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情不离法”乃中国特色

要求老百姓守法是任何国家都在做的，而要求公权力也守法是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

        11月23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季卫东在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开讲，以《中国法治的理念与现实》为题，指出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门讨论法治问题，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他认为，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都需要把宪法作为基础，并通过梳理1954年宪法体制变迁的过程，分析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宪法的尊崇和价值体系、指出未来法制结构将是以宪法为顶点的一元化法律体系和规范效力的金字塔结构。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围绕对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解读，关键词是：改变。

        例如在价值体系上，《决定》强调宪法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表达。从原来强调阶级意志转向强调共同意志，强调其民主性。另一个是强调理性主义精神。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煽情主义的氛围是非常浓的。《决定》中强调理性主义、强调科学性这个方向非常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有一点：《决定》强调“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条件。在法学理论上良法、恶法之分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区分，但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上，在正式的、权威的话语体系中没有这样的区分。当我们提出良法的时候，必然会有劣法、恶法，所以才会有“提高立法质量”，才会有“每一项立法都要符合宪法精神”这样一个要求的提出。

        在法律的结构上，《决定》进一步重申：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享有超越宪法的特权。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秩序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现代法治要规范和约束公权力。要求老百姓守法是任何国家都在做的事情，而要求公权力也守法，跟老百姓一样共同守法，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四中全会《决定》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而且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这样，一个以宪法为顶点的一元化法律体系以及规范效力的金字塔结构似乎隐约可见。

        季卫东教授还提到了“中国特色”。他理解很多年轻人或学者可能会对此有一种批判的声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原有的秩序还真的非常有特色，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把握它，就未必能够很好地把握这次依法治国的机遇。”

        他举例中国讲法律，“情不离法”是法律体系中的内容。而西方同样有情理，同样有社会规则，但是它没有进入法律体系之内，没有成为审判的一个规范。我们不一样，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情理，考虑这些礼仪等等。所以，中国的法律规范是多元的结构，通过法律来进行整合的时候会遇到困境。因为法律规范不统一，法官要在不同的规范中来回比较，还要跟当事人讨价还价。。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要靠什么整合呢？依然靠权力：一元化的权力。所以，多元化的法律、一元化的权力，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三权分立，权力是多元化的——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防止权力被滥用、防止权力腐败。当权力之间打架的时候，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整合。“而中国在没有形成法律共同体之前，是很难进行分权制改革的。如果改革，可能出乱子。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认为只有当对权力进行制衡，分散它的分配配置的时候，才能够有效地防止腐败，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要形成一个法律共同体。”

        季卫东教授认为，中国的法律在逐步地走向统一化，它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整合的一个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家、法学家任重道远，所以我说未来30年有可能是法学家的时代。”

“新工人”规模庞大却失语，“新穷人”从微博到纸媒异常活跃

        《开放时代》2014年第六期推出专题“公民社会VS人民社会”，其中汪晖的长文《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引发关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近年尤其关注劳工问题，他作为政协委员，曾于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涉及劳动合同和工会等内容的提案，得到由住建部协调人社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总工会的联合答复。

        文章分析了新工人和新穷人两种群体的形成和相互关系。

        破产的或濒于破产的农民、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农村和城市贫民窟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群——这是传统的穷人概念。而冷战之后在金融全球化的支配下，随着影响整个世界的新工业化过程及信息技术发展，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形成，“新穷人”出现了。中国新穷人的主要部分是所谓农民工群体，即依托于城市—沿海的工业及服务业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乡村的被分配土地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流动群体，而不纯粹是传统的农民或失地农民（如雇农、流浪汉或像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的拉美或南亚贫民那样的失地者）。 

        汪晖引黄宗智的最新研究，指出传统的“工人”与“农民”范畴已经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悬殊，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他指出“新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新工人与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

        为什么在观察新工人群体的同时，需要讨论“新穷人”群体的角色与命运？汪晖的解释是：无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后，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由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传统农民或近代产业工人——推动的，而是在两个或更多领域的“下层”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激发造成的。

        并且，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更为活跃的，是所谓“新穷人”：他们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除了物质上的窘迫，学者们也常用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缺失等概念描述这一人群。这一群体还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之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新穷人”都异常活跃，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

        在谈论未来的可能性时，汪晖认为“重新政治化”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但究竟在怎样的基础上、以何种形式“重新政治化”呢？“真正的问题既不在于用政治正义的命题或重申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的教条去替换法律正义，也不在于需要寻找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衔接之道（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于如何重新界定政治正义的问题。 ”

【本周言论】

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

        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发表汉奸言论，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把爱国主义者称之为“爱国贼”。我们有些思想阵地并不巩固，甚至在一个一个地丢失。高校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师可以在讲堂上公开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只讲西方的。这样下去，很危险。历史经验证明，出事往往从高校而起。

        ——中国社会科学网11月24日转发红色文化网的署名文章《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作者逄先知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11月2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专家、学者20人参会，此文是逄先知在会上的发言。

                         

        不时有人提出，中国的人大政协应多有些真正的工农代表，那么文化领域呢？新中国初期，是有过高玉宝那样朴素的作家的，他写小说时连很多字都不会写，不得不用一些符号代替。但他没有被嘲笑。

        不久前文艺座谈会邀请周小平、花千芳参加，一些人不服气直到今天，实在是过头了。有人神神秘秘说“这是政治”，像是发现、道破了什么。官方挺周、花本来就有政治寓意，这是明摆着的。他们身处基层，热情乐观，勇于在互联网复杂的舆论场上弘扬认同国家的正能量，国家不挺他们，莫非要挺连国家和他们这些爱国者一块儿骂的那些人不成？

        ——环球时报本周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泥腿子花千芳值得“高端写手”尊重》，评论网络作家花千芳日前当选辽宁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惹争议一事，认为花千芳至今仍在种地，是写字者中少有的真正农民，对他这样的网络作家，喝墨水多的、有条件以“斗素养”为乐的“高端写手”们，应当给予特殊的尊重。

        如果说，广场舞给了过去没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女性一个登台亮相的机会，那么，这些女性正利用这个机会尽情展现自己。对她们来说，有了广场舞，生活不再仅仅是家庭里的那些干不完的琐事了，不只是看孩子洗衣服。她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追求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广场舞有助于心理建设。

        有记者问一位年过七旬的广场舞大妈：您舞跳得很美，有没有什么秘诀？这位大妈说：你没想想，为我们伴奏的是国内一级乐师、为我们伴唱的全是大牌明星，这舞要是跳不好，你对得起宋祖英还是阎维文？

        ——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天11月28日用半个版的篇幅讨论广场舞：谁说汉族不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广场舞的风靡改变了这一印象。文章称，广场舞受追捧，关键在于满足了大量城乡民众的精神需求。文章同时表示，《小苹果》《狼爱上羊》《新贵妃醉酒》……借助于流行音乐这个超强推手，广场舞愈加繁荣，又推动了流行音乐的普及，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日本影星高仓健。

        小时候，沪上常有家境好的孩子动辄拿了家里的好东西送人，换取友谊。高仓的馈赠竟使我想起那些小孩，想到时，自知不敬。我想起他致送宝剑的一幕，显然高仓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他又显然羡慕着别人的母亲与儿女，以至非要强行送礼才能安顿他的温柔。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

        ——《南方周末》11月27日刊登陈丹青纪念高仓健的文章《高仓这个孤独的老头》，讲述作者与高仓健的交往回忆。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11月10因病去世，享年83岁。

        2009年德国时任外长韦斯特韦勒访华，曾问道：“余华先生，我听说你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性。那么，你为什么在你的国家还非常受到认可呢？”余华说：“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政治家跟全世界的政治家一样，都不读小说。”

        ——11月24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刊登王竞的文章《亲爱的余华》，记录余华11月的欧洲行，如此提到。

        在一间黑暗空旷乏味的房子里待久了，无意间发现了一扇尘封的窗子。然而，你还来不及对那景色发出一声赞叹，那扇窗却被关闭了。为了那一束光亮，一幅风景，我们付出了不是正常人生该付的代价。我不后悔。人生的坎坷与平坦，生命的精彩与黯淡，就在那扇窗子一开一合之间。

        ——《半生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