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遗产：周穆王的“八匹马”是怎么回事？

“八骏”的故事

        “八骏”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经久不息的母题，八骏是八匹骏马的总称，酒令划拳中的“八匹马”说的就是它们。这雅俗共赏的“八匹马”不但信步于茶坊酒肆，还有一个高雅的源头。西晋时河南汲县战国魏安嫠王古墓挖出了一批古书——因为是东周时入葬，故统称“汲冢周书”——其中后人整理出历史价值最高的，叫《竹书纪年》，艺术价值最高的，叫《穆天子传》。穆天子就是周代前期到中期过渡之间，除“文、武”之外最著名也最浪漫的一位。

        《穆天子传》讲述了周穆王西征复西征，遇到“西王母”而东返的故事。虽然有关西王母的情节，只占全书百分之五不到，但并不妨碍人们把周穆王和西王母视为一对。后来李商隐在《瑶池》里模仿西王母哀怨的口吻：“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商隐不但提到穆天子，还点出了他的座驾：八骏。

        周穆王乘坐的是八匹马拉的舆车，每匹马的名字都很特别，分别叫“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晋人郭璞对其中的赤骥（骐骥一般的骏马）、盗骊（黑色而细颈的马）、华骝（“色如华而赤”的枣红马）、绿耳（“白色而两耳黄”的马）作了解释，其他几匹的特征就只能自己联想了。

        古往今来，《穆天子传》被演绎出许多版本，比如，西王母既有和眉善目的一面，也有人首兽身的狰狞一面。甚至连周穆王也被汉代人抛弃，给西王母安排了一个新的情人：东王公。这是汉代墓葬画像砖上的常见主题，意喻凡人去世后抵达的往生世界的监护人。唯独“八骏”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历经千载变化不大，不但留有歌咏，如杜甫《骢马行》、白朴《瑶池宴》，还有画师专攻“八骏”，今天最著名者莫过于徐悲鸿的《八骏图》，只是画中奔马都是自由奔跑，不见车架。这和文献中为穆王驾车的宝马不符，但和骏马的本意殊途同归。

        有趣的是，在这不下百篇歌颂“八骏”的诗歌中，独有一首唱了反调，白居易的《八骏图》写道：“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穆王得之不为戒，八骏驹来周室坏。……八骏图，君莫爱。”白乐天是明白人。

三个版本中的穆天子

        周人生活中有两件要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离不开礼器，打仗少不了马匹。这就构成了周天子最主要的两桩买卖，“以东夷之利兵克犬戎，以犬戎之良马胜淮夷”，从淮夷那里获得的铜原料除了制造礼器，还有就是兵器。从犬戎那里获得良马则保证了对东夷无往不利的军事优势。

        这个论断的证据就藏在《穆天子传》中。打开《穆天子传》，翻到穆王祭祀完河伯，之后西征开始，穆王遇到“珠泽之人”，后者向他赠送了“食马三百，牛羊三千”，穆王回赠“黄金之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再往后，都差不多，每到一地，当地人给穆王献物，穆王回赠。书里百分之八十都是如此。文献里把当地人的赠物写在前面，穆王回赠写在后面，这种所谓的“朝贡”蒙住了千年来的读者。按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朴素道理，我们知道买和卖其实是同时发生，几乎不分先后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穆王给“黄金之环三五……”放到前面，珠泽之人还他“食马三百，牛羊三千”换到后面。《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明白了。

        周穆王多次获得马匹之后，又返回宗周，封赏了随他西征东返的劳苦重臣，故事就完了。结尾和“西王母”没什么关系。然而，《史记》存有两个非常有趣的版本。《秦本纪》说，“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东夷列传》的表述稍有不同：“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楚文王显然不是周穆王时人，这点肯定有误。《史记》里的周穆王驾驭的不是八骏，而是“驷马”，甚至不是自备的，而是西征的战果。此外，他也没有返回宗周，而是急急前往黄淮流域，去讨伐东夷首领“徐偃王作乱”了。最后一个差别更加微妙，一种说法是周人自己伐徐偃王，另一种是命令楚人代劳。而负责传令的则是穆王的驾车人“造父”，造父在《穆天子传》里也出现了。

        周穆王的故事现有三个版本，且彼此交织，分别涉及周王、徐偃王、《秦本纪》和楚文王，暂且按下不表。结合“利兵克犬戎，良马胜淮夷”这个公式，我们知道除了驾驶战车、充当战士的人来自周人本身外，生产马匹，冶炼、运输铜料的都不是他们。周人只负责打仗，打赢自然高兴，由大量记录西周封赏的青铜器可见，老是打输，“国人”就不干了。

        至于为什么是穆王买马，看一下他的父亲昭王就知道了，《竹书纪年》说他“丧六师于汉”。这样逻辑上就很清楚了，父亲“丧六师”，儿子重建“六师”，周而复始，这也构成了西周后期几对父子的基本关系（比如厉王和宣王）。现在我们可以真正理解《穆天子传》的本质了：征得了战马，穆王才有机会“一日千里以救乱”。

        然而，到了穆王的后辈厉王时期，随着淮夷屡叛，“西六师”、“殷八师”也一再沦陷。每失一阵，频繁折损的除了马匹，更有“国人”，这里还不算战争需要的后勤、补给，而这也是“国人”的义务。《诗经•寥莪》中描述了承担越来越沉重生产和兵役、劳役负担的国人们，深感“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的痛苦，不期然，“国人暴动”推翻了厉王的统治。不怪厉王无道，不怨淮夷道远。

两个遗产继承人

        东夷不能不惩，犬戎不能不征，不然周人将“乏礼乏戎”，现在还要加一条，国人不可遣战。继承厉王的宣王，走上了影响后世的重要进程。对策是穆王当年制定好了的：把这两项买卖转包给他人。周人获马有三种方式，一是穆王买马，二是夷王俘马，但这两种方式都不太稳定。穆王的儿子孝王想到了第三种对策，《史记•秦本纪》这样写道：“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得知后，让非子在渭水支流汧水牧马，马繁殖得很好。这个非子就是秦人的直系祖先，因为周王给他的封邑叫“秦”，非子还有一个先人，我们已经熟悉的“造父”。

        考古发掘显示，非子的犬丘位于天水以南的西汉水流域，这里有秦人早期贵族墓地，同时，该地区流行西戎的文化。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可以这么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穆天子传》中穆王的御者造父实际承担了为周人养马的职责。按照认知语言学的原理，只有把马匹视作重要生产资料的人群才会具体区分“骥、温骊、骅骝、騄耳……”这些在其他人看来并无不同的马匹。无论造父还是非子，都成为周人固定的马匹提供者。

        《秦本纪》还提到，周宣王任命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依靠养马事业而人丁兴旺，从西戎中脱颖而出的部族首领，让宣王意识到了除马匹外更有价值的人力资源。宣王给秦仲的后人派兵，让他们击败了其他西戎部族，顺利成章地担任了周人在西戎中的代理人——“西垂大夫”——他们的任务就是拱卫周人的西部边境。秦仲的孙子就是后来护送周平王东迁的秦襄公。和申侯一样，秦人也开始替代周人的卫戍部队，担任起周人的守卫。《国语•周语上》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原本在泾水防守犬戎的周人部队，被调去重建“周师”了。

        把守卫宗周的任务交给养马起家的秦人后，周人可以专心对付淮夷了。《诗经•常武》“整我六师……惠此南国”，讲的就是周宣王有了新建的“六师”复征徐夷而胜的事情。宣王时的《师寰簋铭文》，则提到宣王发齐、杞和莱国的军队战胜淮夷“俘士女羊牛，俘吉金”。周王再次战胜了淮夷，可每次周人都来去匆匆，只“俘金”不占寸土？

        周人从陕西的渭水流域抵达河南的淮河中游，要通过陕西的蓝田经商洛到南阳盆地西侧的“丹淅之地”（这条路线也能最大程度符合“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这一要求），这里是《史记•楚世家》提到的楚国最早的起源地。虽然种种迹象表明楚人的祖先曾经从渭河平原东侧南越秦岭定居豫、鄂交界之地，但我们还是暂时把南阳盆地视作楚人的源头。据《史记》记载，大约是周宣王的祖父夷王之时，“（楚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

        显然，当周人在淮河流域发动针对淮夷的战争时，虽然屡屡获得铜料，但对淮夷被逐后空出的土地却不能得而有之。真正得到这些空间资源的，不是黄淮下游的齐鲁等国，反而是早期受周王驱策，率先从陕西东部向江汉东进一同参与讨伐的楚人。楚人不仅得到了土地，还永久占据了铜矿资源。宣王时期《“楚公逆”编钟铭文》说，属于淮夷的四方首领向楚公进献了“九万钧”铜料，铸钟“百肆”，而这些都属于楚公，不属于周王。

两个遗产继承人的未来

        疲于东夷和犬戎之间的东西战线，深感重负的周人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让原本提供马匹的秦人承担更多的边境防御职责。同时也把获得南方铜料的任务交给楚人等人群。表面上，周宣王减轻了“国人”的负担，让他似乎完成了某种程度的“中兴”。但由边境人群崛起的西戎秦人不如“国人”可靠，他们在繁重的防守压力下更容易站在申侯一边，而犬戎等北方人群总能找到勤王诸侯的漏洞。换个角度看，在周人的征调和援助下大幅提高军事能力的秦人，同时还是大量马匹的直接生产管理者，这两项能力加在一起，足以让他们和“幽王之周”保持平等的身份。

        另一方面，周人的铜料战争为楚人清理了空间，也让他们成为这些资源真正的控制者。虽然没有马，但他们至少分得了周人两项买卖中看上去更有价值的那一项，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参与过周王讨伐淮夷的军事行动。

        秦和楚，共同继承了西周的两项遗产，但谁能笑到最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