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可以培养作家吗？看严歌苓就知道了

        26日下午，作家、编剧严歌苓正式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作为当年研究生班同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了入校仪式。在一些批评家看来，严歌苓的作品在小说写作上具有“教材性质”。

        

        11月26日下午，作家严歌苓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聘书。担任驻校作家期间，严歌苓在北师大将拥有独立办公室可以进行写作与研究。同时也将面向学生举行写作的讲座与交流活动。入校仪式后举行了“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学术研讨会。

        严歌苓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与莫言、余华等是同班同学。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于2013年5月成立，莫言任中心主任，邀请了老朋友贾平凹、余华等担任驻校作家，而此次请回严歌苓，莫言自道是一个惊喜，因为即便做同学时，他在校园里遇到严歌苓的次数也不超过10次；而严歌苓则感慨，当年大家同学时还都是青年作家，如今都已成了老作家。

        电影《金陵十三钗》、《归来》的文学策划周晓枫透露，导演张艺谋常在背后感慨，合作过的作家中，严歌苓是最大气的一个。周晓枫表示，有些作品难以改编，是因为创作者过于高屋建瓴而没有血肉、没有呼吸，而严歌苓最难能可贵的是，她笔下的人物有特别丰富的感情含量，“从最简单的人物感情入手，看起来太ABC、太起点了，但这却是她在写作上的本分和坚持。”

文学能不能学？

        “严歌苓能来给写作专业的研究生讲课，确实是一个福音。她是真懂小说技术，我们是懵头懵脑地凭着感觉去写，她一定可以条理清晰地给大家进行写作技术方面的指导。”莫言在严歌苓入校受聘仪式时评价。

        在中国的50后作家中，严歌苓是最为系统接受写作训练的人之一。她198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获艺术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之作家研究生班。她的履历，对于“文学能不能学”看似是一个最好的回答：创作力旺盛到令莫言这样的诺奖得主都“自愧不如”，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出版，获数十个海内外文学大奖。同时，她也是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会员，来预定改编版权的导演络绎不绝，哪怕她的小说还只在创作中。以《归来》、《金陵十三钗》的文学策划周晓枫的话说，“很多人见到严歌苓就像是饿汉一样的围拢过来。”

        但严歌苓认为，学习写作有一定的门槛，“比如我当年考舞蹈，你必须得有舞蹈演员的天生条件，要有长腿，要有柔韧度，要有弹跳力，要有爆发力，这是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这个门根本就不要跨。”

        在具备了这样的“跨门”条件之后，则需要进行刻苦的训练，不辞辛苦，学习很多参照对象，才能成为可以登上舞台的舞蹈家。作家也是如此，具有写作才能的人，写作课程对其非常有益：“人是懒惰的，在学校里，有阅读的纪律，有讨论的环境，有不断写作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改善自己，确立一种写的纪律和方式。在大量的阅读当中，一边写一边参考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使人少走弯路，摸索的时候不那么艰苦。”严歌苓总结。

        但她又进一步认为，写作课程能够解决写作中的基本问题，比如视角转换等技巧，减少一个写作者自我摸索的阶段，“但就像电影导演一样，最终能不能成为大导演，这是教不了的。”

        严歌苓表示，她很愿意与学生一起解决怎样写的问题，“怎样写是最有趣的东西，体现了你个人的文字风格，体现了你个人的审美情趣。在相互的讨论当中，可以有很多有趣的进展。我看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趁活着讲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文学的思考和讨论，而校园正是能够提供这种滋养的场所，是文学知识和文学流行最快传播的地方。我能回到校园，和我的朋友们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做这件事，我感觉非常快乐。”

        在一些批评家看来，严歌苓的作品在小说写作上具有“教材性质”。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技巧性非常强，不仅解决了中国小说最难解决的结构问题，且细节与语言之准确有力，足可推动叙事自己前进。“对广大的学习创意写作的人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是最生动的第一课。”陈晓明说。

        陈晓明尤其赞赏严歌苓小说中的动词使用，相比很多作家使用名词、形容词写小说，严歌苓则用的是动词，“严歌苓的动词不是局部使用，而是上升为情节结构的关键点，就几个关键的动词，就能够把整个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命运、情节的走向、情节的反转建立起来。”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严歌苓的爱用、善用动词，与她对英语的领悟有关系，也对她跟影视叙事的领悟有关系。贺绍俊介绍，严歌苓的写作中体现了多重文化的叠加。在语言上，作为一个中英双语写作的作家，严歌苓将英语语言特点纳入汉语写作之中，使白话文与翻译体这两种原本不太融合的语言方式变得顺畅；另一方面，对多数中国作家，影视叙事是他们的弱项，但严歌苓却可以很好地将影视叙事和文学叙事结合起来，吸收彼此的优点。“这种多重文化的叠加是她的独到之处，也带来了她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多方面的，因此具有独有的价值。”

        除了写作技巧与多重文化身份，令在场作家、学者感慨的，是严歌苓的敬业。作家白烨介绍，在严歌苓出国之前，已经写了20多部长篇小说，“这个创作数量放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是少有的。”严歌苓出国之后的创作，也与此类作家通常描述海外、留学生活的作品不同，在白烨看来，“给你的感觉是好像离开了，但作品又离我们更近了。她的作品不断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生活到社会生活，这么强的介入，在海外作家中，除了严歌苓之外，确实找不到第二个。”

        而作家格非感慨自己阅读严歌苓作品时，疑惑她的创作题材为什么可以这么广泛。在一起去过西班牙与德国之后，与她进行了交流，才知道严歌苓为所有作品都进行大量调查：“她为了一个作品的写作会在一个村庄里住上很久；为了理解一个运动员或者体育项目，她会花很多精力去调查、查阅文献，或者是参与体育项目的过程，她会花很多精力。严歌苓的写作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先进的一种写作方式。在大家的生活经历都差不多的环境下，调查走访将是未来写作的重要方向，严歌苓已经先走了一步。”

        《文学评论》编辑刘艳认为，近年来，国内很多作家写作过于依赖于新闻资料，但直接将新闻或现实用于小说，可能更是创作之弊病。“这种貌似深刻的写作，不管文笔多么洗练，内心的慌张还是可以感觉到了。严歌苓特别可贵的是她特别重视用亲身体验来写小说。为了写《妈阁是座城》，她真的去赌博，输掉了好多的钱。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最难学的作家

        但除了严歌苓好学的一些技巧、经验，陈晓明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严歌苓又是最难学的作家。“难学在于她的跨性别、跨文化。”

        陈晓明认为，二战对于欧洲作家，是一个书写的富矿，不管是理论上或创作上都有很大的探索，“包括苏联也有卓越的作品出现。”但在中国，有关二战的叙事，似乎就被“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类叙述所一统，几乎封闭了其他的书写。在当代文学中，逐渐出现各种作品去打开这种封闭，而“严歌苓的打开犹为独特和出色”。

        陈晓明以《小姨多鹤》为例，介绍严歌苓的历史视野，在一个流落中国的日本少女的命运中，嵌进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历史命运。“她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背景下来书写女性的命运，将女性的命运和历史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尤其她的二十世纪并不是简单的编年史，也不是固定的历史套路，而是在历史变动的进程中，书写女性、人类命运。历史在不断地变异、不断地展开，并且和人物的命运镶嵌在一起。”

        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认为，《小姨多鹤》到现在仍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至今很少有评论者进入小说的核心。他以严歌苓1994年的短篇小说《女房东》为例，证明严歌苓在当时的女性写作，仍然是与陈染、林白等一致，“借用男性的讲述方式和价值观，逆向讲一个故事。”但到《小姨多鹤》，却体现了作者跨文化的思考和超越性别的写作。孟繁华赞同陈晓明的观点，认为过去的战争文学中没有像《小姨多鹤》这样去思考战争的。“我们过去只讲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反侵略战争。只要命名为侵略战争的时候，可以血流成河，杀人如麻，对战争的狂热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了非常夸张的书写，一个最具体的或者极端的例子就是请战书像雪片般的飞向连队。在《敌后武功队》《烈火金刚》这样的二流的抗日战争作品里都能看到。对于二战我们之所以没有写出经典作品，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是存在问题的。”

        孟繁华认为，所谓小说结构，更包含内在结构，即历史观与价值观，“有的是我们不能超越的，像战争的问题、国共两党内战的问题。这个历史观，如果谁想超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长篇小说里写二战的作品，几乎都是二流作品。”

        而《小姨多鹤》所处理的是一个战争的边缘问题，战争结束之后怎么办？多鹤作为二战遗留下来的日本少女，她经历了中国从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漫长历史过程，而她所经历的苦难远远多于中国人的苦难。而这个往往会隐含国家民族诉求或价值判断的故事，在严歌苓笔下能感动那么多人，是因为严歌苓的跨文化、超性别的意识。“严歌苓处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特别值得当下的大陆作家去认真分析、理解和学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二战重新再写起，我们的内战再重新写起，‘文革’再重新写起的时候，可能就不会站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或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而是用文学的方式去处理人、人际关系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