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查3个“贪官”才挖出1个“庸官”：渎职庸官为何查处难？

        监管流于形式，含有“瘦肉精”的生猪肉流入市场；收了好处后，徇私枉法，该判重罪的却被轻判；拆迁中徇私舞弊，帮助被拆迁人骗取政府巨额拆迁补偿款……现实生活中，类似不作为、乱作为的“庸官”、“懒官”，并不少见。

        然而，在普通民众印象中，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被追究刑责的，却并不算多。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上述判断：据江苏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调研报告显示，2012年1月至2014年6月，该省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达3422件、4209人，而查处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只有985件、1349人。对比可知，每查出3个多贪官才能“挖”出1个庸官。

        不独江苏，全国亦是如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8年—2012年的公开数据，通过测算得知，平均每年查处的贪污贿赂类案件（“贪官”）约是渎职侵权类案件（“庸官”）的3.3倍。

        那么，“枉法庸官”缘何发现难、查处难？        

钱没有进入个人“腰包”，就不是犯罪？ 

        “当前，社会上有不少人甚至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类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危害性仍然认识不足，不把这类犯罪当成犯罪。有些人片面地认为贪污贿赂是腐败犯罪，失职渎职仅仅是过失，只要个人没有‘揣腰包’，就不是犯罪，因而对渎职侵权犯罪姑息、迁就。”

        11月24日，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该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安在作《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用一组数据和案例来说明，社会公众对渎职侵权类犯罪依然缺乏深刻认识。

        徐安说，2012年以来，江苏全省检察机关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共造成203人死亡、36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14.6亿元，“渎职犯罪案件给社会造成的平均经济损失，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5倍”。

        因渎职引发的一些公共事件和冤假错案，后果更是触目惊心。

        比如，有的因渎职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给当地的水质、土壤等自然环境带来难以评估的危害，恢复原生态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有的司法人员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不仅给当事人和相关家庭带来极大痛苦，而且严重损害了执法、司法的公信力。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领导干部对查处渎职类犯罪不理解、不支持，有的将功过混淆，公然法外说情，甚至干预案件查办。有的地方，对于明明构成犯罪的渎职类案件，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追究刑事责任。

        据统计，2012年以来，由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渎职侵权类犯罪案件线索97件，仅占江苏检察机关受理全部线索的4.6%，远低于全国10%的平均数。        

渎职侵权案件“轻刑化”，仍较突出  

        渎职侵权犯罪发现难、查处难，既和社会的认知度不够、普通民众的容忍度过高有关，也和检察机关自身受制于种种原因而导致的查办案件的能力、力度有关。

        徐安坦言，少数基层检察院不敢监督、不善监督，存在畏难情绪，遇到阻力和困难就退缩，个别县（市区）检察院甚至多年没办过1起渎职侵权案件。

        江苏省人大内务司法委的调研报告显示，一些检察院的反渎职侵权部门人员配备不足、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某些基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只有2人。专业办案人员缺乏成为渎职类犯罪查处中的现实问题。

        徐安也说，一些检察人员侦查水平偏低，主动发现线索、深入核实取证、运用科技手段办案的能力不强，“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能力不能完全适应形势要求”。

        民间流传的“查贪官靠举报，查庸官靠读报”正是上述现状的生动描绘：往往某个事件被媒体曝光了，相关部门才忙着调查相关监管部门和人员是否存在着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渎职行为。

        此外，渎职侵权案件的办案质量不高、处罚偏轻问题，也频遭外界诟病，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普遍存在、较为突出的。以江苏为例，2012年以来，被判决有罪的804名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宣告缓刑的，占到56.8%。

        但并不能把所有“板子”都打到检察机关身上。资深法律界人士对澎湃新闻说，相比于贪污贿赂案件，渎职侵权类犯罪“因果关系”比较复杂，大多数渎职行为与最终损害结果是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一些渎职犯罪发生后往往难以确定损失和界定责任，也导致无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建章立制，从源头上遏制渎职侵权犯罪  

        相关立法不完备，也是渎职类犯罪查处难的又一原因。

        徐安说，目前刑事法律中，关于渎职犯罪构成要件和量刑标准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执法不统一、认识不统一，影响了对一些案件的及时、有效查处。

        江苏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调研报告也指出，法、检两院对渎职侵权案件的认识不一致，甚至检察机关内部的反渎职侵权部门和公诉部门的认识也不统一。例如，在如何认定“恶劣社会影响”，如何确定环境污染案件的经济损失等方面，比较难界定，导致法、检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

        徐安还说，对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地方负责的事项，有些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制定配套细则，一旦发生严重事故、事件，由于制度不明、界限不清导致责任分散，难以查究相关人员的渎职责任。

        一位基层检察官曾表示，部门职责不清晰，成为他查办渎职案件最困惑的地方。“很多案子查到最后，翻遍法律法规也弄不清这个部门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力，而且很多领域都存在多头管理的情况，常见的比如食品安全、水域管理，好像谁都在管，遇到问题却很难确定责任单位。”

        上述调研报告提出，要建章立制，纵横联动，加强各部门协作配合，从源头上遏制渎职侵权犯罪，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公开化和透明化。

        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安仍表示，今后将持续加大查办此类案件的力度。他承诺，对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对群众实名举报的线索30天内必须开展调查核实，3个月内必须向举报人答复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