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家族企业传承危机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澳大利亚电子杂志《商业观察者》11月20日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既不是由于地方债务日益增加，也不是因为房地产市场迅速下滑，而是源于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

        文章称，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再平衡阶段。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家族企业传承问题似乎无伤大雅。然而事实上，对中国经济而言，这一问题却迫在眉睫，亟待解决。那么，家族传承到底为何如此举足轻重呢？

        “一直以来，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存在着不少错误看法。其中最根深蒂固的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从打破误解入手。”文章称。

        作者援引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估算称，私营企业在中国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几十年前取缔私企时的零跃升到三分之二。

        文章称，中国的官方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中国有近4000万家私营企业，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相比之下，国有企业产值则仅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中，制造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国有企业在该领域总产值中仅占20%。

        “中国绝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它们经营成功，但与此同时，又都面临着严峻的传承问题。这一现象在家族企业界可谓空前。所有私营企业都创办于30多年前，那时的中国刚开始拨乱反正，转而开展市场化改革。当年那些敢于下海经商的老一辈企业家们现在都快到退休的年纪了。”作者写道。

        文章提到，“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是一家高档俱乐部，只有中国最有钱有势的私营企业界大亨的子女，才能成为其会员。该俱乐部旗下办有《接力》杂志。据《接力》所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家族企业将面临传承危机。家族企业中仅有8%已成功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目前，私营企业多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但随着工资迅速上涨，这种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当私企主导的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被迫转型时，传承危机就会爆发。”作者认为。

        其中，方太集团是中国著名厨具生产商，其董事长茅理翔先生警告称，传承危机的破坏力比全球金融危机更强。

        文章同时指出，无论在哪，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从来都是难题。而在中国，这一问题就更为敏感了，因为第一代企业家和他们子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中国老一辈企业家几乎都是从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候物资匮乏。他们中很多人为了所谓的‘再教育’，下乡忍饥挨饿，挺过艰难的岁月。而这些早期企业家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式教育，他们的成功全凭其十足的干劲儿、敏锐的洞察力及满腔的创业精神。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这些企业家的子女中，88%拥有大学学历，52%曾出国深造，包括在一些著名学府如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及伦敦经济学院就读。”

        作者写道：“说来也有趣，海外留过学的富二代时常会与其父辈就企业管理产生摩擦。年轻一代热衷于把先进的西方管理体制引入自家企业，而这有悖于父辈的期许。子女们力图将企业现代化，却往往被怀疑，因为父辈们坚信，西方许多管理方法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下是行不通的。”

        此外，第一代企业家们在经营时所秉承的价值体系，与其子女大相径庭，毕竟年轻一代从未经历过贫穷。很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富二代不屑于结交政府官员，而这恰恰是中国商业界立足之必需。

        作者举例称，娃哈哈集团市值数十亿美元，其董事长的独生女、继承人宗馥莉就公开针砭过中国时弊。她告诉《卫报》：“我觉得，中国人丧失了灵魂。”两天后，最有权力的业界大亨宗庆后在媒体面前批评了自己的女儿，表示宗馥莉从小受外国文化影响，对中国现状不甚了解。

        这种交接班问题在制造业尤为明显。不少出国深造过的年轻人舍弃制造业，而更愿意在金融及其他“酷炫”的产业领域寻求机遇。据《接力》杂志估计，父辈从事制造业的子女中有65%以上的人，都不愿意再继续从事这一产业。

        文章指出，如果由家族企业主导的制造业没有足够的继承人来传承其事业，那么这将会发展成一个大问题，而且会在经济范畴内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前景也并非无望。还是有第二代企业家能够挑起大梁，应对经营家族企业的挑战。

        比如，曾赴澳大利亚深造的陈丹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外界认为，她将成为立白集团的继承人。立白集团总部位于广州，是销售如清洁剂、个人护理产品等消费品的业界巨头。她已成功接盘上海一个经营不善的化妆品品牌，并令其蓬勃发展起来，为家族财富添砖加瓦。这位继承人还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收购许多西方品牌，其中包括一些澳大利亚品牌。

        不过，作者还是认为，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依旧会成为中国的一大经济挑战，因为中国正致力于改造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并重新定义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

        （编译：欧熠阳，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为报道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