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宗教为何死不了？上帝之后怎么办？

【编者按】

        上帝死了，然后又复活了？最近的《查理周刊》事件向我们展示，在这个世俗与宗教互不宽容的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暧昧。如何在这个已然深受宗教基要主义威胁的世界生存下去？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新书《文化与上帝之死》（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中给出了他的回答。

        上帝之后人们还应该信仰什么？人类的这个追寻过程漫长而艰巨。伊格尔顿列出一个长长的列表：理性、自然、精神、文化、艺术、民族、国家、人性、存在、社会、欲望、生命力量和个人关系等。为了填补上帝死后的空白，人们试图寻找各种替代物，而它们确实分担了神性的某种形式，但没有哪种形式能获得胜利。显然，这位全知全能者证明了他比他的那些著名的诋毁者和攻击者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宗教延续至今，本身就证明了，要取代它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复杂角色，并非易事。

        伊格尔顿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秩序在精神上的破产，和它对宗教的兴趣之复苏，是一种辩证关系，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内在的信仰虚无主义”。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真正的无神论？伊格尔顿在书中提名了两个候选者：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不管是焦虑的心还是无限的深渊，都被当作是人文主义的残留。那些值得敬佩的有关意义与命运的问题，都作为不真实的、强制性的“元叙事”而被丢弃；与此同时，由于大众传媒的存在，后现代主义联合了精英与大众、审美与商业：文化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变成了民粹，而日常生活由于广告和产品设计也完全审美化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商品和名声了”。

        如何认识无神论？伊格尔顿认为真正的“无神论”并非其表面所呈现的那么简单，流俗之见大抵认为：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生活于无知的迷信之中，不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从而将大量的财富花费在虚无缥缈的宗教信仰之上。但黑暗的历史因为启蒙精英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写，他们以“科学”和“理性”为武器，摧毁了一切“神圣”的价值，有如黑格尔所言，启蒙之后的人们发现所谓的“圣饼”不过是面粉做的，“圣骸”只是死人的骨头。

        换言之，在流俗的启蒙主义看来，宗教主要起源于科学和理性的匮乏，以至于在人类早期只能用迷信去诠释其无法控制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马克斯·韦伯曾经不无哀婉地写道：现代世界中“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不管从那个角度看，宗教似乎早已衰落成了无关紧要的私人娱乐消遣活动。有如收藏古董或养育小动物，再也难以与公共世界产生共鸣。上帝的王国要么让位于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拍卖行，要么有如性一样，变成了纯粹私人的事情。就如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新教所表达的那样：上帝只存在于个体生活的最深之处。其意味着宗教和上帝在公共事务领域中的日益消退和边缘化，当代社会正向无神论和世俗化的方向奔涌前行。

        但诸如此类非政治的陈词滥调难以解释当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宗教现象，甚至呈现种种重返公共生活舞台的迹象。在伊格尔顿看来，无神论的真正敌人并非神或宗教本身，而是与其世俗利益密切相关的那部分社会存在。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推动，启蒙理性本身既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如此的欲望去挑战宗教信仰。

        只有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现代启蒙运动不在场的隐蔽原因：即宗教世界的衰落和无神论的兴起有其社会条件为基础，或如尼采所指出的，中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利益才是导致宗教衰败的真正原因。

        在此意义上，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比启蒙哲学家对上帝之死负有更大的责任。一旦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启蒙获得了绝对真理和至上权威的地位之时，启蒙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要么达成和谐，结成同盟，要么如尼采所说，上帝通过化身他名的方式，比如以道德良知之名，逃过世俗社会的致命一击。

        上帝虽死，但理性、艺术、文化、精神、想象力、民族、人性、国家、人民、社会、德性或者诸如此类的替代者却从未消减。这便是尼采所说的“理性的秘密”：通过特定的程序，启蒙主义者或通过“自然”或“文化”重新创造了上帝，或以“超人”（Ubermensch）的形式复活了基督，又或如现代主义者试图用艺术来填补上帝曾经所处的那个空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牛顿会是基督徒，而洛克、伏尔泰等人则是自然神论者、苏格兰启蒙运动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都持有同样的敌对态度、卢梭是有神论者、郝尔德则认为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而启蒙批判的集大成者之康德，对宗教更是并未持敌对态度的真正根源所在。

        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的象征领域与政治经济的彻底分离甚至对抗并不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的利益。启蒙学者不过是中产阶级的牧师，当宗教一旦不再是威胁其统治的劲敌时，两者的合谋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查尔斯·泰勒一语道破了两者的真正关系：“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一点点宗教迷信并非坏事，其在满足宗教冲动的同时却又不会导致反叛。”或者像诚实的马修·阿诺德所说：宗教“是防止社会反叛的重要堡垒”。

        需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根据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启蒙理性本身便源自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它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与犹太教的正义伦理及基督教的爱的伦理并无二致。而启蒙最为珍视的自律则与上帝的自我决定、自因等神学教义存在着极深的渊源关系。换言之，现代启蒙理性在内核上并不反对传统，甚至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传统仅能被理解为现代的发明。

        本质上是“内在的信仰虚无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摇身一变，成为道德和社会行为等意识形态的领域必定会成为传统宗教的“真正信徒”，并非因为市场力量、科技和教育过多侵蚀了人类的信仰，以至于资产阶级良心发现，要做出某种补偿和修正。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发现仅靠市场的强制力量，或者资本主义自身的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已难以推动自身的运行，因为这些都缺乏激励群众的质的情感因素。伊格尔顿引用纽曼的话，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过于冰冷而无法动员民众。”

        “事实证明，”伊格尔顿总结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个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的“能者（The Almighty）是很难被去除的。”

        伊格尔顿得出结论，启蒙曾经轰向宗教的火炮不能仅被视为神学或宗教事件，而只能被视作政治事件。比起关注宗教信仰本身，启蒙哲学家们更关心的是挑战基督教的权威，在打倒宗教权威之后，他们往往希望继承利用宗教信仰来控制或者是维系社会的团结，即启蒙理性在撕碎宗教权威的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之时，依旧要人戴上幻想的锁链。这正如马克思尖锐指出的：“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秩序在精神上的破产体现在对宗教的兴趣的复苏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