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封面文章论中国“新常态”：习近平需要十分强硬

        从一个普通中国家庭致富的故事开始，最新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在封面文章中，就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展开论述。作者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为应对挑战已采取了值得赞扬的措施，但仍然面临复杂的改革任务，“真的需要十分强硬才行”。

        “马济江（音）和他曾经十分贫穷的家庭是中国当代经济奇迹的鲜活例子。他们活生生的展示了1978年以来，邓小平宣布致富光荣及试验市场经济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章从马济江的故事讲起。

        “马济江是河南省中部一户农民家庭的独子。90年代后期，他在工厂做工的父亲在一次工伤后失去了左腿的下半截，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的母亲慧芳（音）原来是一名种小麦的农民，因日积月累于河南炎夏的烈日下劳作，皮肤粗糙不堪。马济江全家曾经住在慧芳劳作的麦地旁的一条土路边。那是一幢木头房子，只有一盏灯泡。”

        “但这都已成为历史了。马济江颖悟绝伦。当年他参加中国高考时，在村内拔得头筹，收获了位于北京、久负盛名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清华大学被誉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在清华大学获得了电子工程学位，进而在毗领香港的繁华都市深圳找到了华为集团的工作，而那时的华为在国外还没什么知名度。这是2001年的事，那会儿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正式回归世界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

        “现在马济江还在华为工作，任职高级软件工程师。他的父母搬到了深圳，住在一个很小但整洁的公寓里。马济江在这个被称作‘中国思科’的公司工作不久后买下了这所公寓。如今，这所马济江买下的小公寓的市价飞涨，他给自己及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买的房子也是如此。从他参加高考到签约华为只有5年不到——而这样一个贫困家庭的命运却在5年内彻底改变。”

        文章指出，这样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并不罕见。它们都是中国经济转型和高速发展的产物。中国从贫穷积弱、中央计划经济的一滩死水马不停蹄地迎头赶上，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那个能够把马济江全家——以及数以百万计其他家庭——从贫困转向经济相对无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文章援引纽约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的一位负责人Daniel Rosen的话，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立即而非逐渐进行调整。他最近在“亚洲协会”发表过一份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前景的长篇报告。

        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对于中国领导者们并不新鲜。其实，早在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和他率领的班子就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展示了取代现行经济模式、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改革路线。这份被简称为《决定》的报告着重指出市场力量“在资源分配上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让全世界受过西方经济学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们都交口称赞的说法。

        在改革路线发布后的一年时间里，关于改革紧要性的讨论愈发激烈。文章称，在国内，对于那些尚未成为中产阶级的中国公民来说——经济学家们估计这个群体大概还有5亿人口——他们对改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改革成功与否。对于那些已经实现“中国梦”的人群来说——意味着有体面工作、有房有车的人群——他们希望他们现在获得的利益能够在改革中得到巩固。对于承担着创造合理社会保障系统——包括针对一个老龄化愈发严重（到2020年，将近25%的中国人口将在65岁以上，而这个比例在2005年仅为6%）的国家的全国退休保障系统，以及现代的医疗保障系统等等——的巨大压力的政府来说，一个停滞的经济状况将会使所有这些努力付诸东流。

        文章又回顾了中国取得的成就。“自中国十多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成为了几乎世界上每一家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市场。从邓小平1978年主导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从一个自行车上的国家变成了最大的轿车市场，而这个转变所花的时间在历史大背景下简直只能算是一眨眼功夫。而且，中国这个市场霸主地位还将持续很久，不仅汽车，还有石油、铁矿石、洗发水、智能手机、牙膏或啤酒等。”

        

        “我们现在已经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这句话说滥了，而继续强调这一点没有任何意义。”咨询公司APCO中国区主席James McGregor说，他曾是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前任主席。“13亿人口在30年内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自然会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关于一切的市场，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因此，作者指出，关于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商界领袖们的疑问现在变成了：关于未来经济增长及相应的投资，你们有怎样的设想？关于中国的需求你们有怎样的假设？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商品价格。这种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假设成功引导了过去十年商品价格的飞速攀升，而现在，一切商品——无论是汽油、铁矿石还是铜——的价格都因经济衰退而大幅下降，这难道是我们预期看到的结果吗？

        文章援引某大型美国跨国公司的一名中国CEO的话说：“经历了9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整改以及紧接着的中国入世成功，中国随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其实是意料之内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我们在投资额、中国未来发展空间等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然而事实是，我们也不清楚。这个很难预测。”

        作者认为，笼罩中国未来经济的这种不确定性可以从东亚之前的经历过“经济奇迹”但现在衰落了的国家找到前车之鉴。头号例子自然就是日本。日本曾经，就像后来的中国一样，在数十年飞速增长后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迅速引发了西方对于日本控制世界经济的恐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接下来，在90年代早期，日本跌了跟头。20年后的今天，日本仍然没有重新站起来。

        “但这会发生在中国身上吗？”作者设问并回答：中日的发展轨道有两个令人不安的相似点。两个国家都用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并都以牺牲消费作为代价。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厂房、设备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然而家庭总消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中国改革路程上的重要的一环就是重写这些数字。日本当年也没有对房地产泡沫进行有效地控制，这与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房地产现状的判断一致。的确，中国现在的这种经济放缓是由住房建设上急剧的形式逆转导致的，而这种逆转被UBS的经济学家王涛认定“将通过不同需求渠道带来抑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方面的压力。”这一点，同样，又与日本目前的病症不谋而合。

        

        文章称，由于90年代早期日本的整体经济放缓，日本政府费了很大力气阻止银行向已经深陷债务的公司贷款——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制造业公司，都一视同仁。日本从那时起转向一种自欺欺人式的经济模式，就像电影《老板度假去（Weekend at Bernie）》里演的那样：把尸体堆到角落，往他嘴里塞一根雪茄，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僵尸公司”现象应运而生。

        但作者随后又指出：“中日之间的这种类比在某一方面可能有点不大合适。日本的居民房地产市场是受杠杆作用的，而中国的居民房地产市场则远不是杠杆市场。因此，中国一次重大市场矫正产生的危害（这种矫正很明显应该已经在发生了）可能不会对整个系统有那么大的威胁。”

        但这还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张先生（应本人要求在此处不透露全名）是无锡市一个中等大小金属制造厂的老总。无锡市位于毗邻上海、经济繁荣的江苏省内。他向《新闻周刊》介绍了他的公司最近的一些经历。据张先生说，他的公司自2000年起的十年里一直靠向国有银行中国银行贷款满足资金需求。“我们建了工厂，两个新的仓库，并且他们还给我们余外的营运资本。”他说。但是在2011年后期，“我们的销售量有所减少，并且银行通知我们依据政府的指令，他们必须减少借贷额度。我们就此被困住了。所以我当时去找了个信托公司借了一些钱，而这些钱基本都用来偿还之前借中国银行的贷款。因为经济不景气，从那之后我们一直没能摆脱这样的状态。信托贷款的利率高达14%，但是我也没有其他选择。银行不停催我们还钱，因为他们想尽快让他们的资金回笼。”

        作者指出，这个事例只是这届身担改革大任的政府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冰山一角。如果能够让市场力量决定中国经济中的资源走向，那么市场力量应分配的是资金而非政府指令。

        此外，中国的补贴制度引发了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力过剩问题，从而增加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因为几乎没有几家公司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来提升利润。银行则倾向于把钱全部借给他们中意的当地雇主——通常是国有企业、有大量雇佣需求且与当地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考核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当地创造的就业增长率，而对当地官员来说，各方面激励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越多越好。

        作者表示，值得赞扬的是，新一届政府班子已采取了应对措施，减少银行借贷。但这也意味着投资放缓，经济也相应放缓。

        文章指出，在利率完全自由化之前，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类似美国那种的存款保险系统。据位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的高级研究员张明（音）介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向他透露，一个全国存款保险公司将在明年年初成立。

        作者回忆道，以往改革道路上也有很多艰难的时刻。朱镕基总理在任时，曾强令开展首轮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为国有企业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准备，其后果之一就是大规模的裁员。当然，追溯来看，中国当代经济改革进程中最初的两个步骤——私营创业者下海以及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几乎就等同于无限供给）鼓励出口产业发展——在当时几乎就是明摆着的决定。在制定经政策方面，“软柿子早就已经被捏光了”，现任于美国华盛顿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Yukon Huang评论。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当过顾问，“这一届领导班子真的需要十分强硬（very tough）才行。”

       

        “于是，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习近平身上。”文章表示，很多国内外的分析师都对他上任后的一系列动作感到震惊。他发动了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般强硬的反腐行动。他还把中国实力向国外输出，强调民族主旋律和古汉语文学，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他提出的 “中国梦”下面。据习近平解释，中国梦的真正含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章称，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他这一系列举动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如果必要的话不惜使用特别强硬的手段——以期实现最终改革目的。目前中央政府在一些重要领域有不错的进展，比如金融改革、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原来只对国有企业开放的一些领域等。并且，现在中国需要的改革并不像邓小平35年前发起的那种靠一两项颠覆性改变就可以完成，而是如Rhodium Group的Rosen说得那样，更多样化、且在某种程度上“复杂得多”。正如看涨中国股市的人们说的那样，要有耐心。

        文章最后表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怀疑者们的言论在经济管理领域一直给予了中国很大帮助。对于习近平和共产党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奇迹的合理消退，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承受这样一个明显的经济放缓——特别是承受随之而来的一些不良影响——从而进一步向明天前行？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的答案。”

        （洪露茜 编译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为报道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