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棒杀与捧杀

        西方对中国的棒杀是有传统的。即使在中国强大的今天，棒杀依然流行。美国新保守派一直没有放弃中国威胁论，美籍华人章家敦“预测”中国垮台十几年了，虽没有兑现，但依旧有忽悠的平台。

        相对而言，对中国的捧杀是“新意思”，更难对付。要说棒杀并不可怕，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放在台面上的，即使是恶意中伤，虱子多了也不痒。但捧杀不同，虽然虱子不多，但容易引起强烈反应。被咬的人忘乎所以，甚至产生幻觉。时下，一些西人自谓“重新解读”中华文化，又或炮制所谓“中国模式”，玩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游戏，在国内竟然颇有市场，足见捧杀的威力。

        这里不得不提英国人马丁•雅克及其惊世之作《当中国统治世界》。雅克是自称学者的媒体人，国内许多人认为他懂中国，“亲华”；《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中文版畅销一时。亲不亲华，是主观意识，这里不做判断，但懂不懂中国，却可以好好审视一番。

        《当中国统治世界》提出“统治论”和“文明国家说”，其实并不新鲜，也不是雅克的发明。比如“统治论”，不过是英美长期流行的“大国兴衰论”和“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雅克的“新意”在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发出“中国统治”的声音，令中国人快意一时，但其论调仍然是把东西方制度对立起来分析的方法，根本上仍是二元对立的西式思维方式。从其客观影响看，则是在国际上固化了“中国挑战世界秩序”的命题。

        近几十年来，中国加速复兴，成为西方分析人士难以解释的现象。现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大行其道，西方自认为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既懂经济发展又懂政治治理的惟一文明群体。在这种认识体系下，中国及其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是无法与西方文明平起平坐而必须按照西方的样子加以“现代化”的。

        也正是在这种解释的困境中，雅克及其著述应运而生。从表面上看，雅克的一些论调与最早到达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相似（比如，利玛窦赞赏明朝的治理方式及文明程度，称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实质却不然。与利玛窦不同，出身西方左派的雅克在评论中国之前，与中国并无太多交集，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传统更谈不上了解。他对中国的读解/误读，仍然建立在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

        首先，雅克立足善恶二元论，佐以左派写手的技巧，将对中国/中国模式的吹捧建立在对西方体制的攻击之上。都是点赞中国，利玛窦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和解共存，他本人从登陆中国的那天起，就发奋学习汉语及中国传统；而雅克则把中国作为与西方对立的样本突出出来。

        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打造了一个以善恶，黑白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新民主理论。 这种具有浓烈神学色彩的理论排斥任何不同的政治体制，并将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摧毁另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雅克的论述并未出此逻辑框架。

        而中国文化讲求有容乃大，中国历史上，儒释道长期和平共存，宗教战争几乎闻所未闻。从长远来说，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也必然是文化和解与文明沟通。中国传统不排斥其他文化传统和体制，但强调因地制宜，“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并不是鼓吹文化分高下，更不是要“抑西扬中”。国内的一些精英奉雅克为圭臬， 把“抑西扬中”视为天降大任，殊不知其思维方式已全然背离中国传统。

        其次，雅克的“文明国家论”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他把当代主权国家分为两种，即所谓“文明型”和“民族国家型”，试图揭示文明型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民族国家型的根本不同。他又说，中国是惟一现存的文明型国家，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就应当享受文化上的特殊待遇。

        如是论述有两个问题：其一，这本身是一种同义反复。在当今世界，想要截然区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都是两者的结合。 这个二分法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新东方主义”。这并不令人吃惊——马克思主义不认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本人对亚洲历史的判断也是基于“东方主义”立场。

        其二，该论调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固然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但也不赞同任何文化特殊论。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以德治国，两千年来，这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共享价值。我们今天说发扬传统，目的不应是编造新的文化特殊论，而是要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自己先用好，可能的话惠及他人，将德治原则运用于全球治理的范围。人类文明的繁荣，得益于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这个角度看，雅克们的“抑西扬中”论远不如前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来得高明。

        最后，雅克还推销西式本体论。中国传统没有本体论，或称“是论”。笛卡尔“这是什么”的本体论探究不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中国人的典型问题是——“道在何方”，亦即下一步怎么做。而雅克以“文明型国家”为诱饵，实际上是将有关中国的讨论引向西式本体论的死胡同。

        比如，雅克鼓吹“中国模式”，并试图给这一模式下“定义”。显然，这在方法论上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符合传统、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或“猫论”——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旦中国人进入本体论思维，讨论“中国模式是什么”这样的命题，我们也就踏上了西式普世价值的歧途。到目前为止，所谓模式的讨论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实属幸事，因为一旦“模式”被定义，就不可能不自我维护，并催生自我推销的冲动。而这就等同于放弃了传统的“南橘北枳”原则。

        总之，无论从方法论还是国际舆论的角度看，“捧杀”中国的危害更大，国人必须对这类著述保持高度警惕。须知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合法性是个动态的概念，它始终处于进行时，是个连续动作的过程，绝不是西方的任何“是论”可以定义的。放在今天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由其政绩界定的，而与任何特定的模式无关。试图构建所谓“中国模式”，在国民中鼓吹中国文化特殊论，既违背了传统，也不符合事实，更有削足适履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