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志｜人口转变中“两端挤压”下的劳动年龄人口

自2010年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的“双量缩减”阶段。图为2021年2月25日，广东东莞，一家工厂内，生产线上的姑娘们在工作。人民视觉  资料图

2020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普”），是在“十三五规划”末期对我国人口基本特征的全面认识，既总结了过去人口转变的积累效应，更重要的是，也为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盘清了人口基础。

百年之大巨变下的人口新特点、新趋势不仅关乎微观主体的个人与家庭发展，更关乎国家发展前景。人口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因素，其中，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作为生产性人口，在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背景下，对新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

本文基于2021年5月11日公布的“七普”主要数据，简要梳理我国人口转变的大势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发展现状。

人口转变中的“中间塌陷、两头翘”形态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地区，下同）人口规模总计14.1178亿人，相比于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人口规模增长了0.72亿人，增速5.38%。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人口转变的首要趋势是，人口规模的惯性正增长即将结束。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1982年人口增速达到2.09%的峰值，随后持续降低，按照人口发展规律，人口总量仍保持正增长态势。但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下，总人口趋于零增长，很快可能进一步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在人口规模依然巨大的背景下，我国即将结束长期的人口正增长时代，人口发展即将迎来方向性转变，步入新的格局。

其次，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回升。

2000至2010年，我国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占比从22.89%迅速降至16.60%，紧缩性生育政策及极低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导致这一阶段的少儿人口快速下降；2010至2020年，我国施行宽松生育政策，出生人口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少年儿童人口占比从16.60%增至17.95%，上升了1.35个百分点。2014年起实施的“单独二孩”、2016年起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使得少儿人口得到了补偿性增长，但生育政策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发展形态。

第三，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可逆转地快速深化。

我国自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即60岁及以上人口达总人口的10%）后，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龄化速度远快于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或地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7%到14%所经历的时间远远高于法国、德国、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与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日本的演进进度相当。

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2000至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6.96%增至8.87%，截至“七普”年份，2010至2020年的十年里，该比例从8.87%快速增至13.50%，增幅明显快于前十年，并接近于老龄社会判定边界。这是因为，我国第一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生于1950年代）进入了老龄阶段。

按照人口发展规律，生育政策向宽松方向的调整可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未来持续低位的生育率水平本应使得进入老年人口的规模较少，但随着我国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生于1962至1973年）相继进入老年期，按照人口队列发展，“老年潮”的二次峰值期将持续维持。因此，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逆转地快速深化。

既然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依然力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几乎不可能有实质性效果。

第四，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双量缩减”阶段。

自2014年开始，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进入缩减阶段，2010至2015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规模缩小。“七普”数据显示，15-59岁人口规模为89438万人，占63.4%，比2010年下降了6.8个百分点。虽然自2010年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的“双量缩减”阶段，但绝对规模仍处于存量巨大的阶段，腾挪空间丰富，在社会发展及自身的生产性方面仍具有挖掘空间。

简言之，我国总人口规模增速减缓，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重上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出现“中间塌陷、两头翘”的人口形态。

两端挤压下的劳动年龄人口

在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两端的“双重挤压”之下，我国当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仍具优势。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作为生产性人口，“塌陷下沉”的负增长趋势早于总人口到来，但在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基数作用下，劳动力供给资源依旧充沛，现代性人口再生产类型仍极具生产力。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晚于规模的下降，总抚养比（0-14周岁与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加总与15-64周岁人口数之比，以15-64岁人口规模为100）上升。“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5.9，比2010年增加了11.7个百分点。

但目前，我国仍处于总抚养比低于50的阶段，平均1个劳动力可能抚养的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人口大于1，在社会经济环境、政策等正外部性因素保障下，结合人口年龄结构特征，我国仍处于收获人口红利期。

值得警惕的是，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第一次超过少年人口儿童规模，社会抚养压力逐渐从“抚小”转变成“赡老”。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的空间回旋能力强。

“七普”数据显示，31个省市自治区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处于65%以上的有13个，在60%-65%之间的超过50%，有15个，60%以下的仅有3个。

整体而言，有90%左右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超过60%。其中，人口流入省区或是生育率较高区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仅有河北、河南、广西三个以人口流出为主的省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低于60%。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存在区域性差异，最大与最小占比之差达到10.01个百分点。在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区域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差异带来结构性空间转移，利用劳动年龄人口的空间回旋能力实现劳动力要素再匹配，以实现最优化。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提升。

“七普”数据并未披露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披露了15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2010年“六普”时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08年提高至9.91年，十年间增长了0.83年。

劳动年龄人口是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最重要的群体，他们的整体受教育年限提高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将劳动年龄人口置于人口系统中，作为生产性人口群体，在总量缩减前提下，他们的素质提升将增进单位劳动效用，改善劳动力供给质量，提升人力资本。

在人口转变背景下，持续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人口负增长将成为中长期内我国人口发展的新趋势。虽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减少，但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依然巨大。另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具有结构回旋、质量积累优势，因此，截至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仍具有优势。

劳动年龄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形态变动的大势是，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双重增加，形成“两端挤压”，劳动年龄人口则出现“塌陷降低”态势。

未来，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人口转变的新趋势、新阶段高度重合，二者之间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相关关系，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

假设我国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就业，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均能提供有效劳动力供给，且我国的生产总值持续增加。那么，我国的单位劳动生产率将有程度较大的改善。

劳动生产率衡量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经济发展下的生产序列效率提升，能够保证质量效率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稳定，摈弃过去高速经济增长对单纯劳动力供给规模优势的依存，走向单位劳动力输出效率改善的质量型优势。也就是说，人口优势从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变。

“七普”没有披露最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但对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的我国来讲，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因素，不容忽视。

另外，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发展既是规模变动的数量型体现，也是空间分布差异的结构型体现，更是资本存量积累的质量型补充。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系统中的生产性人口，相对于消费性人口的相对规模越大，人口再生产能力越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都已经进入新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发展也将进入新阶段。

首先，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虽已进入“双量缩减”阶段，但“七普”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然巨大，劳动力供给充沛，依然处于人口红利的收获期。人口基数大是我国人口发展最基础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群体，其规模以亿人为单位。

其次，在绝对量出现下降的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为附着于劳动力自身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劳动年龄人口的空间回旋盘活了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为人口的均衡发展、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了中介路径。

最后，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科教兴国等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的存量增长成为必然。在新发展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质量的改善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目标的关键，同时，经济发展的动力、方式、本质等，是劳动年龄人口发展的保障。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甩掉人口因素，单一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