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2014，为了纪念的阅读和超越纪念的阅读

        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读书，但是任何时空的读书都和周边的图书资源、当时的研究和写作兴趣，甚至突发事件有关。因此，书单只能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记录，保存对那些让我击节赞叹，受益良多、心生向往之意的文字的记忆。

        人和物的关系就是考古学的核心问题。行为考古学的两位代表人物认为，只有理解现实日常生活中的物是如何被生产、流通和使用的，才能更好地理解考古学中见到的物。在现实生活中，手机不只用来打电话，我们还拿它刷微博、看小说、自拍兼美颜、当导航、当手电，甚至有时当桌子腿垫、当锤子，我们偶尔用手机显摆，毫无疑问还用手机区分人群；物是那么灵动活泼，我们又怎么能忍受，在我们的研究中，物永远是被动地被最直白的因果律和功能论决定的吗？两位作者应声登场，在从古到今的六个个案中，从前哥伦比亚时代的礼制球场到二十世纪的电动汽车，分别展示人和物的关系的不同侧面，干净利落，痛快淋漓。所以，这是本让人不时莞尔一笑，不时击节赞叹，而且常读常新的佳作。为了上课，为了写作，我会不时读上一段。

        James Scott早年以《弱者的武器》名扬天下，在中国也有大量的拥趸。而这本书讲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弱者的武器”。相对于日常抵制，弱者的另一种选择就是逃离，从平原逃入山地，从种植经济逃到抛荒经济，从等级式社会网络逃到孤立小家庭。这构成了观察中国西南到东南亚山地的另一种视角，James Scott甚至用一个专有名词Zomia指这片地区。

        最近十余年来，我一直对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山地的文明形态有着强烈的兴趣，在云南楚雄收集到的未经修饰的彝族民族故事提到的苗、彝和汉的关系，我的彝族朋友们视下山到燠热潮湿的广州为畏途，诸如此类都提醒我注意文明的垂直分层分布特征。虽然我不赞同Zomia地区是“无拘无束”的无政府状态，而认为这里可能存在如Stanley Tambiah提出的星云政体那样不同于平地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形态，但是，我仍然推崇James Scott对Zomia地区不同于平地，“文明”不能上山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下，华南和西南的文明就有可能得到重新解释和评估。

        作为战后日本的汉学领军人物，白鸟芳郎以华南研究著称。白鸟芳郎的“华南”与通常所称“华南”不同，是指以广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论文集《华南文化史研究》覆盖自岭南至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广大范围，主题自南诏大理到现代彝族和瑶族，足以代表一时的最高成就。我因近似的研究兴趣和课题而读白鸟芳郎，书中涉及的白族、彝族、瑶族等族群，瑶文文书、铜鼓、华南土司体系等主题，都是我多年来一直关心的。今年系统阅读白鸟芳郎起步于他的另一本贡献巨大，但是读者可能更少的著作《傜人文书》。这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整理数年前在滇南收集的瑶文文献和图画，而最重要的参考比对资料就是白鸟芳郎的《傜人文书》和Jaque Lemoine的Yao Cereonial Paintings。

 

        我之前不熟悉平濑礼太的研究，但是，仅看标题就让人眼前一亮。从佛像到僧侣像、军人和政治家像、乃至无名氏或者普通人群像，铜像经历了重要的近代化转型。历史上的造像艺术如何构成铜像的遗产？铜像的兴衰与社会观念的变化是什么关系，尤其是铜像“受难”与社会“祛魅”之间？这个题目不仅对于日本有价值，对于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本书真的起到了他山之石的作用。

        在中国史领域，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堪称个人史研究和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史识和文采俱备，足以开创风气。沈艾娣选择一个默默无闻，甚至被时代大潮挟卷向前和最终抛弃的乡间儒者为题，他那看似琐碎平淡，抗争无力的一生实是时代和社会的一个特殊投影。这才是微观史的奥妙，如果不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那么微观史就只能是一堆凌乱无序的鸡毛蒜皮。

6.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汪宁生：《始信昆仑别有山》，文物出版社，2008年。

        这是为了纪念的阅读。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于年初去世，而对学人的最好怀念就是重读其充满智慧和温情的文字。汪先生的这两本书只算是众多著述之中的闲适小品。两书皆出自日记，前者是在云南工作三十五年的田野调查日记，后者是出访海外的日记。虽然出版的日记难免因为种种原因有所删节，但是汪先生尽可能地保留了最真实的一面，既有真知灼见，又有真情流露。

7.大出尚子：《“满洲国”博物馆事业の研究》，汲古书院，2014年。

        大出尚子是日本博物馆史研究的后起之秀，本书是她于2010年提交给筑波大学的同名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顾名思义，本书以1926-1945年间，沈阳（奉天）东三省博物馆，国立博物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建立、发展和最终瓦解为研究主题。时至今日，从“关东都督府”到“满洲国”的研究仍然属于相对敏感的灰色地带。我也清楚地记得去年自己写作关东都督府博物馆的文章时，在沈阳和大连搜索资料的过程中连连碰壁的挫折感，因此，对大出尚子能够终有所成深感敬佩。和大多日本学者的研究一样，本书在选题精准和资料完备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该书以近半篇幅重新“发现”主持国立中央博物馆的藤山一雄，令人耳目一新。其实，“满洲国”的博物馆事业中，国立博物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仅仅是半壁，在大连的从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到旅顺博物馆则是另一半，希望未来有人能有完璧之功。

        这是另一场为了纪念的阅读。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尤其是书画研究的巨擘高居翰（James Cahill）也在年初去世。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和学生们立即就能感受到他的离去所造成的空洞感。高居翰晚年热衷于经营自媒体，所以我们才能及时知道他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可惜很多都没来得及以完整的形态呈现出来。但是，仅仅有《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和《山外山》构成的完整的元明绘画史，和《气势撼人》和《画家生涯》两种基于讲座的专论的话，也足以一窥高居翰的艺术史研究的气度。高居翰对于西方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而言，上承罗樾，下启加州学派诸家，是主要研究范式的奠立者。换句话说，他让中国书画研究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

　

        继《考古卷》和《博物馆卷》于2009年出版后，《日记书信卷》最终于2013年出版，形成了目前关于这位中国女性考古学家第一人最为完备的文献集成。曾昭燏的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论著屡得重刊，但是日记和书信从未如此完整地披露过。而且，由于曾昭燏始终处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和南京博物院的核心位置上，而两家博物馆公布资料又颇为有限，因此，日记和书信对于早期博物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曾昭燏去世前深陷抑郁，连续数月的日记均是千篇一律的治疗、按摩和休息，高度雷同到令人窒息；12月，日记戛然而止，为之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