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的安南贡象

象曾经在中国大陆广泛分布，之后因历史环境的变迁，活动范围逐渐向南退缩，现在仅有西南边疆有少量的亚洲象活动。亚洲象身形较小，性情温顺，智慧较高，容易驯化，历史上有“象田”之说，亦被用作运输和骑乘工具，并参与战争。越南现在的疆域，由历史上位于红河三角洲的大越/安南国攻灭中部的林邑/占城王国，又从高绵手中夺取南部的湄公河平原组成，这些地区都产象。《交州外域记》载马援南征交趾时即见“犀象所聚，群牛数千头，时见象数十百为群”。《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汉延熹十一年，吴永安元年（248）：

九真郡女赵妪（自注：妪乳长三尺，施于背后，常乘象头，与敌交战。）聚众攻掠郡县。（陆）胤平之。（自注：《交趾志》：九真山中有赵妹女子，乳长三尺，不嫁。结党剽掠郡县。常着金褐齿屐，聚象头斗战，死而为神。）  

林邑国保有大量的象军，《旧唐书·林邑》记载：“王之侍卫，有兵五千人，能用弩及䂎，以藤为甲，以竹为弓，乘象而战。王出则列象千头，马四百匹，分为前后。”林邑在唐代改称环王。元和四年（809），“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国三万余人，获战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图1）

十世纪越南在红河三角洲自主建国之后，即向中国贡象，同时在自己主导的区域朝贡体系中要求占城、盆蛮等向本国贡象，越南历代王朝又发展出了数量庞大的象兵部队，并成为战争主力军种，阮朝完善“象政”，位于“马政”之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公麟《万国职贡图》中的占城象（郑芳如、郑淑芳主编，《四方来朝——职贡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页60-61）

前黎朝的建立者黎桓可能意识到了象的重要，但驯象需要技术和人力财力，因此并无建树。1005年黎桓去世后，黎龙铤即位，1009年暴毙，大将李公蕴夺权建立新王朝，次年将都城从华闾（在今越南宁平省）迁徙至升龙（在今河内），内政外交迅速走上正轨，《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顺天四年（1013）：

春二月，定天下诸税例。一、潭池田土。二、桑州钱谷。三、山原藩镇产物。四、关隘讥察咸盐。五、蛮獠犀象香料。六、源头木条花果等类。

第五条即要求红河平原周边的山地部族献象。李公蕴自幼长于六祖寺，兼资文武，建政过程中得到僧侣很大的助力，故而崇宠佛教。而丁、黎、李三代交替皆因谶语，交州政治有浓厚的谶纬之风。李公蕴支持佛教发展，但对谶纬祥瑞之事较为克制，1028年去世，庙号太祖，太子佛玛即位，是为太宗，与父亲不同，太宗对谶纬祥瑞极其热衷，仅即位次年（1029），“神人见迹于胜严寺”、“龙见于干元殿基”、“驩州献麒麟”、“万岁寺阶前天雨白米成堆”，之后祥瑞不断。与黄龙、凤凰、麒麟等祥瑞相比，象是交州真实能见之物，迅速在国家内政外交中展露出来。

李朝最重白象。《宋书‧符瑞志》记载：“白象者，人君自养有节则至”，元嘉元年（424）白象见零陵洮阳，六年（428）白象见安成安复，武帝时南越献驯象亦被置入白象祥瑞之下。后秦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曰：“何谓七宝？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七、主兵宝。”随后讲述了如何成就白象宝：

云何善见大王成就白象宝？时，善见大王清旦在正殿上坐，自然象宝忽现在前，其毛纯白，七处平住，力能飞行，其首杂色，六牙纤，真金间填。时，王见已，念言：“此象贤良，若善调者，可中御乘。”即试调习，诸能悉备。时，善见大王欲自试象，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善见王踊跃而言：“此白象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是为象宝成就。

白象宝是成就转轮王显现的神通，或是先有白象出现再成就转轮王。在白象神通和祥瑞的双重加持下，李朝对象很是重视。1032年“帝幸谅州捕象”，1041年“帝幸哥来捕象”，这两次捕象活动间隔九年。

唐代的环王国在宋代改称占城。1044年，李太宗亲征占城：“抵思客海口，白鱼入舟。帝闻占城引其众及象陈于五蒲江南岸，欲拒官军”，经过战斗，击杀占城王乍斗，“获驯象三十余”。这是史书记载交州王朝和占城的战争中第一次出现战象。之后，“帝使设大槛于霪潭（自注：今西湖也），以占城驯象为媒，诱野象入其中，亲幸捕之”，西湖在河内城郊，能够诱捕野象，可见当时象活动范围之广。1045年，“制太平车，以黄金饰蓬罗峩（自注：占城象鞍也），驾象引之”，这幅象鞍很可能是去年夺自乍斗，占城习俗为乘象，太宗将其改装为象车。

李太宗斩乍斗对双方关系影响很大，1050年“占城献白象”，作为印度化国家，白象拥有至高地位，显然五年前的战争给予占城巨大的压力，不得已献出至宝。之后占城又三次献白象，1068年“占城献白象，后再扰边”，1110年和1112年两次献白象。

1054年李圣宗即位，建国号“大越”，圣宗对祥瑞的热爱更甚乃父。1060年，“上幸西源州捕象，获白象三”，“渭龙州献白象”。1061年，“罗顺州献白象”；1067年，“真登州献白象二，因此改元天贶宝象元年”，白象出于本国，如此祥瑞必须有所表示，李圣宗遂改元以符其瑞，《大越史略》记载此年真登州之外，尚有“几郎州献白象一”，“都腊献白象及白雀”。

1072年，笃信佛教的李仁宗即位。天符睿武二年（1121）所立的《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记：“父皇入梦，殊邦献雪象六牙，母后有娠，飞阁荫黄龙五彩。斯则陛下入胎之兆也”，此即李仁宗具转轮王白象神通之性，又有佛祖乘六牙白象入胎之兆。碑文记仁宗即位之后：

神龙二九，光复于宝殿琼舟；雪象一十，呈祥于瑶墀禁御。彰大宝之可久，符纯嘏之优隆。故林显奇姿，天昭灵状。复现神象一头，形质而魁□异等。鼻额而辉显神光。验文彩而清净有余，禀聪明而照彰无外。御号曰：“超群神象”。

这显示李仁宗不仅具有转轮王神通，而且佛教和谶纬的祥瑞毕现。史书记载李朝君主多次捕获白象，并曾因之改元。1186年，“秋七月，获白象，赐名天资，诏改元天资嘉瑞元年。”

一、贡象宋朝

交州虽在国内称帝，但仍向中国称臣，接受册封，并定期朝贡，象即重礼。《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丁朝（968-980）和黎朝（981-1009）仅贡象一次，丁部领太平六年（975）：“遣郑琇遗金帛、犀象于宋。”欧阳修《太常因革礼》记：“开宝初，又有象至京城门外，群臣表贺，以为国家当抚有四海之兆”，“又云开宝元年，有象自岭南来，至都城外，获之，太祖命岭南人教养。后吴越国、广南、交州继献五象，自是岭表常献，以备大驾先驱之用”，显然宋朝亦以得象为祥兆，欧阳修所言交州之象，不知是否郑琇所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黎桓亦曾献象：“景德中，交州黎桓献驯象四，皆能拜舞，山呼中节，养于玉津园，每陈卤簿，必加莲盆严饰，令昆仑奴乘以前导”，象确实聪明，训练之后能够按照人的要求作出相应动作，宋朝颇以象为贵，用为仪仗。

在李朝与两宋关系中，象也是重头戏。《大越史记全书》记载1042年，“遣员外郎杜庆、梁茂才遣驯象于宋，修旧好也”，《宋史》载1043年“交址献驯象五”，当是杜庆二人带来之象。因象长寿，不知这五头象是李太宗1032年所捕还是1041年新捕。李圣宗即位后，继续贡象，《宋史》载1063年“交址贡驯象九”，《宋大诏令集》收入《赐李日尊进象敕书》、《赐李日尊进金帛犀象敕书》，时间未明，但均是嘉奖其恭顺进贡之举。

1078年，李仁宗“遣陶宗元遗驯象五于宋，请还广源、苏茂等州及所掠人民”。元丰五年（1082）向宋朝“献驯象二、犀角象齿百”。《大越史记全书》载1084年，“定边界。宋以六县三洞还我。宋人有诗云：因贪交趾象，却失广源金”，《宋史》则记载因瘴疠深重无法防守故而划给交州。交址象广源金诗现存宋人文献中不存，不知交州人此言何据。

宋徽宗即位以后，李仁宗多次送上大象。1114年，“员外郎陶信厚赍象十头使于宋”，1118年“遣员外郎阮伯度、李宝臣遗白黒犀二及驯象三于宋”，1122年“遣员外郎丁庆安、袁士明遗驯象于宋”。李仁宗对祥瑞如此热衷，徽宗亦是同好，李仁宗再送上大礼，《大越史记全书》载1126年：

闰月，遣令书家严常、御库书家徐延遗驯象十及金银犀兕于宋，谢擒莫贤也。常、延至桂府，见经略司。谓常、延曰：“今年东京及湖南鼎、澧等处，并已调发兵马讨金人，未审归期何日。此间路地上传马、铺丁在在更少，请使者领还礼物。”常、延乃还。其年金人粘罕、干离不率众围宋汴京，虏宋帝徽宗、钦宗北归。宋国大乱。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其国入贡，自昔由邕或钦入境，盖先遣使议定，移文经略司，转以上闻。有旨许其来，则专使上京，不然则否”，严常等人入贡当已经议定，然而因中国大乱，使臣及贡物抵达广西即被劝返。宋室南渡之后，李朝继续入贡，《宋史》记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八月，天祚遣李国等以金珠、沉水香、翠羽、良马、驯象来贡”，周去非对此次入贡的贡品记载更加详细：

贡金器凡一千二百余两，以珠宝饰之者居半。贡珍珠，大者三颗如茄子，次六颗如波罗蜜核，次二十四颗如桃核，次十七颗如李核，次五十颗如枣核，凡一百颗，以金瓶盛之。贡沉香一千斤，翠羽五十只，深黄盘龙段子八百五十匹，御马六匹，鞍辔副之，常进马八匹，驯象五头。二纲衙官各五十人，使者颇以所进盛多自矜。

此事《宋会要辑稿》亦载。如此重礼对惊魂甫定仍在承受金朝巨大压力的南宋而言，无疑可舒眉宽解一二，蜿蜒而来的盛装巨象进入临安，臣民亦得安慰。但之后宋高宗拒绝了安南贡象，《大越史记全书》载1161年李英宗“遗驯象于宋。宋帝谓其大臣曰：朕不欲异兽劳远人。可令帅臣详谕，今后不必以此入贡”。

1162年宋孝宗即位。《宋史》载隆兴二年（1164）“天祚遣尹子思、邓硕俨等贡金银、象齿、香物。”《大越史略》载乾道九年（1173）“宋致书买象以备南郊卤簿，命大僚班尹子充赍象十头如宋”。孝宗致书买象，可能是准备南郊大典确实需要，距离交州上次贡象已经过去了17年，现有大象不够使用，但1161年高宗却安南贡象，故只能购买。原先的贡物现在宋朝来买，李英宗当然不能收钱，随即因请贡象。《宋会要辑稿》记载李英宗上表：

自来体例，三年一进贡。自绍兴二十五年以后，未有纲运，恐失忠孝，怠于奉上之礼。今皇帝登极，礼合称贺。并上国每有郊天及明堂大礼，皇泽霶流，常蒙降赐，今将差官管押方物，乞称贺登极及常贡纲运赴行在。

宋廷原先计划的买象事务已经安排妥当，即地方官员在邕州界上交割，但现在变成交州自请贡象，《宋会要辑稿》载贡物及贡使情况如下：

七月四日，广西经略安抚司言：“安南都知兵马使郭进赍牒关报，差使、副管押称贺今上皇帝登极，及进奉大礼纲运赴行在。进呈称贺登极纲运：表章一函，金三百三十两数，御乘象罗我一副，金四十两数，装象牙鞘一副，金五十两数，装象额一副，金一百二十两数，沙锣二面，金银裹象钩连同心带五副，金间银装象额一副，金银装缠象藤条一副，银四百两数，沙锣八面，沉水香等二千斤，驯熟大象五头，金镀铜装象脚铃四副，装象铜铎连铁索五副，御乘象绣坐簟一面，装象犛牛花朵一十六件，御乘象朱梯一枚，御乘象罗我龙头同心带四条。……其进奉大礼纲运方物：表章一函，雄大牙象一十头，金银裹象钩连结同心带五副，银头朱竿象钩五副，装象铜铎连铁索一十副，朱装缠象藤条一十副。……

经过讨论，宋朝同意贡使和贡象至临安。此次进贡分为贺孝宗即位的“登极纲”象五头，用于南郊礼的“大礼纲”象十头，为象准备的附属使用物品也极其丰厚、华丽，一并送至行在临安，使团人员中还有“二名教练”、“十人象公”，这是宋越之间专门关于贡象的记载。交州贡给南宋的大象用具已经如此气派，想必在国内使用的更加豪奢。这次交州入贡，取得了未曾想到的良好效果。

《岭外代答》记载“乾道癸巳，朝旨符广西帅司下交址买驯象，天祚因乞以象贡，许之”，但尚未入贡李天祚病逝，嗣子李高宗“不以闻，而冒天祚名称贡，封为安南国王”，周去非记宋朝因贡象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宋史》记载淳熙元年（1174）春正月，“以交址入贡，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淳熙二年八月，“赐安南国王印”。

《大越史略》载李天祚淳熙二年七月去世，太子即位，即李高宗，故而请赐印者当为李英宗，但受印者则为李高宗，《宋史》记淳熙三年（1176）五月：“安南国王李天祚卒。戊午，遣使吊祭”，应该是去年李天祚去世之后即报告南宋，今年五月宋朝得到消息，遣使吊祭，然后封李高宗为安南国王。周去非的记载与《宋史》基本相符，但言嗣君李高宗冒名称贡之事可能是周去非在广西地方道听途说而来。李天祚因贡象得赐安南国王为他书所未载，尽管李朝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宋朝仍视之为藩镇，故最高只封至具有割据意味的“南平王”，至此封“安南国王”意味着宋朝正式承认期为独立的国家。周去非时为钦州教授，虽未直接经手交州入贡之事，但应见其事，记载入贡之盛：

乾道九年，朝旨符广西下安南买驯象，天祚因乞以象贡，许之。以五象进奉大礼，正使，安南承议郞李邦正；副，安南忠翊郞阮文献。又以十象贺登宝位，安南中卫大夫尹子思为使。……比到阙，偶得赐国之宠，使者满意而归。过静江，复庭参致谢，乞自钦州归国，许之。比至钦，留两月，其国以舟楫旗帜迓之而归……既侥幸赐国，复有乞印之举。

周去非记载“偶得赐国之宠”、“侥幸赐国”，李天祚从“南平王”进为“安南国王”，显然是此事超出了他作为地方官员的料想，但亦可知周去非之前并未视交州为一国。在周去非的记载中，象是交州得国很大的一个原因。交州贡象十五头，却分为两部，五象进奉大礼，十象贺登宝位，分任使臣。宋朝也给予了丰厚的回赐。至于宋朝此次为何赐封安南国王，恐怕还是在于南渡之后承受金国压力，笼络毗邻的交州，勿使生变，以免两面受敌。象只是交州入贡得国最醒目之物罢了。可以说赐国安南虽非全因贡象而成，实因贡象而起。

李朝虽然在国内称帝，但贡使宋朝还是遵循南平王的规制，周去非记“使者之来，文武官皆紫袍红鞓通犀带无鱼，自贡象之后，李邦正再使来钦，乃加金鱼甚长大”，之前题诗的李邦正在李朝因贡象获封安南国王之后，佩上了大金鱼。十五头象已经很多，象长寿，可以使用很久，《宋史》记载淳熙九年（1182）：“诏却安南所贡象，以其无用而烦民，他物亦止受什一”，周去非记载：“其后谢使继至钦，又数乞入贡，莫之许矣。”此后至李朝灭亡没有再向宋朝贡象。

二、元陈贡象

1125年，在陈守度的一手策划下，其8岁的侄子陈日煚接受6岁的李昭皇禅让，陈朝正式取代李朝，日煚即陈太宗，1258年禅位于子陈圣宗，自为太上皇把持国政。《大越史记全书》多记载他国的象，对本国的象则甚少记录。1269年“占城进白象”，1282年“占城遣布、婆、麻各一百人来进白象”。1307年“占城世子制多耶遣使臣保禄稽进白象”，1352年，“占城制某来奔，献白象、白马各一，大蚁一，长一尺九寸，及诸贡物，请伐茶和布底，立为国王”。陈朝插手占城内战以及王位继承之事甚多，占城各方势力贡白象以谋求支持。

陈朝有象，只是史书记载较少。1293年陈仁宗观斗象出了意外：“上皇又尝御天安殿观闘象于龙墀，象忽脱突入将登殿，左右皆惊散，惟太后在焉。”陈仁宗晚年出家为僧，创立了竹林禅宗，号“佛皇”。以帝王之尊出家，相应的宝物亦不能少。辽宁省博物馆藏《竹林大士出山图》即描绘了陈仁宗下山的场景，仁宗乘双人抬的软兜，后有宝象驮经，按照陈仁宗的地位身份以及安南的情况，此当为白象。（图2、图3）1292年陈孚随梁曾使安南，次年至，后作《交州稿》记其事，有云：“象背上施鞍辔，凡座名曰‘罗我’，人坐其上，拳屈如狸，象颈编铃数十，行则琅琅然”，这与为陈仁宗驮经宝象的装饰几乎相同。陈孚来南当元军两次战败之后，对安南颇多恶言，就后世图像所见，象上之人“拳屈如狸”不当。1330年，陈太宗之子日燏卒，年七十七，“日燏好与外国人游，常骑象游婆伽村，或三四日，后返”，日燏乘象亦当如陈孚所记。

图2 《竹林大士出山图》（局部）的陈仁宗

图3《竹林大士出山图》（局部）中的驮经宝象（图2、图3自http://article.3zitie.cn/art/2017/2017324/79444.html）

与李朝对宋朝贡象的大方相比，陈朝对元朝极度吝惜。1257年十二月，蒙古军队即退兵，陈太宗面临来自南宋和蒙古双重外交压力，遂在1258年传位于子陈威晃，自为太上皇，改名陈光昺，中统二年（1261）接受忽必烈册封为安南国王。《安南志略》记载：“四年（宋理宗景定四年，陈绍隆六年，1263）癸亥遣殿前范巨地、陈乔来贡象，优诏令安南三岁一贡。”至元五年（1268）九月，“以忽笼海牙代讷剌丁为达鲁花赤，张庭珍副之，复下诏征商贾回鹘人”，《安南志略》记“遣忽隆海牙使安南”，《大越史记全书》记当年十二月“笼海牙来谕边事”，但后二书未记张庭珍为副之事。至元六年（1269）十一月，陈太宗上书陈情，言：

又据忽笼海牙谓陛下须索巨象数头。此兽躯体甚大，步行甚迟，不如上国之马，伏候敕旨，于后贡之年当进献也。

此处指明是忽笼海牙传达的贡象要求。《元史‧张庭珍传》记载：

至元六年，安南入贡不时，以庭珍为朝列大夫、安南国达鲁花赤，佩金符，由吐蕃、大理诸蛮至于安南。世子光昞立受诏，庭珍责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为郡县，而听汝称藩，遣使喻旨，德至厚也。王犹与宋为唇齿，妄自尊大。今百万之师围襄阳，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则宋亡矣，王将何恃？且云南之兵不两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难者，其审谋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诏，既而语庭珍曰：“圣天子怜我，而使者来多无礼，汝官朝列，我王也，相与抗礼，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光昞曰：“汝过益州，见云南王拜否？”庭珍曰：“云南王，天子之子，汝蛮夷小邦，特假以王号，岂得比云南王。况天子命我为安南之长，位居汝上耶。”光昞曰：“既称大国，何索吾犀象？”庭珍曰：“贡献方物，藩臣职也。”光昞无以对，益惭愤，使卫兵露刃环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弓刀，坦卧室中曰：“听汝何为！”光昞及群下皆服。明年，遣使随庭珍入贡。庭珍见帝，以所对光昞之言闻，帝大悦，命付翰林承旨王盘纪之。

张庭珍此事《大越史记全书》和《安南志略》皆未载。张庭珍本传的这段史事记载栩栩如生，但颇多疑问，朝列大夫是从四品，正职达鲁花赤应是更高的品级，“世子光昞”，陈太宗陈光昺已经在1262年受封安南国王，此处不应称“世子”。陈太宗强硬不拜天子之使，与张庭珍抗礼。张庭珍此来持有谕旨，惜史书未载，斥责陈太宗“王犹与宋为唇齿，妄自尊大”，此即敲打安南蒙古已经知晓其与南宋交关之事，一番威吓之后，“光昞惶恐，下拜受诏”。1280年张庭珍去世，三年后其弟张庭瑞请姚燧为其撰写了《南京路总管张公墓志铭》，《元史·张庭珍》应该参考了墓志铭。墓志铭未言张庭珍为安南国达鲁花赤以及拜后答问礼仪之事，可能另有依据。但墓志铭和本传都肯定张庭珍是至元六年责贡安南，那么《元史·安南传》记载至元五年为忽笼海牙之副的事可能不当，张庭珍不可能当年十二月到安南之后折返汗庭，再出使责贡安南。

笔者愚意张庭珍确实是至元六年前往安南并与陈太宗论礼争执，故而其出使报告奏上之后，《元史》载至元七年（1270）十一月，“中书省移牒光昺，言其受诏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礼，遂引春秋之义以责之，且令以所索之象与岁贡偕来”，内容确实是针对陈太宗论礼和索象之事而发。故至元五年张庭珍为副达鲁花赤之事可能有误。陈太宗心中恼怒，至元八年（1271）十二月上书争辩：

本国钦奉天朝，已封王爵，岂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复称：王人与之均礼，恐辱朝廷。况本国前奉诏旨，令依旧俗，凡受诏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别室，此本国旧典礼也。来谕索象，前恐忤旨，故依违未敢直对，实缘象奴不忍去家，难于差发。又谕索儒、医、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见之日，咫尺威光，不闻诏谕，况中统四年已蒙原宥，今复谕及，岂胜惊愕，惟阁下其念之。

这是《元史‧安南传》的记载，至元七年（1270）十一月是中书省发文时间，至元八年（1271）十二月是收文时间，文书传递一个流程经历了一年时间。应是接到中书省移文责备，这封争辩书也是回给中书省，故称“阁下”。陈太宗在张庭珍来时问“既称大国，何索吾犀象”，张庭珍答以藩国职贡之责。但这话问的莫名其妙，1263年安南已经贡象，并明确三年一贡，且贡期将到，贡象犀自是常理，尽管陈太宗已经在忽笼海牙提出要求之后上书答应贡期再送，此时又和张庭珍讲起，显然是陈太宗不愿意送象，最后在接到中书省移文之后言“实缘象奴不忍去家”，这个理由简直匪夷所思，陈太宗吝惜大象的行为，为李朝所未见。

前嶋信次《元代战象考》一文以至元七年（1270）金齿、骠国献象三为南方诸国进象的第一例，而《安南志略》的记载要早此八年。很可能是忽必烈见到如此威猛庞大的巨兽，真心喜欢，遂下诏要求陈太宗再进，但为安南婉拒。直至至元十四年（1277）陈太宗去世，安南也未再贡象。陈圣宗陈日烜正式执掌国政，1278年元使柴椿来要求入觐，陈圣宗婉言拒绝，答以上表贡物，“兼贡方物及二驯象”。1284年元陈战争爆发，元军两次战败，忽必烈下旨责骂，陈圣宗抗言相争，未提及进象之事。忽必烈拟再攻安南，但高龄驾崩，成宗即位，随即罢征，双方恢复关系，大德六年（1302），“安南国以驯象二及朱砂来献”。之后终元之世，安南没有再进象给元朝。陈朝不是没有象，且已经送过，陈太宗和蒙古争执之时，双方关系尚佳，即便陈太宗崇信佛教，忽必烈也没有点明要白象，但为什么不愿意送给大汗？

孙来臣在《Imperial Ideal Compromis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Courts Across the New Frontier in the Early Yuan Era》文中引用元史诸多材料，说明陈太宗意在展示“均礼”，对于中书省的责问，以1261年忽必烈诏谕中的“依本国旧例，不须更改”辩解，表示此即陈太宗力在追求与元朝平等的思想，不予元朝犀象亦是如此。陈太宗受诏不拜确实有追求平等的意愿，但与“拜”和“不拜”相比，送犀象显然是小事情，前面已经送过，现在为何不能再送？

笔者认为陈太宗此举应是跟当时的形势有关。1258年，陈太宗禅位于子陈圣宗，自为太上皇，当年即向宋朝报告，请求传位，但宋朝没有同意。《宋史》记载1261年陈太宗送象给宋理宗，“安南国贡象二”，宋朝为了拉拢安南不彻底倒入元朝一方，1262年不但继续册封陈威晃为安南国王，而且承认陈太宗继续为安南国王。陈太宗在宋蒙两强的夹缝中分别送上大象，显然视象为本国之宝，为此不惜在被宋朝两次拒绝李朝贡象之后再次贡象以巩固关系。

陈太宗禅位当年改名陈光昺展开对元外交，1261年六月忽必烈遣使册封陈太宗为安南国王。1263年遣使贡象，《安南志略》未记载数额，比照宋朝很可能也是两头。宋朝曾两次拒绝李朝贡象，陈太宗设想以本国至宝显示诚意即可。但未曾想忽必烈大汗对象极度热爱，下旨索取。对陈太宗而言，象虽然宝贵，再送几头也是小事，但问题在于象除了打仗驮运，原本就是用来显摆耍威风的东西，大汗点明要大象，肯定是作为仪仗装饰来用，此时宋蒙相争，宋人知晓安南象，使臣到蒙古，必然会见到巍峨的巨象仪仗，送两头尚可，如果安南象成批出现在大汗的仪仗中，宋朝定会疑心安南倒入蒙古一方。陈太宗执行自己对蒙古、子对宋的双重外交政策，一旦打破平衡，宋朝驻扎在广西的大军立即可以攻进安南，先下手解决后患。陈太宗在宋蒙两强中撑持，自然小心翼翼，故而托辞不送大象，张庭珍已经在敲打蒙古已经知道安南和宋有所关联，“互为唇齿”，如此陈太宗更不能让南宋知晓自己与蒙古的关系。不送大象，蒙宋相争之际，忽必烈亦不会因大象而兴兵，顶多下诏责备。若送大象为南宋所知，面对的就是南宋的大军，孰轻孰重，陈太宗作为老练的政治家，自然心里有数。中统七年忽必烈从别处获得大象，即不再要求安南贡送。之后南宋灭亡，陈太宗去世，圣宗即位，又主动向元世祖送上大象两头。

三、明陈贡象

1368年明朝建立，明太祖遣使安南，陈裕宗日煃随即派同时敏等奉表入贡。1369年六月抵达金陵，明太祖大喜赐宴，命张以宁、牛谅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五月二十五日陈裕宗即驾崩，因无后，太后遣人迎裕宗侄日礼（《明史》记为陈日熞）即位。十一月张以宁和牛谅方抵达安南，但原定要册封的陈日煃已死。《明史》记载即位的陈日熞“遣其臣阮汝亮来迎，请诰印，以宁等不予”。日熞随即遣杜舜钦等至金陵告哀，张以宁在安南等候消息。明太祖遣王廉吊祭，又遣“别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熞为王，赐金印及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日熞遣使谢恩贡方物，这里讲得很清楚，明太祖在陈裕宗死后封陈日熞即日礼为安南国王。

《明史》接着记载：“四年春，遣使贡象，贺平沙漠，复遣使随以宁等来朝。其冬，日熞为伯父叔明逼死”，《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叔明洪武三年十一月篡位，十二月杀日礼，又记洪武二年“以宁疾死，惟谅回国”，双方记载均有误，真实情况当为陈日熞在洪武三年春遣使贡象，张以宁一起返回，当年底安南发生政变，陈日熞被杀。叔明即陈艺宗，《明史》记载：

叔明惧罪，贡象及方物。逾年至京，礼官见署表非日熞名，诘得其实，诏却之。叔明复朝贡谢罪，且请封。其使者抵言日熞实病死，叔明逊避于外，为国人所推。

陈艺宗即位之后即贡象给明朝，表文署自己的名字，明朝礼官发现诘问，洪武皇帝拒绝接受贡品，象自然亦在其中。陈艺宗再次请封，使臣坚称陈日熞病死，新君在外为众人所推。明太祖连续两年封的两位安南国王都去世，心中恼怒疑虑，遂令“姑以前王印视事”，不再如陈日熞一般新封赐印。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日礼即位本就出于太后之谋，但之后则称日礼为杨姓优伶之子，“日礼僣位，纵酒淫逸，日事宴游，好为杂技之戏，欲复姓杨，宗室百官皆失望”，之后宗室大臣谋诛日礼，众人拥戴陈艺宗回京废日礼杀之。如此情况自然不能报告明太祖。之后安南与占城争持，又与广西思明土官互诉侵境，明太祖下诏切责，国王“炜惧，遣使谢罪，频年贡奄竖、金银、紫金盘、黄金酒尊、象马之属”，明太祖让其助云南军饷，“炜即输五千石于临安”；洪武二十一年，“炜遣使谢，复进象。帝以其频烦，且贡物侈，命仍三岁一贡，毋进犀象。”

明太祖出身农家，以象为无用且耗费巨大之物，遂拒绝安南贡象。1402年，新建胡朝的君主胡汉苍率军攻打占城，“占主巴的吏惧，遣舅布田进白黑象二，及诸方物”，但占城又将此事告明朝，“占城既贡白黑象，及献地以求缓师，既而又诡辞告明，谓胡氏侵地，及邀取贡象”，明朝遣使责问，胡汉苍遂将此黑白二象送于明朝。

明成祖遣张辅攻破胡朝，郡县安南，遣人收交州宝物，其中即有白象，太监山寿“得白象一只，背上有斑纹，以银鞍盖之，差都督江浩送燕京，以为祯祥，内外诸司表贺”，有斑纹即知并非纯白。

《安南志原》记载：“大圆山，在新安县。突起大海中，形同圆峤。永乐十六年，有白象二现于此”，“永乐十六年，白象二牡，生于圣朝治平之时，旷古所无之嘉祥也”，白象现世，实为国朝盛事，永乐帝重臣杨士奇即有《白象赋应制》，这篇赋虽然歌颂天子圣德，白象出南溟天涯以达王会，山灵得奉圣皇，但其实杨士奇写的相当克制，白象曾“暂混侪于狒狒”，天子令“ 厚粟丰刍，华缨络首，文衣被躯”最终“参虎豹而列卫”，没有将白象无限度拔高神圣化。永乐皇帝亦借佛教实行统治，前文述及的《竹林大士出山图》也正是在永乐年间绘制，但杨士奇没有因白象赋露骨地表达转轮王白象神通。

明军退兵之后，黎利建立新朝，没有向明朝贡象。故宫博物院藏仇英《诸夷职贡图》，其中绘有安南朝贡，画面中象极为突出（图4）：

图4 故宫博物院藏仇英《诸夷职贡》安南部分（局部）

图中红边大旗书“登极纲”，绿边旗书“安南贺”，小旗书“进贡”，“纲”是宋代运送大宗物品的称呼，这幅图显然是仇英参考文献，根据乾道九年安南贺孝宗即位的“登极纲”记载绘制而成，交州实际贡象五只，图中仇英绘安南贡象三只，第一头白象全身璎珞，背负宝鞍即“罗我”，覆莲底座，饰以硕大的夜明珠或珍珠，象奴坐象颈指挥，牙以黄金覆裹，镂刻精美。之后是一黑一白两象，背覆华毡，象奴指挥前行，有六人各执象牙一根。整个画面富丽堂皇，贵气逼人。仇英这幅图是应富商陈官之请所绘，绘有九溪十八洞主、汉儿、渤海、契丹国、昆仑国、女王国、三佛齐、吐蕃、安南、西夏国、朝鲜国等十一组朝贡画面，除了三佛齐、安南和朝鲜，其他国家和地区部族都是历史名称。仇英绘图如此交错时空，显示了自己对诸夷朝贡之人与贡物的理解，是一种想象中的朝贡。且仇英此时毕竟不是官员并为朝廷绘图，完全按照明朝朝贡秩序的情况绘制，可能会不妥当。

就仇英所绘安南贡象的画面而言，白象最为突出。然而即便是最大方的李朝也没有给宋朝贡白象，遑论拒绝安南贡象的明朝。仇英如此绘制表现了自己的认知，象是交州之宝，白象更是佛王至宝，其地盛产象齿，贡于中华。

四、结语

象作为陆地最大的动物，一直为人们所瞩目，但随着环境的变迁，象的生活区域在东亚大陆逐渐南缩。东亚世界王权国家的君主们运用自己的无上权力获得这种威猛巨兽，或用之于战阵，或用于仪卫。五代宋初安南独立建国之后，新兴的李朝热衷于佛教和谶纬祥瑞，李仁宗得转轮王白象神通，君王又亲自捕象，两次因得白象而改元，并向宋朝多次赠送大象。北宋繁盛之时，尚能维持大象的供用，南渡之后，交州继续贡象，高宗欣然受之，旋即以其无用却之，但随后又买象以供大礼之用，李英宗随即贡象，宋朝因而赐封安南国王。陈太宗在接受元世祖册封后赠送两头大象，得到了忽必烈的喜爱，命继续贡送。陈太宗鉴于此时南宋尚在，且驻扎重兵在广西境内，担心大规模贡象事泄招致宋朝的攻击，遂百般托辞不送。忽必烈虽怒，但宋蒙战事方紧，切责太过，安南倒入宋朝一方亦是麻烦，之后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贡象，故不再坚持。南宋灭亡不久陈太宗即驾崩，新君陈圣宗即送上大象两头。明朝建立之后，陈朝贡象，明太祖以之无用而却之。

安南向中国贡象，又要求周边国家地区向本国贡象。象既是中越朝贡关系的重要呈现，亦在大越皇帝为主导的区域朝贡体系的发挥作用。安南贡象随着中越关系的发展而变化，同时又受到君王个人喜好的影响，尽管贡象在有用和无用之间变换角色，仍然在中越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