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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云:台湾眷村之外也有外省人的血泪斑斑
【编者按】
前几年,王伟忠和赖声川合作的话剧《宝岛一村》在两岸爆红,令台湾女作家蒋晓云感到,王伟忠几乎要把“一整个时代都搬进眷村”了,而她不忍心,“一大块拼图不见了,我觉得我可以来写”。她想让后人知道,“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军区大院’外面也有异乡人的血泪斑斑”。
于是,有了最近在内地出版的长篇小说《桃花井》,这也是蒋晓云中断小说创作三十年后复出文坛的第一部作品。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通过电邮采访了远在美国的蒋晓云。
自短篇集《百年好合》之后,蒋晓云出新书便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这些年来读到的台湾当代文学,文字几乎都佶屈迂回少有阅读快感,以至于这么一本明白易懂、一气呵成的小说,简直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不过她今年10月在大陆面世的长篇小说《桃花井》,其实写于《百年好合》之前,是她阔别文坛三十年后复出的第一部作品。
《百年好合》是蒋晓云颇具野心的写作计划“民国素人志”的一部分,她一共打算写38个人物,每个人的生年,刚好分别是1911至1948年的其中一年,每个人的故事各自独立,相互之间又有或远或近的关联。相比这个有着完整框架的计划,《桃花井》的写作因由则直接得多。作为台湾的外省第二代,蒋晓云不是眷村人,她的成长经验,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小说集《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话剧《宝岛一村》等文艺创作中展现的并不相同。可是因为眷村之外,“老百姓”命运千差万别,又不具政治上的“正统性”,无法像眷村一样成为符号,因而也很少有人述说。
《桃花井》里写到的两个外省第一代,一个是大户人家的男主人,一个是湖南农业大县的县长,民国时期,都是有头有脸的中产以上阶级。他们在1949年前后来到台湾,虽然躲过了解放后大陆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台湾日子却也艰辛,难免牢狱之灾,出狱后沦落为社会中下层。蒋晓云选了旧时县长李谨洲做主人公,写了他回乡探亲、续弦,往来周旋于故土宗亲与台湾子孙之间,最后在家乡终老的晚年。蒋晓云无疑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尽管这些人物的原型只是小时候偷听父辈聊天得来的片段,她却能够凭借想象与移情,将他们的一生规划得合乎情理,又曲折挣扎令人唏嘘。最厉害的是,她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父母的庇荫下,长大后事业爱情都很顺利的好命人,把握起与她毫不相干的人物性格和心理时,也是十分透彻,甚至还能把她并不熟悉的大陆县城与村落里,普通小市民的精心算计与大家族中的复杂利益关系分析得清清楚楚。
台湾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其实较少看到对两岸开放往来后对岸生活的直接描写。在《桃花井》里,李谨洲的故事有一半发生在湖南,事实上无意中展现了一个台湾人对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生活的理解。蒋晓云显然在时代背景上下了功夫,为了弥补眷村之外的那一块拼图,她似乎恰好将两岸文学分流了几十年的主题接合了起来。
澎湃新闻:书中写到非军队背景的台湾外省第一代杨敬远和他的儿子李慎行在台湾十分不如意的生活时,你有一些以第三人称视角发出的评论,但是字里行间不平的情绪还挺明显的。这种读起来非常切身的情绪是否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源头?
蒋晓云:我很高兴听说在书中人物过着不如意的生活时,字里行间能读出不平的情绪。也有人批评作者写得太冷静,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我想这都是读者自己的智慧财产,作者无法左右。
澎湃新闻:你父亲早年在湘西当过县长,你曾说过他在台湾工作也不顺利,所以好像很难不把他看作李谨洲的原型。
蒋晓云:身为作者,创造了人物之后,如果写的时候没有特定对象,事后很难自我分析出究竟哪来的灵感。我父亲生前没有说起太多他在湘西的经验,他人生故事的高潮是抗战胜利以后,跟着时代兴起的那几年。至少我记得的他的湘西回忆都是些乡野传奇,例如有人找他断理冤案、投宿乡村疑似撞鬼、亲眼看到武林高手表演轻功之类。我认为自己记得的事情太离谱,还怀疑父亲究竟讲过没有,最近才向我哥哥求证过有无其事。
澎湃新闻:你父亲后来回过乡吗?亲身经历是怎样的?
蒋晓云:去过好多次。大陆即使内陆城市变化也很惊人,世说中国用几十年赶上外国200年的硬体建设真是所言不虚,本世纪就看软实力怎么迎头赶上了。
澎湃新闻:你也阅读过大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当代作品,包括韩少功、阎连科、王安忆,你曾说过觉得他们写得很好,会讲故事。是不是相比近年来的台湾文学,你反而更认同他们的写作方式?
蒋晓云:好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讲不讲故事,用什么文体和形式来表达都是好作品。只是有的读者喜欢新诗体小说,有的喜欢传奇话本。我自己就是一个喜欢传统小说的读者,不过因为毕竟受了西化教育,并不拘泥于叙述方式,单线说书。单就这一点,我就觉得做个现代作者很幸福,一支笔可以随着思路上天入地,纵横古今,没人说你怎么写的忽焉在前,忽焉在后,不按照编年叙事。
澎湃新闻:通常人们会认为,台湾的中文写作因为没有“断层”,接续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在文字上也比大陆更为纯正。而你自己中断写作很多年,没有经历台湾文学“越来越不会讲故事”的渐变过程,怎么看这样的观点?你认为你的写作,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应该连通至哪里?
蒋晓云:创作小说和研究文学是两回事;小说作者顺应灵感和心意射出一箭,射中了的猎物已经带回家做出一道菜端上桌,文评家吃了一口,根据自己的口味告诉大家好不好吃,而且为了捍卫自己的味觉,文评家还推想回去这一箭是在哪里、怎么射、为什么射的种种细节,可是因为经过了烹饪的手段和时间的沉淀,也许连是麂子还是羌子都说错了也不一定。我没有受过文学研究的训练,不敢胡说台湾的中文写作有没有“断层”。如果说我的小说注重故事性的写作方式是接续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于我个人真是想也没想,凭着直觉和本身背景就去做了的事。
不过中国一直有小说,既然用中文写作,无论讲不讲故事,也都系出同源了,只是读者和文评家各有取舍的标准吧。
澎湃新闻:在台湾,关于非军队出身的人的写作原也是主流,你曾说,“因为这些人带去了知识、文艺,琼瑶最早的故事都是讲这一批人。可是这些人凋零了,他们的故事也没有了。”在你看来,这一批人的凋零,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蒋晓云:比政治更大的原因是光阴无情。
澎湃新闻:在你周围,那些非眷村的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大都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蒋晓云:有好有不好,就是一个微型的华人社会;可是即使如此,在个人周围取样很容易失之偏颇。就和王伟忠的宝岛眷村一样,他明明讲的是他自己的童年往事,可是受众却放大成200万在台湾外省人的共同背景。
澎湃新闻:你的“民国素人志”会有38个人的故事,现在写到哪里了?
蒋晓云:写到第20位民国素人;下一本里就有被从小推入火坑的、有精神分裂的,别再说蒋晓云只写好命的女人,耐心地看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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