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张静娴：艺术人安于现状很危险

原创 郦亮 生活周刊

张静娴

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二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并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文华表演奖、中国艺术节优秀表演奖、中国昆剧艺术节特别荣誉奖、“非遗”薪传奖等国家级专业类大奖，还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市德艺双馨工作者称号。

1966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剧演员班，应工闺门旦、正旦，师承“传字辈”戏曲教育家朱传茗，并得方传芸、沈传芷、姚传芗诸名家亲授，又经京昆泰斗俞振飞悉心指导，愈加巩固了张静娴规范、出众的唱念水平。至此，“动听、动情、动人”成为她对唱念的理解、追求和特色。

张静娴的表演，情致深婉，意蕴幽远，擅于掌握行当共性与角色之间的分寸，以工笔之境态，晕染着端凝隽妙的艺术感染力，尽在一派雅正中。她扮演的杨玉环，或华美娇嗔，或凄艳哀楚，多面性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位绝代佳人，在评论界有“绝唱”之叹誉；她扮演的陈妙常，以升温式情态将一个“伪道姑”表里相异、敛而不温的“凡尘性”如生在唱念做舞间。又如《占花魁》之王美娘、《狮吼记》之柳氏、《金雀记》之井文鸾……无不磨炼而得，绎化出自己的体悟和风范。而她的正旦形象：赵五娘、费贞娥、窦娥、崔氏、庞氏等，往往寻味在柔中乍刚，留白于以静制动，淡而不寡又近而不俗。

在她一系列广为人颂的原创舞台形象中，无论麦克白夫人或卓文君，都充分印证了她与旧不同，与己不同，与人不同的思考和实践。尤其是度身定做、囊括所有最高级别奖项的人文之作《班昭》，张静娴以其难得的可塑性，游刃有余在主人公班昭跨度六十一年的人物心境中，诚意传达了她作为一代昆曲人提炼古今相通的人文精神、兼顾新旧有别的审美情趣的舞台态度及艺术功力。

恐是时代弄人，张静娴作为一名昆曲人的艺术之路无疑是坎坷曲折的，几次颠覆自己，推倒重来，她都扛下了，而且经过自己的努力迅速成为新行当的翘楚。张静娴也是幸运的，在她不断涅槃重生的过程中，总是能得到名家大师的加持。这些无亲无故的名士对艺术抱着纯粹的态度，因而对极有天赋又勤奋好学的张静娴总是厚爱有加，帮助她涉险渡关，成就了一个又一个艺术的奇迹。

“不满足”是张静娴的常态。张静娴甚至认为，艺术人安于现状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止步不前，而艺术也将陷于停滞。艺术总是在不断的“不满足”，在不断的自我挑战之中才会取得发展。现代原创昆曲《班昭》就是这样诞生的，目前张静娴又在为昆曲现代戏《自有后来人》而努力。记者最近走进了这位75岁的昆剧表演艺术家的世界。

本期焦点人物 张静娴

生活周刊记者 郦亮

1

我是开窍比较早，理解能力好一点，

学习成绩也不错，

老师自然对我更多关注一些。

老师的良苦用心，

我也是在自己当了

老师之后才真正理解。

生活周刊：您是怎么走上昆曲之路的？据说您最先学的是评弹，您的父亲在一张照片上留言“静娴十岁登台”，当时您演的就是评弹。后来为何转向了昆曲？

张静娴：因为我们家是苏州人，爸爸妈妈都喜欢听评弹，所以我接触评弹比较早。评弹相对来说比较通俗，当中有很多故事，小孩子都很喜欢。家里有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都喜欢电影、文学、戏曲。有什么好角儿来，家里人一定要去看，看了回来要议论，我就在边上听，就这样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心里也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也没想过当什么演员，就想到台上去演，在台上演出多漂亮啊。

后来1959年上海戏曲学校招春季班，这次不是公开招生，是学校推荐的，我当时在小学也是文艺积极分子，老师觉得我可以，就让我去考。当时我还以为是去考评弹，结果去了一看才知道是舞蹈班和京剧班，我还问为什么没有评弹班，人家说学评弹要初中毕业，而我连小学还没毕业。那我就考京剧班。其实考得还很顺利，初试复试我都通过了，但是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就回到学校继续上学。当时我们年级里有个老师，他是京剧票友，却教了我一段昆曲《牡丹亭》里的“小春香”。到了五六月份，我从报纸上看到戏曲学校又招生了，这次是公开招生，我想做演员的心不死，又去考了。这次招的是京昆班，其实学校主要是想培养昆曲演员，但怕喜欢昆曲的人少，便用了一个计策，对外声称是招京昆班。

这一次我录取了，在考的时候我还唱了一段“小春香”，在几千个考生当中没有其他人会唱昆曲。我不仅会唱，还连唱带做，给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开始以为最终我能进戏校，主要是靠自己的实力。但其实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背后有很多故事。

生活周刊：您学昆曲的过程顺利吗？您一直感念恩师朱传茗对您的关照，听说他还请您吃过夜宵。

张静娴：我们这个京昆班招了大概80个学生，结果只有七八人去学京剧，大部分都去学昆曲。在戏校学习费用是国家全包的，无论是学费、住宿费，还是课本费通通全免，这对当时很多条件不算很好的家庭是有诱惑力的。但尽管这样，当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去唱昆曲了，还是起来“造反”。当时都不要唱昆曲。虽然当时昆曲已经有了《十五贯》，但是相比淮剧、扬剧、越剧，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昆曲。很多家长就来到学校带着孩子卷铺盖走人。即便全包，也没有人愿意学昆曲。当时昆曲就是这么一个形势。

但是我的爸妈还是很支持我学昆曲的，我也很愿意学。当时学校很慎重地召开了一个家长会，向家长介绍昆曲的历史、发展，把俞振飞、言慧珠等老艺术家演昆曲的情况也介绍了，还办了一个昆曲的展览，这样大家才渐渐回心转意，回来学昆曲。在学校第一年，我们是不分行当上大课的，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观察哪个孩子适合演什么行当。后来我很幸运，老师把我分到闺门旦去了，一直演到现在。所以你看，好像是昆曲选择了我，我就这样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学校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很正规。当时讲究的普遍培养，重点突出，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每次上课，学校教导科都会派人来盯，就是生怕老师对一些孩子偏心。但即便这样，朱传茗老师对我还是很关照的。当时朱老师的组里学生最多，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要强，学习也很刻苦，朱老师还是对我比较偏爱。有时会悄悄塞1元钱给我，让我买点东西吃。这真是很开心，当时很多同学5角钱就可以过一个礼拜了。有时演出结束，朱老师也会说，张静娴，跟我出去吃点东西。就是现在的淮海路陕西路美心酒家，吃的是蚝油牛肉炒面，6角多一份，算是很高级的食物了。老师总是一杯啤酒，然后和我谈戏，哪里演得不错，哪里演得不好。我真是受宠若惊。我是开窍比较早，理解能力好一点，学习成绩也不错，老师自然对我更多关注一些。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也是在自己当了老师之后才真正理解。

《长生殿》饰 杨贵妃

2

我得感谢我的爱人。

他力挺我，你必须回去唱闺门旦。

他说昆曲有几个老旦戏？

你一生一世就埋没在这个行当里了吗？

他比我有远见。

生活周刊：您学昆曲闺门旦很成功，眼看着一颗昆曲新星要冉冉升起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您去唱了京剧老旦。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静娴：我们是1966年8月份提前一年毕业。从1963年开始就提倡“大演现代戏”。也就在这一年我们“昆二班”就排了一个昆曲现代戏《琼岛红花》，也就是后来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我在里面演了一个主角。1964年我们首演很成功，后来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也就在我们这个戏的基础上排演了《琼花》，这部戏应该说是开创了昆曲排演现代戏的先河。1965年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到上海来演《红灯记》和《沙家浜》，反响很好。尤其是《红灯记》，高玉倩老师演的这个李奶奶太震撼了，没有想到一个老旦可以演成这样，而且把塑造人物的手段运用到传统戏曲之中。《说家史》这一段，又唱又做又表演，我看傻眼了，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我们班级也要学演《红灯记》和《沙家浜》，我就和老师提出来我想演李奶奶，老师看我可塑性强，也就同意了。

当然自己也下了很多功夫，毕竟是由闺门旦转老旦，当时青年京昆剧团的师兄师姐也来辅导我们。有一次我在学校大练功房练李奶奶《说家史》的时候，正好被京剧班的班主任看到了，他驻足把我的排练看完。1965年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京剧班排演《红灯记》，在当时的瑞金剧场有20天的演出，因为要演日夜场，分了三组演员，京剧班的同学不够了，就把我借到京剧班去演李奶奶。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老旦，也是学校对我的认可吧。

生活周刊：您由闺门旦演老旦好像一直到进入上海昆剧团，为什么后来还是改回了闺门旦？

张静娴：“文革”开始后，昆曲演出就停止了，大家都演京剧现代戏。我们从学校毕业，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比较混乱，平时都在农村劳动，节假日回上海演出。学校当时成立了样板戏剧组。那时倒是不愁没人看戏的，就是那么几个戏。演戏确实很辛苦，但我要登台演戏的那个最初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即使下乡劳动，我每天还是要吊嗓子。我想昆曲不让唱，但京剧总是要唱下去的，我们这个国家不可能不让老百姓看戏啊，所以我的基本功还是要练。当时很多同学都纷纷改行了，实在不愿意过这样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了。但我还在坚持。1971年我居然进了上海市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组，做王梦云老师的B角。那时样板戏剧组汇集了戏曲界最高端的人才，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获益匪浅。

“文革”结束后，1978年上海昆剧团成立。我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到底要不要回去唱昆曲？因为我当时由昆曲闺门旦跨剧种跨行当唱京剧老旦已经十几年了，我用了很大的心力脱胎换骨地改变了自己。我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能唱昆曲。我的师兄蔡正仁老师做了我好几次思想工作。后来我想想，毕竟我从小七八年学的是昆曲，还是有感情的，我一跺脚就回去了。去了上昆就遇到一个问题，到底是唱闺门旦还是老旦？当时团里的闺门旦演员也很多，而且我多年唱京剧老旦，再改回闺门旦太难了。我又得从头开始吗？好歹如果我唱老旦，那我可以算是团里老旦的头牌。这我得感谢我的爱人。他是力挺我，你必须回去唱闺门旦。他说昆曲有几个老旦戏？你一生一世就埋没在这个行当里了吗？他比我有远见。

《狮吼记 · 跪池》饰 柳氏

生活周刊：但是很显然，改回闺门旦并不那么简单，您当时已经30多岁了，比起您在学校由闺门旦改唱老旦时年岁大了很多，改变也变得困难。听说在这个过程中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给了您很多帮助，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张静娴：回归之路确实比较艰辛。“文革”时，昆曲不让演，还让我们把剧本也都上交了。所以我手上连剧本也没有。我就找人借剧本来抄，《游园惊梦》《断桥》之类都是一本一本抄起来。人家一天三功，我一天五功。那时是8点钟上班的，我7点一定到，练功，喊嗓子。演了多年的样板戏，小嗓子没有了，张口就是大嗓子，那种温婉柔弱脉脉含情都没有了，那不行，都重头开始。中午大家休息了，我还在抄剧本，晚上下班了，我还在练私功。十几年坚持下来，这样在场上才能有稳定的声音。

朱传茗老师1974年就去世了，老师教的我都忘记了，我该怎么办？然后就想到要找俞老拍曲。那时俞老很忙，又是上海戏校的校长，又是上海昆剧团的团长，又是京剧院的院长，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也只是试试而已，没想到老师一口答应。第二个没想到，俞老还为我选好了剧目。教我的第一出是《长生殿》的《絮阁》。第一次上课，没想到俞老是备了课在等我，通过教唱，我知道老师是有备而来。老师是一字一腔地在教我，唱腔的规范，咬字的规范，节奏和感情的处理等等。这个前前后后有四五年的时间。俞老一共教了我7个折子戏。我学得很认真，每次都带一个小录音机把老师说的东西录下来，还做笔记。

也就是在和俞老学戏的过程中，一次他对我说，张静娴啊，你进戏校应该谢谢言慧珠。他说我第一次考戏校没录取就是因为出身不好，第二次再考的时候，在校务会上又有人提出我的出身问题，是言慧珠说“条件好就应该录取”，一句话定我终生。我听了之后想说一声“谢谢言校长”都没有机会了。2007年上海电台在纪念言慧珠的节目中采访了我，我就讲了这件事，播出之后被“昆大班”的一个师兄听到了，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我还得谢谢一个人，当时上海戏校的常务副校长周玑璋。因为第二次我报考的时候，是周校长拍板同意我的报名申请，否则我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我这一生真的是贵人相助。我和他们都无亲无故，他们很公正，觉得这个孩子条件不错，就应该好好培养，而且应该说是担着风险的。当时我就想，只有努力地工作来回报当年这些艺术家、教育家的帮助，他们教育了我怎么做人。

《金雀记 · 乔醋》 饰 井文鸾

3

我和他们都无亲无故，他们很公正，

培养我应该说是担着风险的。

我当时就想，只有努力地工作

来回报艺术家、教育家的帮助，

他们教育了我怎么做人。

生活周刊：虽然很努力，但其实那个时候您在团里机会并不是很多，毕竟前面还有“昆大班”的一批师兄师姐在，你们只相差五六岁，那时他们也正当年。您是怎么抓住机遇的？

张静娴：我一直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做我们这个行业的，天赋、勤奋、机遇缺一不可。我们过去说“备战备荒”，这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只有平时有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关键时候才能用得上。我抓住的第一个机遇就是去香港演出。1983年，我们全团10台剧目要去香港演出，一开始并没有我的份。在出发之前，香港邀请方的负责人到上海来看戏，团领导让我在这个场合下演一下《絮阁》。没想到看了之后，香港邀请方的负责人很喜欢这个戏，一炮打响，都说这么好的戏怎么不到香港演出？然后就把这个戏加进去，还另外给我加了一个戏《芦林》，我也就去了香港演出。

还有一次是黄佐临导演根据莎翁戏剧《麦克白》改编的昆曲《血手记》。有人向他推荐让我演女主角。黄老当时还不认识我，特意向人打听张静娴是谁，她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黄老想排这个戏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一直想做一次“红娘”，把莎翁诗剧移植到昆曲，再将昆曲推向世界，他认为莎翁诗剧和昆曲是“门当户对”。这是1986年的事。1987年我们就参加了第41届爱丁堡艺术节，非常轰动，我们在英伦三岛巡演了整整三个月，去过10多个城市。我的表演获得了肯定。不过这也要感谢编剧郑拾风，他丰富了《麦克白》，特别是“闺疯”这一出戏，虽然只有20分钟，但是让外国人大开眼界——原来中国人是这样演麦克白的。当然，我们还是演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这得感谢黄老的定位，“中国的昆曲的莎士比亚”。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算是我第一个主演的大戏，因为之前有很多准备和铺垫，我通过演这部戏也就站住了脚跟。凭借这个戏我在1988年就评到了一级演员，黄老和俞老做我的推荐人。这是“文革”之后第一次恢复评职称，我们团当时10个一级演员，9个都是“昆大班”的师哥师姐，只有我是“昆二班”的。

生活周刊：谈谈《班昭》吧。2001年创排的这个戏，应该说是您昆曲艺术生涯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当时您已经54岁了，为什么还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去排一出新戏？

张静娴：当时一批中生代演员都在排新戏，岳美缇老师排了《司马相如》，还请我演了卓文君。其他的包括淮剧《金龙与蜉蝣》、京剧《曹操与杨修》，包括茅威涛的越剧《西厢记》、马兰的黄梅戏《红楼梦》，出了一批原创戏曲剧目。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戏曲界就有了一种寻求变革、寻求出路的氛围。大家都在想戏曲应该怎么走。老演老戏是不行了，演粗糙的新戏也是不行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课题。我也想做一台新戏。当时是1997年，我已经50岁了，再不做就没时间，做不动了。我还想挑战一下自己。

也正是在演《司马相如》的时候我认识了编剧罗怀臻。我平时听罗老师讲话，觉得他总是能讲得不一样，有一种引领性的感觉。我和罗老师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也能感到我的诚意。但是之前他没有写过昆曲。他问我想演什么人物。我说我也没有具体想过，只是想演一个年龄跨度大一点的人物，因为我过去也演过老旦、正旦。后来他就帮我想到班昭这个人物。她是一个史学家，但是记载的史料很少，大概只有一两百字，这有利有弊，好处是发挥的空间大。剧本写出来，我一看是从14岁开始演起，我已经50岁了，但是罗老师还是希望我们老演员能够突破。我被他说服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想清楚到底是要演一个什么样的班昭才动手。所以从1997年本子写出来到2001年创排，我们等了5年。我是积极地等待，所以创排的时候特别顺利，一气呵成。《班昭》最后是几乎所有的大奖都拿到了，中国戏曲学会奖也得到了，我也是“二度梅”（第一次获梅花奖演《长生殿》）。我还是不满足，后来就做了一个校园版《班昭》，这可以算是精装版，布景灯光都不要了，戏长从两个多小时压缩到一个半小时多一点。

《班昭》 饰 班昭

4

老演老戏是不行了，

演粗糙的新戏也是不行了。

我想做一台新戏，

1997年我已经50岁了，

再不做就没时间了。

我还想挑战一下自己。

生活周刊：今天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我们听说您参加了昆曲现代戏《自有后来人》的演出。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张静娴：这个戏我的学生罗晨雪在里面扮演李铁梅，我要指导她，同时我自己也有角色，所以对体力对嗓子都是一个挑战。《自有后来人》就是根据《红灯记》改编的。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因为演了京剧《红灯记》而跨入了老旦行当，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我又要来演这样一出现代戏。而且也就在排演的时候，我竟然找到了几十年前我的两本《红灯记》剧本，上面还有我当年做的笔记。我在想，这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呢？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一方面我今年已经虚岁75岁了，体力和记忆力不如以前。一方面就是嗓子，过去唱昆曲闺门旦都是用小嗓子的，但是现在唱现代戏又要唱回大嗓子。我感觉到频道有点转换不过来。当年我演京剧样板戏，从小嗓子唱大嗓子，我还能往死里练，现在往死里练也没有用，因为这样一练嗓子就要哑掉了。而且已经有京剧《红灯记》在前面了，人们很容易将《自有后来人》与之做比较。我觉得还是要拉开距离，所以我提出还是要念韵白。唱腔还是要有昆曲的曲牌，但一定要有时代感。当然我也听过一种说法，昆曲不太适合演现代戏。这是因为昆曲的文本一般都是有很强的古典文学性，那么《自有后来人》说的是铁路工人家庭的事，如何用昆曲去呈现呢？另外，一演现代戏，昆曲的那些传统道具都没有了，水袖没有了，扇子也没有了，我们用什么去表现呢？所以每个环节都有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开辟一条昆曲现代戏的新路。

生活周刊：现在昆曲新人的培养状况您怎么看？

张静娴：上海昆剧团的新人培养梯队做得很好。“昆大班”和我所在的“昆二班”间隔5年，“昆二班”和“昆三班”差了30年左右。后面就是差不多每10年培养一批新人。年龄结构还比较合理。另外全国昆曲界80%的老艺术家都在上海，老艺术家还能教，上海的年轻一辈演员也都很受益。“昆三班”已经成为中流砥柱，“昆四班”和“昆五班”也都有人才出来。每年都有学习传承的舞台实践的计划。上海这几年还在推动“一团一策”，我觉得很好，根据每个团的特点制定艺术传承发展的计划，很科学，不搞一刀切。

昆曲艺术的传承还有一个观众培养的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昆剧团就已经推进“昆曲进校园”，效果很好。不仅大学生们很喜欢，而且当时还有一批老教授老学者在，他们对昆曲有一种情愫。这些大学生现在很多都是忠实的昆曲观众了。前面说了，在《班昭》成功之后，我还不满足，做了一个校园版《班昭》，这可以算是精装版，布景灯光都不要了，戏长从两个多小时压缩到一个半小时多一点。这个校园版就是为了到大学演出而度身定制的，在学校的礼堂里就能演。我们去过很多高校，还请来作家学者来进行导赏，效果很好。很多大学生就因为这部戏而走近昆曲，从而喜欢上昆曲。

原标题：《上海访谈 | 张静娴：艺术人安于现状很危险要懂涅槃，追求与旧不同与己不同与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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