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刘汶蓉：这个时代中国家庭的“爱”与“孝”

在日常生活中，“妈宝”和“啃老”的说法会让很多年轻人“中枪”，这些词汇也暗含着对他们的批评。不过，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学家刘汶蓉看来，这些批评可能过于草率了。

中国的代际关系到底有没有失衡？是父辈付出过多？孝道衰落了吗？这些问题困扰了刘汶蓉整整十年时间，她从博士研究开始就关注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问题，她也认为，如果能回答这些学术问题，也就自然可以回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疑问，年轻人为什么“妈宝”，为什么“啃老”？

在刘汶蓉今年1月出版的《活在心上：转型期的家庭代际关系与孝道实践》一书中，她指出，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维系力量仍然强大。用她的话说是，“很有韧性：有很多矛盾但没有断裂，依然发挥着共同体功能。”

刘汶蓉认为代际关系的韧性一方面说明了“孝文化”的传承，孝仍然对中国人的代际关系起到明显的黏合作用，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的方面是，“孝”的内核已悄然发生变化，女儿们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刘汶蓉博士，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刘汶蓉的讲述——

“985相亲局”“妈宝”背后的代际解释

在20世纪前十年里，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用了大量篇幅谈论孝道衰落、养老危机、代际失衡等问题。我当年的博士论文也是源于想要验证“孝道衰落”说法，但结果却把我引向了另一个方向。

我在2008年分析兰州和上海的调查数据时，发现代际关系反而呈现紧密化趋势，且越年轻的人越认同孝道观念。

个案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我经常让受访人对家人的重要性做优先性排序，她发现大部分80后和70后青年人的答案是：孩子第一位，然后是父母，最后才是配偶。

我最开始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我以为伴侣会在父母前面，但后来就习惯了。把孩子和父母排在伴侣前面，说明中国人对于家庭的重视仍超越个体。与之相对的是，夫妻关系的认同反而正在松散化。说直白点，现在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血缘放弃婚姻。

青年人的孝道观念认同度（比中老年）更高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在和日本同行交流中，我了解到，日本战后以美国为模板，实行了家庭核心化改革，男主外、女主内，年轻人成年后就应该离家独立。所以日本文化中有很强的个体独立的一面，而不像中国仍然是亲子一体的文化。日本青年没有中国家庭那样父母给钱结婚、买房子、带孩子的支持，青年人如果工作不稳定就结不起婚。

而中国城市青年的贫困问题却没那么严重，是因为中国家庭承担了这一部分青年人失业和结婚生子的“兜底”工作。

观察美国社会也给了我启发。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访学期间，我与家庭社会学的授课老师Witback教授交流，他对中国社会的变迁非常感兴趣，认为中国社会很少出现西方社会中的青年群体运动、反政府运动等等事件。

当时我们共同推测，可能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中国的家庭吸纳了这些社会矛盾。日本和美国社会的情况，也从侧面对比验证了中国代际关系的紧密度，反而有增无减。

代际关系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费孝通说，西方的养育模式是接力模式，即一代人只养自己的下一代，不用赡养上一代。而中国的养育模式则是反哺模式，“小的时候我养你，等我老了你养我。”很长一段时间，学界也一直把中国的代际关系简单理解为哺育和反哺。

在日常生活中，说年轻人“啃老”是一种批评，因为它是违背了“反哺”的文化的，人们指责已成年的孩子，认为他们应该扮演给予者，而不能继续扮演接受者。

但问题是，不能简单用抚养和反哺的简单划分来看中国代际关系，两者中间其实还有一个“交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老年人寿命延长，青年人成年以后并不能马上完全独立，这个越来越漫长的过程不应该被忽略。

也就是说，这个被延长的交换阶段是一个独立的阶段，不应被归入反哺阶段。那亲代和子代双方交换什么呢？当然是经济资源、劳务资源、情感资源等等。年轻人能交换给老人的，主要还是情感。

而如果对成年初显期的认知和准备不足，认为成年子女到结婚生子还仍然需要父母的帮助是不好的、不道德的，这会让亲子双方压力都很大，比如对年轻人轻率的批评，这就会造成代际冲突和矛盾。

现在城市中产阶级的子女，80后和70后很多子女愿意孝顺父母，就是出于爱，甚至是互相理解。我在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发现上海的学生，找对象结婚肯定要听父母的，我当时非常吃惊。但是仔细分析，结盟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优解。跟父母交换经济资源是一定的，且在他们的成长经历里，听父母都是好的，所以当他们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愿意听父母的。

我的个案里面，很多中产家庭出来的小孩，是在“密集育儿”的教育方式中长大的，他们的成长过程被介入得很深，也得到了父母很多的帮助。世界各国的研究都发现，中产阶层的孩子独立得更晚，因为中产阶级的子女想要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婚姻，而实现这些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也叫成年初显期，他们没有独立和稳定的社会身份，“为人子女”是自我确证的重要身份，他们需要通过孝顺父母来获得认可，凸显自己的道德性和价值。

例如，在重要的择偶选择上，他们愿意听父母的。最近985相亲局的报道很多，名校生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呈现高度的工具理性和保守主义倾向。换句话说，这个人一定是门当户对，是父母喜欢的，大概率不会出现《傲慢与偏见》里那样穿越阶层和其他差距在一起的婚姻了。

“高端相亲平台”“陌上花开”的相亲聚会 极昼工作室 图

之前有一篇论文，讲一位西方人类学家发现上海的小两口离婚，本人在法院都不出现，全权由双方父母操办。这位人类学家批判说这样的案例说明中国年轻人没有独立精神。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些案例说明不了年轻人不独立，他们是从自我认同的角度选择依赖父母，选择在价值和情感上回归的。

所以，我也不同意草率地批评那些和父母“情感共振”的孩子，否定他们的独立性和自我实现性。我们通常口中的“妈宝”（可能是男孩可能是女孩），不一定没有判断力，表面上对父母的“服从”，除了经济考量之外，这种选择可能反而是出于价值和情感双重考虑后的主体确认。

“女儿们”推动孝道的情感化转向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传统的孝道是一种文化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强制性力量，而今天，在哺育-交换-反哺的过程中，情感的作用越来越大，我把它称为代际关系的情感转向。

对养老照料的调查也发现，老年人的照料质量高低取决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亲密程度，而非责任和义务的捆绑。

独生儿子家庭的代际情感评价相对最低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有趣的是，性别会影响代际关系的满意度，这个满意度也体现了孝道的情感面向。

数据显示，女性对代际关系的评价满意度要高于男性，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儿，都高于父亲和儿子。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父母的代际关系满意度是最低的，但独生女儿的代际关系满意度比较高。这是个挺有趣的一组对比，可能也符合大家的日常认知。

父母与女儿的代际情感普遍高于儿子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女性之间的代际满意度高于男性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因为传统上，女儿对父母没有“尽孝的义务”。在多子女家庭中，女儿是出于对父母的情感选择去赡养老人；而通常女性在情感沟通上占有优势地位，因此女儿与父母的关系满意度也普遍优于儿子。

除了情感层面，从经济层面来讲，儿子对父母的反哺也没有女儿给的多。因为儿子更容易认为和父母是一家人，他们的就是我的。

与之相反的是，女儿结婚后反而更愿意反哺父母，因为她从情感上不愿意接受成了“泼出去的水”，变成了另外一家的人，难以接受与父母关系的疏远。这在农村表现也很明显。农村习俗不需要女儿养老，她们的心理预期也低，所以她们会更加感激父母的给予。她们的普遍认知是：嫁人后父母已没有义务继续给予，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帮助会被格外感激。

也就是说，出嫁的女儿反而加倍回馈父母，这促进了他们的代际关系。

以前只有儿子才能养父母，现在女儿养老作用越来越大，女儿也不一定从夫居了，和女方父母住在一起的也越来越多。尤其在我所在的上海地区，丈夫和女方父母同住的，由女方父母帮着带第三代的越来越多，而不是爷爷奶奶。

电视剧《小舍得》中代际关系密切的南俪母女

也就是说，从居住和养老模式看，中国家庭以往是父系单系化，但现在女性经济地位大幅上升，多重因素叠加，已婚女性与娘家纽带比过去增强了，出现了以情感推动的家庭结构双系化发展。

人们对情感关系的重视开始高于强制性的关系，这可能会改变中国的父系家庭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想象，尚需足够的观察去证实，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女儿们对代际关系的重塑力量。

“活在心上”的孝与有养无孝

我的个案调查里，有一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情感上受过伤害，表示无法从内心真正地爱他的父母，但是这些子女都表示还是会尽赡养义务。

所以我区分了两种孝，一种是活在心上的孝，就是基于爱的这种孝，另一种是有养无孝，就是完成义务。后一种人会感到不安，因为中国的孝道话语有强烈的道德评判性，让人觉得不爱父母等于不孝。

不过我的研究观察发现，在生活伦理和社区情理中，大家是能理解这种子女不孝顺的。也就是所谓的“父慈子孝”，父母想要子女孝顺，自己得先做个“好父母”。

用钱穆先生的话说，中国父母永远在追求活在子女心上。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得不到子女的爱和纪念，父母等于没有做父母。中国的祭奠礼仪，都是为了证明虽然你的身体消失了，但活在我心上，这样人生就具有超越意义了。

在中国文化中，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代一直是并列的。所以父母的责任伦理是日常生活中孝道实践的应有之义。在我们儒家经典中似乎永远在说要服从父母。我认为这是因为子代孝顺父母比父母爱子女更难做到。前者要遵循克己复礼，而后者更本能，容易做到。

电视剧《都挺好》中的“妈宝男”苏明成

我的学生在河南做调查，也发现了这一点。有些父母住很差的房子，但是孩子住在城里，有孙子孙女，他们觉着这是值得炫耀的。中国父母的这种责任伦理，导致他们看重的是家庭的繁荣和绵延，认为后代过得好是一种荣耀，而那种只顾自己过得好的老人并不值得炫耀。

我们的文化以子代为中心，子代过得好就是我过得好，这种观点在老年人心里很普遍。这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什么是好生活的界定完全不一样。在2013年有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的提案，我记得当时传播最广的一个采访是老人对记者说：“他不回来看我违什么法？不结婚生子才违法！”

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可供自我实现的工作或事业，缺乏精神生活，家庭可能是唯一的事业，统摄了他存在的意义。他们辛苦一辈子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就在于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延续。子孙延续就意味着家庭事业的延续，意味着自己一辈子没白辛苦。

虽然我们现在不愿意用“传宗接代”的说法，认为是封建思想，但潜意识当中还是这样。大部分父母还是觉得如果孩子结婚生子，那么他们就好像稳当了，自己就安心了，人生有一种圆满感。

子女结婚生子能促进代际的情感相融，因为养育子女是一个付出远远大于得到的过程，子女只有自己在做父母之后，通过相似的养育经历和情感体验才会慢慢理解“父母心”，做父母过程的忍耐和付出，也才终于被理解、被传递。

当然我也看到，现在社交媒体上“不婚不育”的声音似乎很强，我认为是因为现在媒体上的声音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95后00后的声音，他们的生命周期还没到。

原来我也曾一度反感中国的家庭文化，认为“道德绑架”过重，到今天，我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温暖的制度设计。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托底青年人，助力青年人参加劳动力市场。如果没有父母帮忙，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生育率都可能更低，也就无法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

当然中国的家庭文化也可能造成亲子双方都压抑，但我认为这一点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去弥补，并不一定要整个摧毁我们的家庭文化和制度设计，完全照搬西方。

曾经一度，我们认为以夫妻轴作为核心的家庭才是现代化和先进的，可果真如此吗？西方的困境不比我们少，心理问题也不比我们少，每一种制度下都有难题，两种文化的制度设计没有优劣和高下。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认为夫妻关系最重要，情感需求性需求等的满足最重要，但人生是漫长的，在时间的长河中去看中国家庭的制度设计，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

（澎湃新闻实习生 高诗棋 冯嘉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