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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一份有助降低政治狂热的书单

任剑涛

2014-11-24 15:45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剑涛，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和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他还被誉为“中国最有演讲魅力的教授之一”。任剑涛教授涉猎广泛，更能基于自身在中国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积累，流畅探讨关乎国家改革前景的各类问题，通俗又不乏学理，理性而不乏激情。他的政治学阅读经历，或许对我们能够有所启发。

我读书很乱。一来是因为我的性格因素。我好动。于是，总难以在一个主题上专注地读书。二来是因为我学习的专业与从事的专业变化较多。学哲学的时候看哲学，学哲学史的时候又看哲学史。后来教过一段时间的伦理学，便又翻了些伦理学的书籍。最终，职业定位在了政治学。政治学的各种典籍便不得不饿补一通。在哲学、历史、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之间游走，一旦看到、听到别人谈自己深入阅读、慧心理解他所从事的专业里那几本经典的时候，心里不由羡慕得很。因此想来想去，都无法谈出自己刻骨铭心的几本书来。

想想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最后把专业落在政治学上面，为此还付出了好多代价，这中间是不是有点什么东西可以寻绎呢？自问自答几遍之后，又居然逐渐理出个对自己似乎影响蛮大的几本书来。我这一代人生长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热情高涨的时期。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是时代的主调。小的时候看书，从小人书到小说、再到毛选，受的思想熏陶都一无例外地是充满这些精神的作品。即使到1978年进入大学念书，思想氛围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大学念的是师范学院的政治教育专业。那个时候，教我们的大多是一班刚刚从各种岗位上转回头来重上大学讲台的老师。他们心里似乎都有一种获得了第二次精神生命的感觉，教书的热情高涨得很。加上专业的特性给他们注入的期望，整个儿把枯燥的政治教育教到令我这个16岁的懵懂青年着迷的程度。结束了一个动乱时代的喜悦，与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时代的期待，两种情绪交融在一起，居然让我读了不少极为鼓舞人心的书。甚至一些写得不咋有趣的书，在这种劲头下，也都读进去了，比如艾思奇的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翻来覆去看了多遍。几乎天天跑书店买书的热情也在那种气氛中逐渐培养了出来。书中凸显了一个理想世界。现实显示了一个美好状态。人生热情的温度简直就处于一直的升温状态。

1982年走上了工作岗位。随着人的成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展开，促使自己独立地判断一些问题，也才慢慢发现些读书、买书的门道。逐渐也就脱离了受制于别人引导的状态，努力自己在读书的同时思考些问题。这个时候读书就成了想人生、想社会的手段。心里面逐渐觉得从儿童到青年时期的一些想法似乎与社会的真实脱节，读书的愿望与动机随之也有了变化。1987年进入中山大学读研。眼见中国社会的急遽变迁，受教于中大的一些名师，读书的视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中国哲学史下的工夫真是不足（现在要检讨），倒是对政治类的图书很感兴趣（也许这奠定了我后来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根底？）。读了几本书，书里的内容至今还时时萦绕在脑里。一本是人民出版社以东方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哈耶克著作《致命的自负》。出版的时候，书名用的是这本书的副题“社会主义的谬误”。封底标明是内部发行，小32开本。说起来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还弄不明白书里的一些道理。但是感觉很强烈。哈耶克对于建构理性主义绝对不留情面的批判，他使用的挑衅性的言辞，确实给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以很大的冲击。今天再回味，好像才把当初一些没有弄明白的问题稍微弄得清楚了一些。比如他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是简单地对社会主义一棍子打死，而是集中在批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其实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是在他的批判视野之外的。而他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也不是把理性主义彻底加以颠覆，而是集中批判建构理性主义，对于进化理性主义则怀抱亲切感。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所讲的自生自发秩序与扩展秩序的含义，以及这个理论解释模式的现实针对性。曾经给我们万丈热情的理想主义制度，在此就有一个理性处理的理论基础了，而这也就把我从学习到工作再到学习逐渐形成的由道德理想支撑的感性降温，提升到了由政治理性支持的自觉降温。

研究生毕业不久看的另一本书至今印象也还很深。那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的《论美国的民主》在中国影响十分之巨大，以至于这本书的名气不大，注意的人相对地少了很多。所以著名法国史专家张芝联在中文版序言里直感叹中文读书界对该书的长期冷落。其实，这本书对于我们刚刚告别革命狂热的中国人来讲，重要性也许远远在《论美国的民主》之上。他这部著作不是一般的法国革命史，着意不在叙述一场革命的历史演变。他著述的立意在反省革命。在书中，他没有贬低革命的意思，而是将法国革命的伟大意图呈现给人们——现代政治革命就是既要革旧制度的命，也要革旧风尚与旧习俗的命。革命“既要打破一个旧世界，也要创立一个新世界”。但是，经过托克维尔的考察，却发现革命并没有解决它期待或允诺解决的诸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俗的问题，相反，革命后旧制度的反复造成了革命的循环。因此他申述了革命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阐述了革命之后人们十分容易忘记革命就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特性。这就提醒人们革命有理，但革命容易走形的严酷事实。说老实话，这些提点至今对我思考1640年以来的各次重大社会政治革命发生着支配性的影响。我们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建设，毕竟比革命来得复杂，也来得重要。革命的热情是可贵的。但是革命之后一定要降温，降到进化理性的理智平台上，渐进地积累起我们曾经期待由一次革命带给我们的社会发展成果。

直到1993年，我进入政治学系任教，原来那些政治学知识的零碎阅读，开始变成职业的阅读习性。在现代政治学的视域中，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问题自然是核心的问题。读书也就围绕这类著作展开。这些主题的著作，鸿篇巨制甚多。专业需要，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一些。但是，科恩的《论民主》这本篇幅不大，也算不上经典的著作，反倒给我最深的印象。萨托利的《民主新论》，论道民主的权威性显然在这本书之上，而且他坚守的自由民主立场也显示出他论述民主的鲜明个性。可科恩的这本书还是我愿意随时随地翻阅的民主基本读物。原因在于，这本书对于民主的阐述，更有一种政治科学视角的味道。是书对于民主的立场基本上是叙述的。他把民主看做一种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依托在具有共同性的社会基础上，依赖于共同体成员的理性参与，并建立起一系列民主的规制（如多数规则、代表制度等等）。在科恩看来，民主之作为社会管理体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诸条件混合而成的。这些条件，既有地理的、法治的，也有心理的、知识的，更有所谓防卫的条件。他确实也顺理成章地将民主视为“危险最小、坏处最少”的政体，但他申述这种观点时，却不是取冷战时期大思想家们那“”种对峙性的、争辩的进路，而取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真是心平气和得很。所以他评价民主不是绝对合理的制度的时候，人们也自然地觉得他的“辩证”。私下常常认为，我们中国人认识民主，积累民主的理论知识，最好是能读科恩这种书：为民主辩护也好，对民主进行批判也罢，先搞清楚民主的究竟意义再说。怀抱预先的接受或诋毁的态度去读民主的书，都只会落个满足情绪需求的可悲结果。

说起来，对于政治理论问题的关心，以及对于中国发展的期待，是人们，当然也是我自己阅读这些政治著作的两种动力。这种阅读习性，不是大众都具备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中间潜蛰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因。知识分子是有理想、有热情、有付出、有奉献精神的一群人。他们一般对社会现状都不太满意，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状况更容易充满愤懑的情绪。基于批判甚至颠覆的热情看待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知识分子情绪。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与法国人颇为相似。从两个国家思考社会政治问题的主调上讲，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家们鼓荡的大都是救国救民的政治热情和奉献精神。但在阅读法国政治著作的时候，我特别关注的，并不是凸显主调的激进作品，而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再到雷蒙•阿隆这条思想线索显示的法国政治理念。在诸多论述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我就是因为这种阅读动机，才将重点阅读、理解的知识分子著作放到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上面的。他一开始在序言里说的写作动机就抓住了人心，他就是要试图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为此，他清理流行于法国的三种“政治神话”。其中尤其是他对“左派的神话”与“革命的神话”的分析，给我们今天某些以革命左派自我期许的人以冷静的提示。那种弥漫在书中的对于政治浪漫主义（政治乐观主义）的批评，不啻是过滤政治热情、恢复政治理性的良药。在“历史的偶像崇拜”部分，他对于革命理想主义的解剖，对于历史中的狂热的评论，对于必然性情结的指正，一再击中我这个曾经依靠单纯的热情对待政治问题的人的中枢神经。原来，也许知识分子确实在现代长期处于“异化”的状态了？知识分子对于自由的渴望、对于公正的吁求、对于解放的期盼、对于革命的狂热，却可能都是吸食了过量鸦片的结果？

这些著作，实在使我时时自我提醒：思考政治问题必须以理性为导向。当政治热情的温度无法控制地升高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愿意深入到这些政治著作中去寻找冷静智慧的时候？！

（本文选自任剑涛新著《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