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第一藏书家韦力得书记：有猫在，不远游

        十几年前的某天，我接到一封很厚的邮件，里面除了来信，还有一份藏书目录。我对目录有一种本能的喜爱。细看此录，条目列得很专业，是典型的四部分类法，细说列出来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钤章、册数等。这样专业的私人书目，在今天来说很是少见。再看来信的落款，写信人名叫王树田，不认识。信的内容大概是，他看到了一本杂志，上面有对我的采访，从那篇采访中，他知道我正在编藏书目录，这让他很高兴，他说他认识不少的藏书人，但很少人会编正规的藏书目录，所以，他今天寄来一份他的藏目，想以此来跟我交换。我看到这封信，又想到了自己的老毛病：事情还没办成，就先嚷嚷了出去，别人一当真，我就又骑虎难下了。这个编目也同样如此。我的藏书目录，几编几停，总是编着编着就发现疏漏，我把它称为前疏后密，于是重新来过，添枝加叶，美其名曰，更加完善。这种屡战屡败的做事方法，会把一件事长期拖下去。我在给这位王树田先生的回信中，直言了自己编目未完的情形，跟他抱歉说我不能够提供书目。这封信寄出后，就再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他可能认为我这种人说话言而无信，不再想跟我交往了吧。此后的很长时间，我每想到这件事，就对这位王先生有一种歉疚之感。

        大概过了一年多，我到呼和浩特出差。有那么几年时间，张阿泉先生在呼和浩特市办有刊物，名叫《清泉》，这份刊物在藏书圈内很有影响。我在呼市办完事，给他打了电话。张兄来饭店看我，见面后他跟我说，他正想来找我。张兄在内蒙古电视台工作，正在拍一个系列的电视报道，栏目名称好像叫《大家》。他想其中一期就是报道我藏书的话题，我回绝了他的美意。这并非假意推辞，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尊容”拿出来示人，感觉唯有如此，才能活得安静。这些年来，我回绝了太多的以丑示人式的电视节目邀请，但越拒绝，来找的人越多。可能大家认为，我这么做是有意的一种姿态——作神秘状，以此来炒作自己。其实，我不想当许由，更做不了陶潜，但我总能选择如何活法。我对电视台的记者有着本能的抵触，认为他们不尊重我的选择，但张兄是我的朋友，我当然不会做如此的姿态。我跟他解释了一番，告诉他我真的不是虚伪，更不是半推半就。这种态度的不坚决，可能让张兄认为我是故作姿态，于是他在呼市的某大饭店请我吃饭，又请来了四五位他们电视台的美女。我不是柳下惠，禁不住这种诱惑，她们的轮番劝说加劝酒，很快就让我招架不住了。但阶级斗争那根弦我始终没有放松，关键时刻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这句名言。于是，我趁上厕所的机会，打电话向当地的警察朋友求助，不一会儿，他就带着几位弟兄赶来救火。那几位美女哪里是这群狼的对手，几瓶酒还没喝完，几位美女全被放倒了。

        这场遭遇战，让张兄对我很不满意，他心里肯定认为我不识抬举，我也只好不断地向他赔罪，告诉他我也是逼不得已。第二天，我把张兄请来吃饭，赔罪之余，书友间的聊天当然离不开书事。张兄给我讲了许多当地藏书家的故事，其间提到了段存瑞。这个名字，我以前听陈东先生跟我提起过，知道他不仅是呼市，并且是整个西北地区经营古书最有名者。我向张兄提出想去段存瑞的店里看看，张兄也是性情中人，站起来拉着我就往外走，出了店门就上车，结果饭店里的店员追赶出来，愤怒地拉住车门，指责我们来吃霸王餐。

        段存瑞所开的文苑古旧书店，位于呼市当地的文化街上。说是街，其中就是一个方城，从外观看，有点像天津的食品街，但从体量上讲要小许多。张兄带着我在里面一家家看过去，不断地跟店主打招呼，看得出他是这里的常客。文化街里面卖的书，有点像北京海淀图书城的早期，以垃圾书为主。每个店的面积不大，约二十平方米，开架售书，价格大多为五六元到十几元不等。文史书很少，仅有两家出售此类书。段先生的文苑古旧书店，处在方城的一个角上，分上下两层，一楼主要卖旧平装，二十多平方米的面积，几乎堆满了书，仅余着很窄的回形过道。当时老段不在店里，店员给他打了电话，我跟张兄在他店里随意翻看着旧书。大约二十分钟后，老段赶到店中，见到我后不等张阿泉介绍，他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说认识我，但我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老段把我们两人请到楼上。楼上的面积跟楼下相同，但书的品质却差异很大，不仅是因为有几架线装书，其他的旧平装也大多不常见，这让我感觉到，这位老段果真是书的行家。

        在二楼坐下后，老段先请我们喝茶，向我讲述着他的藏书史。他说他出生在书香之家，爷爷是清末的秀才，民国初年又考入了山西大学，毕业后做教员。他的父亲，也是从小读私墪，后来又成了军人，但仍然喜欢读书，经常给他讲一些古书的故事，这使得他对书有了喜爱。他上班后开始大量藏书，后来赶上单位不景气，于是他辞职在呼市开了第一家民营古旧书店。他说他当年在各地新华书店买了大量的古书，然后再把好的版本卖给图书馆。他很骄傲地讲起，他曾经卖给北大图书馆一部孤本。边聊天，我边看他架子上的古书，发现医书居多。老段承认这一点，说他很崇拜中医，因此在收书过程中，特别关注这一类书。他还说，他的这些书虽然开店出售，但是买回的书永远比卖出的多，现在家里头已经有藏书三万多册。我看得出，老段对古书有着本能的喜爱。老段又说，他对古书的喜欢受陈东的影响很大，他是在潘家园买书时与陈东相识的，也是从陈东嘴里听到了韦力这个名字。

        我把二楼的线装书大致上翻看一过，基本都是清刻本，没看到稀见难得之书，也许是他把好书都藏到了家里。但其中也有几部清刻本颇为精整，我注意到这几部书都钤着“拥雪斋”藏印。这个堂号我听着耳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于是向老段请教。他告诉我，“拥雪斋”是本地藏书家王树田的堂号。老段的回答让我想起了那位寄给我书目的人，他书目的名字就叫《拥雪斋书目》。我马上向老段了解王树田的情况，老段告诉我，王树田在本地藏书界很有名，是一位作家，在本地文联工作，但这位王先生性格有些独特，跟当地书友交往不多。老段告诉我，他得到的这几部“拥雪斋”旧藏，并不是从王树田先生手里得来的，而是前些年从陈东手里买到的。我很想见一见这位有着特殊脾气的藏书人，于是向老段索要了他的电话。后来我在老段的店里买下了这三部书，并请他帮我邮寄回去。

        当晚，我给王树田打了个电话，先介绍自己是谁，听筒里没有什么回响，迟疑数秒钟后，听到了平淡的说话声。我觉得这种平淡应该理解为一种婉拒，于是自我解嘲地说，您不方便就算了，我只是到呼市来办事，过两天就回去了。王树田说话仍然很迟缓。这么多年来，只要出差到外地，我总是要在当地寻找一些藏书人，我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心理，为什么总想到书友家去看书？似乎不能单纯用好奇心来解释，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有着一种潜在的心理，本能地想寻求同类。而今人类多如蚂蚁，找到一位真正爱书的同好，并不比发现外星人容易到哪里去。在书友相见的过程中，大多也能看到对方的喜悦，看来他们也跟我有着同样的心理。虽然书友间是因为不同的目的而走到了同一条路上，虽然我的这种结交书友的方式大多不能善终，但我还是越挫越勇地走在这独木桥上。这么多年的交往中，我很少遇到像王树田这样的态度不明朗者。其实我觉得，直接拒绝也是一种态度，远比这种让人猜测要舒服得多。

        第二天的事情办得很顺利，我订了当天回京的机票。这时候却接到了王树田的电话，邀我今晚到他家看书。他如此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反而让我没有回过神来，下意识地问他说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立即办了退票，打的前往他说的见面地点。那个时候，呼市的天黑得早，也没有今天的灯火辉煌，大概晚上八点多，大路上就没有什么行人了。快到预定地点时，我远远地看到，十字路口昏黄的路灯下，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我觉得那应当就是王树田，于是让出租车停在路灯下面，开车门跟他打招呼。这时我才看清楚他的长相：戴着厚厚的眼镜，有着文人的固执与木讷，年龄大约五六十岁，中等偏瘦身材。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并向他伸出手，他似乎迟疑了一下，脸上的肌肉不宜察觉地有所抽动。我想，那应当是想挤出一丝笑容，但终于没有成功。他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又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是王树田。

        王树田带我走进一个大院，在路灯的照射下，我感觉这个大院是典型的北方八十年代的家属院。院里没有路灯，隐隐地看到有几排宿舍楼。走近其中一排楼时，我开始闻到尿臊味，并且越走近气味越浓。走到楼门口，王树田拉开了门，里面浓烈的臊味儿几乎让我无法呼吸。王树田很平和地跟我说，这是他养的猫，因为味道浓郁，有些邻居受不了，渐渐迁往别处。他问我介意这些吗，我说我不关注书外的事情。但我心里其实很疑惑，什么样的猫尿，能有如此大的威力，难道他家的猫比狗还大？

        寻着味道来到楼上，我已记不清上了几层楼。王树田打开某个单元房的门，虽然我已做了心理准备，但仍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数不清有多少只不同花色的猫布满了整个房间，地上、床上、家具上几乎都爬满了。我从未见过一家人养如此多的猫。这些猫看他进来，大多冲着他叫着，但并不扑上来。王树田不说话，也没有把猫抱起来。我陪他站在原地待了一阵，可能是楼道中味道的熏陶及过渡，我在这屋子中并没有感到难以忍受。王树田又问我介不介意，我摇摇头，没有言语。其实这不是我惯常的动作，我也不能解释那个时候我为何有这样的表现。自始至终，我也没问王树田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只猫，同时我也忘记了问他，为什么回心转意，又同意我来他家看书。也许养猫只是他的癖好，或者是爱心所在。有癖之人，才让人觉得亲切与可爱，我当然尊重朋友的选择。

        这套单元房的另一间应该是书房。房间内沿墙摆了一套书架，一眼望去大多是线装书。这些书没有侧签，从书根颜色看，有木刻版，也有石印和排印本。第一次到书友家，我一般不好意思自己动手翻对方的书。王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从书架上拿下一些线装书，让我翻看。看了几部书，大多是批校本。印象较深的一部是《巢经巢集》，是咸丰初印本，此本虽晚，但流传稀见，尤为难得的是，里面还有姚大荣的批校。他又给我看了一部《西厢记》，说是在太原捡的漏儿。我看了看，其实是一部影印本，而非刻本。我跟他直说了我的判断，他不以为忤，问我是何时影印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出纸质，只好笼统地跟他说，大概是民国影印的。

        我在王树田的书斋里看到最欣喜的书不是他的藏书，而是他自己编的《拥雪斋书影》。这部书影总计有五大册，里面收录的都是王先生所藏的善本。他跟我讲，制作这套书影很不容易。他是用宣纸在复印机上影印的，因为纸张太软，经常浪费很多张之后才能成功一张。每张书影的另一面还有王先生对该书做的题跋，这种做法比黄裳先生的《清代版刻一隅》要详细很多，可见王先生是把它作为一部著述来完成的。我很少见到一个藏书人能如此郑重地研究自己的藏本，这让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起来。细细翻看这五册书影，里面有不少书确实稀见，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藏书着眼点，他更看重的是版本的稀见程度而非名气。虽然我也一直在编目，但远远没有他认真，我觉得自己应当见贤思齐，回去重新修改自己的编目方式。看到《拥雪斋书影》我很兴奋，告诉他此书很有出版价值。王先生说，他也有此意，只是不知道哪个出版社会有出版此书的意愿。我自告奋勇答应帮他联系此事，结果还真的找到两家出版社，但那两家都说要报选题，最终不了了之。之后的几年，我偶然跟国图出版社的社长聊到这个话题，他说对此有兴趣。我马上打电话给王树田，但是他的号码已经是别人接听，并说不认识王树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虽然联系不上他，但我却觉得这成了我对他的歉疚。

        在书斋中，他还跟我聊到与陈东交往的一些细节，他对陈东的眼力夸赞有加，当然我也有同感。我发觉在看人的问题上，我和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又告诉我说，陈东后来搞了个拍卖公司，常来找他征集古书。他说陈东记忆力很好，找他要书时，直接说当时那部书我卖给你是多少钱，现在我要加价多少再拿回去。于是，王先生当年从陈东手里买到的书，大部分又回到了陈东手中。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了在段存瑞书店里买的那三部拥雪斋旧藏，本想问他，这三部书是否也属陈东卖给他，而最终又回到陈东手中者，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八年之后，我偶然收到了一部书，书名是《聚书琐记》，作者就是王树田。这是他的一部书话集，其中一篇题目就是《韦力来访》，谈到了我到他家看书的故事。他对我的褒奖让我觉得有些惭愧，他尤其感谢我对猫的味道没有表示异议。看到他道谢，我顿生内疚，因为我那时的心理活动只是掩饰得好，没有让他察觉而已。他在文中提到了我请他来看书，他的回答是：“有猫在，不远游。”让我知道他对猫是如此看重，我不应当在文中拿这件事开玩笑。收到书后，我想打电话对他表示感谢，再次拨那两个号码，仍然不能联系上他。

        今年，我在写这些小文时，给张阿泉兄发了短信，想了解一下内蒙古藏书家的事迹。他给我寄了一本《青城藏书人掠影》，里面所收的十余位当世藏书家，第一位就是王树田。我在这部书中了解到，王树田最初是位诗人，后来改写小说，尤为惊喜的是，他现在当上了呼和浩特市收藏家协会会长。我真希望能把这里的“收藏”两字改为“藏书”。关于他的堂号“拥雪斋”，我本能地认为，“拥雪”两字应当是指 “胡天八月即飞雪”，然而读了此文之后，却得到了意外的解释：王树田在自己的小说集《小城细事》中自我介绍说：“室名‘拥雪斋’，惜护爱女雪莹之意存焉。”看来是我误解了王树田先生，本以为他爱猫胜于一切，原来爱女远超过爱猫。

        这本《青城藏书人掠影》中，也有对段存瑞的介绍。我由此知道，段先生在2003年就获得了“内蒙古首届十大藏书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