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访谈︱许纪霖：我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知识人

        【编者按】

        许纪霖先生成名已久，所以早就关注了。跟他交往多年的同事常说，他为人大度宽容，这一点十分让人感佩。

        跟许先生约这个小访谈，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最好是电话采访，这样他会更有灵感，而这恰恰是我欢迎和期待的。过了几天如约电话过去，他开首就问大概要多少字数，这是前几次不曾碰到的情况，显然他访谈的经验太丰富了。

        说起许纪霖，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地名：丽娃河。我跟华东师大这条著名的河毫无瓜葛，只是在十几年前的阅读中记下了这瑰美的三个字。许先生说《“我是十九世纪之子”——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是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我便搜索重读了一遍，再次确认“丽娃河”这个意象跟许教授的大名是相联相衬的。像亨伯特念叨“Lolita”那样念叨“丽娃河”，“我心澎湃如昨”的1980年代的气息似乎就会扑面而来。——写这则按语时，发觉网上早就有人把他叫做“丽娃之子”了。

        这也难怪，以知识分子研究闻名的许纪霖，由内而外都散发着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1980年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风流云散过后，他却不时追怀，甚至沉湎于那个理想的年轮。他一直都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之间寻找平衡，但他的底色和重心明显落在“思想”上，所以时隔三十年，他给自己的集子命名为“另一种理想主义”，质问“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呼吁“读书人站起来”。

        许先生表面上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新潮学者，用电脑，玩微博，刷微信，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勇争“阅读先锋”，鼓吹最好的文字在微信朋友圈里传播，可是真正坐而论道时，却又坚称纸质书有神圣性和生命力，至此他作为传统读书人的“遗老味”暴露无遗。我猜想他看到这里时，也许会一笑置之。        

        澎湃新闻：您正在读什么书？（可以不止一本，不限体裁）

        许纪霖：整天都在忙，都没怎么读书。（笑）最近准备要看叶笃庄的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之前看了周锡瑞的《叶》这本书。叶氏家族嘛，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族。我对这个家族很有兴趣，我关心的问题是官五代为何革命，而“南开五兄弟”中的叶笃庄经历特别复杂，所以想看看他的回忆录。        

        澎湃新闻：您最喜欢的历史书？为什么？

        许纪霖：钱穆的《国史大纲》。最近在思考“地方意识中的国家认同”这个问题——明年要和东京大学联合开这样一个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所以又把《国史大纲》中的相关篇幅又看了一遍，又大有收获。这本书大概读了七八遍了吧。好书是很耐读的，每读一遍都会有收获。许倬云先生就讲，《国史大纲》里面还有几十个至今没有人研究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可是一般人发现不了。

        （澎湃新闻：余英时先生也说《国史大纲》其实是不太容易读的，里面内容很多。）

        看起来很好读，实际上里面的意思需要慢慢体会。——这就是大家。

        （澎湃新闻：那么您就是选这一本作为您最喜欢的历史书，是吧？）

        对学者来说，没有最喜欢，只有更喜欢。        

        澎湃新闻：您最得意的论文是哪篇？为什么？

        许纪霖：我自己觉得写得比较好的是关于王元化先生的，《“我是十九世纪之子”》。我想好的论文既要有理智也要有情感。恰恰王先生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我研究的对象，更是我情感当中跟我生命分不开的一位老师。        

        澎湃新闻：你最喜欢（敬重）的历史老师是？

        许纪霖：张灏教授。在我看来，张灏教授是哈佛大学的中国思想史权威史华慈教授最好的学生。而我是把史华慈教授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史研究当作一种传统的，余生也晚，没有机会见到史华慈教授，但我从张灏教授那里可以体会到这种传统的精华所在。所以，在学术研究风格上张灏教授对我影响是最大的。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选择历史学作为职业？

        许纪霖：我原来是学政治学的，做政治思想史，所以我一直说我是政治学的叛徒。实际上，我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知识人。我觉得政治学满足不了我，它太科学了，太确定了。而我所了解的历史是很复杂的，无法用一种确定的社会科学去阐释。后来我半路出家，改行学历史，历史可以满足我对不确定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痴迷。        

        澎湃新闻：在您去过的历史纪念地当中，最喜欢哪里？（或：您最想去哪里？）

        许纪霖：过去吸引我的是欧洲，现在最吸引我的是中西文明结合部。比如前年我去了西班牙和匈牙利，感觉很兴奋。现在我最想去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还有耶路撒冷。                      

        澎湃新闻：要是您有机会和三位历史学家（无论在世与否）共餐，您会选择谁？为什么？

        许纪霖：不一定历史学家了。第一个，是别尔嘉耶夫，因为我一直想写一本像他写的《俄罗斯思想》这样的书。——吃饭是只能一个一个吃的咯，不然跟三个人一起吃，我是应付不过来的了。（笑）其实这样的历史学家太多了。我还希望跟王元化先生再聚，听他海阔天空地谈。第三位当然是史华慈教授了。总之，我比较喜欢狐狸型的大师，他们身上有着发散性的智慧。        

        澎湃新闻：您有什么珍藏的历史读物吗？搜集跟历史有关的物品吗？

        许纪霖：从来没有。我从来不珍视书的物质形态，只在乎它的内在，只在乎它的精神性。所以我的家里没有什么善本、孤本。对我来说，珍本、善本跟普通印刷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唯一搜集的是前人的智慧。        

        澎湃新闻：对于希望以史学研究为职志的青年学子，您有什么建言？

        许纪霖：如果你喜欢历史，就不要功利，把它作为一种业余的乐趣。什么时候它成为你的稻粱谋了，历史的乐趣也就消失了。所以，最好的历史学家都有一种业余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