。（《音乐艺术》1）

海昏侯刘贺墓是多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汉墓。多年整理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了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实验室考古信息，充分体现出实验室考古环境可控、节奏可控、时间可控及仪器设备的技术优势，对考古清理技术的发展有值得推广的标尺与样本价值。（《文物》6）

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是马王堆汉墓后湖南第二座未被盗掘的列侯墓。该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漆木器、陶器、铜镜、玉印章、玉璧等近500余件，竹简近千支。据出土印章和简牍等资料，墓主为沅陵侯吴阳。（《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韦曲北里王村发掘两座大型的甲字形积沙墓，据出土遗物，墓葬时代在西汉晚期。结合M1出土砖上墨书“宜春侯”，发掘者判断墓主为文献记载的王氏宜春侯（王咸或王章）。

北里王汉墓

此外，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还在灞桥区狄寨街道栗家村西发掘西汉早中期小型墓23座、大中型墓4座。其中大中型墓坐西朝东，两两成组。M1出土“庐江邸印”“囗郤家丞”封泥，M3出土“卫氏”陶文、“董厌彘”“臣厌彘”双面印，发掘者指出大中型墓的时代均为西汉早期，为汉霸陵陪葬墓，从封泥看，墓主身份不低于列候。（《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栗家村汉墓出土庐江邸印封泥

栗家村汉墓出土铜鋗

列候墓的研究，继续集中于海昏侯刘贺墓。朱凤瀚介绍了海昏侯墓简牍，杨博对房中简、田天对礼仪简、陈侃理对《论语》“曾晳言志”简进行介绍。（《文物》6）李健胜、周连玉指出，从刘贺墓发掘看，虫草食用至少已有两千多年，汉皇室、诸侯王、列侯及豪族等权贵阶层是虫草的主要消费群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5）黄可佳、王楚宁研究了刘贺墓出土的两方漆砚。（《装饰》10）管理指出，海昏侯墓出土松烟墨中可能已添加动物胶以提高墨的硬度和强度，但墨体积仍然较小。（《文物天地》10）

海昏侯墓之外，刘尊志指出山东平度界山发掘的M2的墓主，应为西汉中期偏晚阶段的某代平度侯，M1为列侯夫人。M3可能是M1与M2墓主之子。（《南方文物》2）他还著文指出，河北南皮芦庄子汉墓应为列侯级墓葬，墓主为汉临乐侯国的某一列侯及其夫人，可能是西汉晚期节侯刘万年与其夫人。（《中原文物》2）

中小型墓葬

（一）秦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坡刘村的2座并穴合葬竖穴土圹墓。该墓出土铜器上有“十九年”“二十六年”“公”等刻文，时代为战国晚期，墓主是最高为大夫级的秦国贵族。（《考古与文物》4）咸阳渭城区底张镇岩村M41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代初期，对出土铜壶的检测表明，其口覆麻织品，用植物纤维捆扎，内残留粮食酒，是秦地酒的新发现。（《中原文物》1）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淅川老城镇裴岭南发掘的3座秦墓，是丹江地区秦楚文化研究的新资料。（《中原文物》4）

赵丹对将河南秦墓分四阶段后，从各阶段秦墓形制、随葬器物、文化因素出发，开展了与关中、湖南、湖北和山西等周边秦墓的比较，探讨了秦文化对河南汉墓的影响。（《华夏考古》2）

韩烁以咸阳任家咀墓地为例，通过对渭水流域秦墓等级的划分，统计出各等级人群采用葬式情况，认为秦人屈肢葬式有鲜明等级，大型墓不用屈肢葬，中小型墓葬中等级越低墓主蜷屈程度越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3）

曹龙从服饰差异的角度，对西安高陵泾渭街道东营村至米家崖南侧一带发掘的26座墓内出土的189件陶俑进行研究，指出其制作简单，多捏塑，细部刻划并绘彩后经简单烘烤或晾干而成。其发现弥补了东周秦俑空白，对秦始皇兵马俑研究有一定价值。（《考古与文物》5）

肖健一、乔美美对咸阳西郊西耳村秦墓出土铲足跟乳状袋足鬲，尹王村秦墓出土单耳罐的展开分析，指出戎人进入关中后虽地位较低，但文化特征有所保留。（《秦汉研究》2020）

中央民族大学徐琳的硕士论文，对307座新丰秦墓随葬品的摆放位置进行分析，认为秦人喜厚葬而中小型墓流行薄葬是夷文化影响的结果，陶器类型的变化受三晋影响。

王奕舒、凌雪等在对周陵贺家战国秦墓出土紫色八棱柱进行检测后，认为其主要成分为中国紫（硅酸铜钡），推测是经二到三次烧制而成。其形制应受中国本土道家文化影响较大，主要用于口含或窍塞。（《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3）

孙凤、许惠攀、于春分析了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战国至汉代墓中所出八棱柱状物，也认为其主要用途为葬器，也有少量为装饰品。指出其最早出现于战国时的河南地区，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的北方。（《四川文物》6）

（二）汉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表了蓝田华胥镇5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汉墓资料，对研究该时期长安东南郊平民丧葬风俗提供了新资料。（《文博》4）西安西咸新区西石羊村发掘65座西汉中晚期墓葬、2座陶窑，这批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与江浙地区所见器类相同的“青瓷”甚有特色。（《文博》6）西安空港新城底张镇岩村发掘的东汉墓M7，赵占锐撰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博》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建设清理的1座东汉墓资料。（《文博》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许昌市文物考古管理研究所公布长葛佛耳岗8座汉墓资料。（《黄河·黄土·黄种人》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马川墓地192座战国秦汉墓的古资料，对观察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当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淅川马川墓地战国秦汉墓》）

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东北胡家草场M12的下葬不早于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墓主为“史”一类官吏。该墓出土的简牍内容丰富，是近年非常重要的一次简牍出土，李志芳、蒋鲁静全面介绍了简牍发现。（《考古》2）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发表武汉黄陂区滠口街龙泉院子汉墓资料。该墓与黄冈、蕲春等地同一时期墓葬相似，但陶家畜模型、仿漆彩绘陶器等随葬品则更多体现出中原文化因素。（《文博》4）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安徽固镇县湖沟镇马楼南城孜遗址清理的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早期墓葬7座。这批墓葬年代序列完整，填补了皖北地区这一时段的发现空白，有重要价值。（《江汉考古》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公布了六安经济开发区碧桂园西汉中期偏早墓葬M30资料。（《东南文化》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文化馆公布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前坪社M1资料。该墓规模较大，积炭积石，出土陶灶异于别处。（《草原文物》2）

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公布嘉峪关峪泉镇8座汉魏墓资料。（《考古与文物》2）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赵丹公布银川滨河新区横城汉墓资料。（《文物鉴定与鉴赏》5）

南京博物院、溧阳市博物馆发表溧阳上兴镇蒋笪里发掘汉墓，发掘者推测其应是汉代溧阳一处身份较高的家族墓地。（《东南文化》2）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佳家花园第五期安置房建设发掘的10座汉墓。（《东南文化》4）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宁区博物馆发表南京江宁湖熟街道东汉中晚期M1考古资料，该墓出土的“都乡”半通印甚为重要。（《东南文化》6）徐州博物馆发表徐州贾汪、铜山4座汉魏墓葬资料。（《淮海文博》2）

南京博物院、扬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仪征市博物馆在扬州仪征刘集镇联营村发掘西汉墓57座、祭祀坑24座。从发掘看，已发掘墓地包括多个家族墓地，最长的一个家族墓地前后延续八代，是非常少见的西汉家族墓园资料，对汉丧葬制度和南方西汉器物编年有重要价值。（《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扬州联营汉墓M12出土器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蒲江县文物管理发表蒲江鹤山镇九莲村1座东汉晚期画像砖墓资料。该墓墓葬形制及画像配置与昭觉寺画像砖墓相近，是四川汉代社会及丧葬习俗研究的新资料。（《考古与文物》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江津区文物管理所公布重庆江津石门镇白坪村2座东汉晚期崖墓资料。其所获取的完整画像石棺及其墓葬、随葬器物信息，对汉画像石棺分区分期研究有重要价值。（《文物》1）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公布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消落区文物发掘的M1资料。（《考古》9）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云阳县博物馆发表云阳青龙街道复兴社区大凼子墓群7座汉墓资料，墓葬出土的完整筒形排水管，是当地汉墓葬排水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四川文物》1）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整理公布奉化白杜发掘35座汉六朝墓葬的相关资料。（《南方文物》1）

汉代是我国古代墓葬发展的重要时期，汉墓研究依然是2020年秦汉考古的重要内容。

刘尊志指出，以封土表层为界，汉墓形成内外两重空间，和地下、墓外、现实的三维世界，（《南开学报》1）他还对汉代墓垣资料进行了梳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刘尊志指出河北抚宁邴各庄东汉墓地6座墓是一处规划过的家族墓地。（《文物春秋》3）

王子今分析了两汉时的“守冢”制度，指出虽其可防止民间个体及小群体的盗墓犯罪，无法阻止军政实力集团的大规模盗掘，但客观上有益于保存古代文明遗产的意义应给予肯定。（《南都学刊》3）他还关注到秦汉陵墓的“山林”营造，指出相关制度礼俗被后世长久继承。（《宝鸡文理学院学报》3）

赵丹对山东汉代合葬墓进行了梳理，指出山东合葬墓的墓葬形式选择，在受汉文化同一主体的影响下，既有共性又有地区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

杨爱国指出，东汉人对墓葬的功能已有较清晰认识。认为墓葬首先是安放死人之处，不仅要盛放尸体，还要“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并时时祭祀，其原因是死者为活人服务，为家族服务，以长利子孙。（《南方文物》2）刘振东以汉墓为例也讨论了古代墓葬性质。（《考古与文物》4）

长期以来关中东汉墓葬的等级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李云河梳理了与等级相关的各种因素，从墓葬形制出发，归纳了小型墓与中型墓在墓室复杂程度、墓室尺寸、修造方式等多方面差异，指出中型墓当为高级官员或地方豪强使用。（《考古与文物》2）

魏镇探讨了汉墓内的设奠问题，指出墓内设奠是属于葬礼的一次性祭奠，与丧葬活动结束后的墓地祭祀有别。虽墓内设奠是汉墓墓室结构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汉墓空间的变革可能更多要考虑宅地化因素和合葬习俗影响。（《考古》11）

对墓葬结构的研究，成果不断。张强禄复原增城浮扶岭M511墓为带缓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带厢式平顶木椁墓。（《文博学刊》1）索德浩指出汉代双层木椁墓的双层结构源于岭南越人架棺墓，进而影响到后来岭南砖室墓。进入蜀地的路线可能是经夜郎道-僰道，再进入成都地区。（《东南文化》4）谢安琪、党丰将汉墓砖砌穹窿顶进行分类，分析其技术传播过程。（《南方文物》5）

陈昊雯对东汉峡江、南阳襄阳地区的吐舌镇墓兽进行研究，指出其与南阳画像石中灵怪形象均继承了巴楚鬼神崇拜传统的一些因素，其在南阳襄阳大中型墓葬中的出现，反映了峡江与中原东汉时的较密切互动。（《中原文物》1）赵丹指出，汉墓棺上置物的形式及物品，一方面是对前代葬俗继承，一方面是时代变化而内容的丰富。（《南方文物》2）王科社通过对武威雷台汉墓出土印章的解读，指出其墓主囗卒亡于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的张轨，非汉墓。（《文博》2）陈双艺指出，汉初长安地区的墓葬形制有浓厚的秦、楚文化融合特点。（《文化创新比较研究》4）

各高校的秦汉考古专业硕士论文选题，依然较多的集中于汉墓研究，其中区域汉墓分区研究明显较多。山西大学陈双艺进行了江东地区汉末至三国时期中小型墓葬研究，河北大学张立秀对汉中山国墓葬展开研究，郑州大学吴坤瑛开展了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汉墓的研究，南京大学杨欢开展了宁镇地区汉墓研究，郑州大学王婉婉开展了郑州地区汉墓研究。

当然，也有不少论文针对的是汉墓出土遗物。如山西大学寇莜轩开展了广州中小型汉墓随葬品位置研究，山西大学卢雨婷开展的是对西安地区中小型汉墓出土陶灶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卢文宇开展了汉唐时期环首刀研究，南京大学孙玮琪进行了两汉随葬公印研究，中央美术学院金烨欣开展了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出土错银铜牛灯断代研究，西北师范大学李婷婷对甘新地区出土汉唐人物俑进行研究，山东大学武海文对长江下游地区汉墓出土玉璧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