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寻访太平天国战场︱武穴田镇：半壁江山铁索横

        临行，发了一条微博，列出初订路线，呼吁“沿途各位熟悉乡邦掌故的地主高人”，“届时相逢道路”，还请“导引迷途，指示机要”。虽然旅行经验不多，但也寻过几处古迹，知道若无当地朋友帮忙，要找到未列入“国保”、“省保”的遗迹，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久，即收到刘晓明兄的评论，问我哪天去武穴，他虽然不在当地，但能安排一位朋友做导游。此前并不认识晓明兄，热心助人如此，盛情可感。得了这条消息，可以放心上路了。

        7月24日，午后三点一刻，乘高铁至武汉。途中无聊，玩手机，打开地图软件，看到车过羊楼司，则想起咸丰四年（1854），湘军元老王錱，才与曾国藩决裂，便在此地遭遇败仗，同学亲友遇难者数十人。王錱以后征战湘鄂间，每过此地，辄“痛不可忍”，以为“毕生大恨”，“虽举天下之贼尽数歼之，未足消愤而抵罪”。后来王錱英年早逝，所部由左宗棠接统，转战东南与西北，所向有功，被称为“老湘营”。这个“老”字，即对曾国藩国荃兄弟的“曾军”而言，既表资历，隐然也有不相统属之意。王錱的主要战绩在湘南与赣西，不在此行范围，然既经过他的伤心地，不能不为他的遭遇感慨一番。

开门透风。从武汉去武穴途中。（除特别标示外，本文图片均为谭伯牛所摄。）

        出武汉站，即至数百米外的杨春湖客运换乘中心，买了四点二十去武穴的车票。到点上车，发现被坑了。司机上车便宣布空调坏了，然而这车是照空调车设计的，窗子都不能打开，只能开门透风。听到开门透风四字，我没有抗议，而是赶紧把安全带系上。因为座位就对着车门，甩出去再索赔可就不好玩了。这点挫折不足以影响好心情，何况，坐上这辆小客车，可以重温九十年代坐中巴的感觉，那时候为便于揽客，车门也常是开着的。与其担心安全而一路惶恐，莫若随遇而安，在回忆里自得其乐。

        近一百九十公里路程，走了三小时。在车上与晓明兄介绍的朋友确定了到达时间，约在车站见面，下车就见到了憨厚的郭国峰兄。稍事寒暄，国峰兄与我打车去了宾馆，至前台，欲代付房费，亟阻之。卸下行李，洗把脸，国峰兄带我去吃饭，至则高朋满座，似皆为政法界的朋友，有警察，有法官，有律师，一一问名致候不表。苦于不能听方言，无法畅谈，惟有数数举杯，祝酒受祝而已。只记得一个话题，因武穴为清代广济县，属黄州府，府治在黄冈县，今则同属黄冈市，而林彪是黄冈县人，遂稍稍谈及副统帅其人其事，略志感慨。

        九点散，回房看书，为明天出游作准备。其间接到老朋友练习曲的电话，十年不见，在微博看我到了湖北，拟明日自武汉来慰问。能在旅途遇见旧雨新知，真是一件快事。

        25日晨七时起床，吃过早饭，国峰兄来宾馆接我。今日去田镇（即清代田家镇），国峰兄特地请来更熟悉当地情况的陈斌兄为导游，并亲驾车，车上还有一位朋友，惜忘其名。田镇距武穴市区十馀公里，多设化工厂，污染甚重，可想而知，不过此行固不为欣赏风景，遂无抱怨。

炮台遗址纪念碑

        十点，到了长江边上的太平军炮台遗址，此系黄冈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堤上立有石碑，碑在菜地中，遍种苕尖。炮台在江边，因长江涨水，只露出一块石头，不过二三米见方，并无可观，不免有些失望。然而隔江有一座壁立岸边的孤峰，俯瞰江水，蕴藏杀机，于是又不感失望了。

半壁山

        我所在的炮台，与对面的半壁山，以及这段江水，就是湘军水师所谓“田家镇大捷”的主要战地。咸丰四年秋，太平军失守武昌，为阻挡湘军自上游反攻，在此设立第一道防线。在湘军看来，太平军欲“以东、西梁山为江南（案谓南京）门户，以田家镇为安徽门户，并力与我争此关隘”。大致的布置是这样的，在田家镇修筑土城，半壁山设立营垒，以铁链连接二处。这段江面是武汉以下长江最窄的地方，枯水期只有五百米宽，故以铁链横江，是十分可行的办法。此处不仅在冷兵器时代是战略要地，即在未来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皆是必争之地，屡有大战。

        从武汉赶往前线的曾国藩，据探报，向皇帝简要介绍了具体情况，云：“该逆于田家镇江面横安铁锁二道，相距约十数丈。铁锁之下排列小划数十只，以枪炮护之。北岸筑土城，多安炮位，专防我军战船。”他想出来的对策是：“拟先攻田镇对岸之半壁山，夺其要隘，则铁锁一岸无根，当易拔去。”只是，十月初五日，湘军力战攻克半壁山敌营，斩断挂在山壁的铁链，拟猛攻北岸田家镇，却在第二天发现太平军“复将南岸一节续行钩联于半壁山下”，很快就恢复了锁江的局面。

        国藩当即检讨，发现“该逆安置铁锁之法，与吴人成法不同。吴人于两岸凿石穿铁，江中无物承之，故一处烙断，全锁皆沉。该逆则节节用小船承之，中用木排三架承之。船与排之头尾，皆用大锚钩于江底。铁锁四道，横于船排之上，以铁码钤之。故虽南岸斫断一节，而其余数十节仍牢系如故”。按，“吴人”谓三国之吴，曾以此术抵抗晋军。而且，恢复锁江后，太平军在“排上安炮，船上置枪，以防我舟师之进逼。排上铺沙，船中贮水，以防我火弹之延烧”；并在北岸增设炮位，“自牛肝矶炮台以下直至吴王庙，尽锐抗拒”，一旦湘军入江，则“千炮环轰，子落如雨”。于是，“夺其要隘，则铁锁一岸无根，当易拔去”的计划落空，必须与太平军在江中决战了。

太平军田家镇炮台遗址

        十三日晨，水师出队，统领杨载福与彭玉麟命战船为四队，“第一队专管斩断铁锁，凡炭炉、铁剪、大椎、大斧之类皆备；第二队专管攻贼炮船，与之对相轰击；第三队俟铁锁开后，直追下游，大烧贼船；第四队坚守老营，以防贼船冒死上犯”。陆军六千人，使不上劲，则排列长江南岸，做一回啦啦队。第一队的孙昌凯，入伍前是熟练铁工，临阵，玉麟亲授机宜，对他说：“毋发炮，毋仰视，直趋铁缆下。彼筏上炮一发，船乘流已下矣。吾亲为公拒寇舟”；于是，玉麟自将第二队，掩护昌凯。载福则亲统第三队，负责冲关烧船。按，是年湘军初出，水师五千人，规模不小，载福玉麟为最高指挥官，而皆亲临战阵，不避炮火，与士卒共生死，这种“土气”（国藩语）是当时八旗与绿营军已不具备的。

        开战，湘军完美执行了前定战术。玉麟以火力压制守护铁链的炮船，昌凯心无旁骛，“以洪炉大斧，且熔且椎，须臾锁断”，载福遂率队“飞浆驶下”，穷追三十里，至武穴江面，然后回头，逆江而上，“纵火大烧”。先是，刚冲过断链，就有哨官放火烧船，载福阻之，说：“先烧在上（游）者，则在下者开窜远矣，不如穷追数十里，从下游延烧而上。”到了火攻的时候，恰逢东南风大作，从下游回攻的湘军逆流顺风，行动便捷，太平军则顺流逆风，“不能下行”。变计收效甚佳，不过半天时间，湘军即将太平军掠来的四千民船烧得干干净净。当夜，太平军因“舟楫被毁，无巢可归，无粮可食，无子药可用”，遂“自焚营垒而遁”。

铁锁沉江（转自梦醉天涯人博客）

        战后，玉麟题“铁锁沉江”四字，刻于半壁山临江崖壁，跋云：“咸丰四年秋九月，善化杨岳斌，衡阳彭玉麟，率水师夺两岸炮台八，破横江铁索七，燔贼舰三千有奇。会长白塔齐布，湘乡罗泽南，杀贼万人于此。”按，唐人刘禹锡诗云：“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玉麟摩崖四字，出典在此，然而，禹锡并未亲见“铁锁沉江”。玉麟《破田家镇半壁山及横江铁练》诗，后半云：“半壁江流沉铁锁，三军凯奏唱铜琶，帆樯卅里看林立，一炬灰飞走电蛇”；则是纪实，诗固近于打油，气魄则远迈古人，可立为“铁锁沉江”的今典。又按，岳斌即载福，因避同治皇帝“圣讳”（载淳）而更名。塔齐布为当时湘军第一名将。罗泽南则是湘军创始人之一。跋谓烧掉太平军船只的数量是三千出头，曾国藩奏稿则云近五千，自系当日报捷夸张之陋习，贤者不免。吾人读古代战报，凡遇公私记载有出入之处，皆宜从私，不宜从公。

        摩崖石刻距江面百馀米，长近五米，宽约二米，惟自田镇江岸看不到，须乘船至江中才能欣赏。崖壁另刻有同治三年丁泗滨题“东南半壁”，光绪十年左光培题“楚江锁钥”，二人俱为水师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