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清代中国人最幸福

【编者按】

        芬纳的《统治史》被誉为”一部《资治通鉴》式的政治史“，全书共3卷34章，英文版长达1701页，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其中，专讲中国历史的有五个章节：先秦、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其总长度达236页。足够单独成书。 芬纳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和分析，清晰、罕见错误、视角独特，也因此成为让诸多中国学者为之心折的部分。而他在论述中，不断出现的诸如”对汉帝国的辩护通常都是霍布斯式的，也就是认为帝国带来了和平“的句子，在让读者略感违和的同事，也带来了跳出既有模式看历史的视角。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了《统治史》评述中国五个王朝的部分，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秦：社会结构、社会传统和思想文化令人吃惊地与罗马帝国完全相反

        在中国3000年历史上，没有人能够像秦始皇一样肩负如此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在政府体制方面留下如此伟大而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他作为皇帝只统治了11年，但他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却是决定性的。好大喜功、精力充沛且野蛮残忍的秦始皇以秦王国为原型，把征服而来的新领土建成了一个共同体，所有后来的帝国都采纳了这种基本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王朝。而且，秦始皇所建立的帝国模式——独一无二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化的中国，也即“中央王国”——直至今天还激励着每一代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怪乎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将秦始皇视为英雄，对这些历史学家而言，秦始皇是一个无情的、反对贵族和儒学传统的革新派原型。

        帝国统治之初，知识分子基本上鸦雀无声。知识分子中的儒生们惊愕于秦始皇根除诸侯，污辱性地拒绝周礼，大规模征召劳役，富于侵略性的军事扩张，以及推行严厉的刑罚等举措，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们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新帝国只是一个扩大了的秦国，而且非常之大。它使用严格的法家传统来统治全境。因此，中华帝国的框架通过一系列过程得以逐步确立，它的社会结构、社会传统和思想文化与罗马帝国完全相反。我们对罗马和秦汉帝国的描述只能从这一令人吃惊的比对开始。

        汉：在技术层面上新“帝国”根本不是一个帝国，它是一个庞大的、单一的乡村国家

        后人已经对汉帝国做出了定论。汉帝国为后来的中国政府树立了范式。后来的王朝和征服者不过是扩大、完善、提炼、深化汉代所创立的制度。汉帝国是中国的帝国原型。直至今日，被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民族依然自称为“汉族”。

        我们不应当被汉帝国匀称的地方政府机构，整齐划一的中央政府组织结构图，华美的名称和头衔，还有通行的鞠躬和叩头等蒙蔽。政府文书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上传和下达，税收、司法和劳役等的递送服务，粗糙而快捷。考虑到落后的通讯状况，相对于其规模而言，官僚机构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乡村生活的原始性和遍布各地的文盲都是不可避免的。汉代社会残暴而不平等，但它组织严密；其法律严酷无情，地主剥削沉重无比；但这些都是汉代社会的不同侧面。汉代是一个由两个阶层构成的社会：行使权力的官员和只剩下义务的臣民。

        虽然如此，这个帝国依然是国家建构方面的巨大成就。从秦统一到汉武帝统治的短时间内，这个面积相当于今天美国三分之二的庞大地区，从互相纷争、自我分裂的战国变成了一个中央化的、文化同质的民族国家。令人注目的是，它开始有了统一的机构，规范且对称的地方政府，精细而完善的行政机构，稳定的中央政府和文官严格掌控之下的军队。

        对“帝国”的辩护通常都是霍布斯式的，也就是认为帝国带来了和平；而反对者则认为“它们（帝国）制造了荒芜，却将其称之为和平”。在中国，这种嘲笑或许可以被用在帝国对北部游牧地区的征服，或是对于南部地区的无情殖民上面，但是却无法令人信服地用于秦汉的统一。战国时期的被征服者全部都是华夏民族。也没有证据表明民众在帝国权威之下情况更为恶化，或是遭受的剥削更为沉重。即使他们被秦汉帝国课以重税、征发徭役，也不会比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所作所为坏到哪里去。因此，停止无休止的征战是一个真正让百姓受益的事情。考虑到“中国本土”的规模，在技术层面上新“帝国”根本不是一个帝国，它是一个庞大的、单一的乡村国家。

        尽管汉帝国的律法与实践是严酷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宽容的，它并未干涉或迫害不同的宗教观点。汉帝国和其他国家(比如基督教的罗马，包括罗马之后的欧洲国家、拜占庭帝国、波斯萨珊王朝，以及哈里发帝国)截然不同。汉帝国也不同于在它前后的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军事荣耀。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其特点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综合起来，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也许只是漠不关心）以及对文明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

        最后，秦汉帝国标志着统治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创新。当然，它首先是一个宫廷政权，但它与宫廷政权又有着明显不同。只有在被独裁者统治时期，这一传统才会中断。除了有时候会冒出像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一样积极有为又好战的帝王外，其标准模式是一个由官僚实施统治的政府模式。

        汉代这些特征仅只是一个政府治理的架构和开端。唐宋时期，儒家官僚机构重组为士绅统治阶层。但是在汉代衰亡之前，它完全被制度化了，并成为汉之后400年分裂时期后续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蛮夷的征服者也认识到，只有接受这一制度，中国人才能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出现了三个后果：首先，官僚化的中央集权国家幸存了下来，没有出现向封建分封制的逆转；其次，在接受官僚机构的过程中，新的统治者们接受了儒家传统，所有的仪礼都需要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因为它包含了中国的诗赋、历史以及中国的宇宙论和政治科学。“五经”成为与西方《圣经》一样的经典；最后，一切以“上天”为中心的概念被保留了下来。因此，“天下一统”成为帝国的理想。

        这就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现象：汉帝国是一个一元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的、家长式的、独裁的甚至是专制暴虐的国家模式；它还是一个包含了官员与纳税人、政府与臣民构成的二元社会；同时还是一个等级森严，由仪礼来规范制约的社会。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建立在秦朝之上的汉帝国。帝制时代的历代中国政府都只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因此，新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也把秦始皇看作是中国封建制度最初的起源。        

        唐：帝国所建立的以士大夫为主流的社会等级秩序被一直保存了下来，伏尔泰为之拍案惊奇

        有唐一朝，出现了三个主要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得到圆满解决。

        首先是专制主义问题。原则上，政府结构有一个最顶端，这个最顶端就是皇帝。这就需要三种变通形式：首先，皇帝需要在有冲突的政府机构中充当仲裁者。这就是儒家的理想模式，在唐政府的早期架构中，曾假设通过御史台和“谏官们”来实现互相平衡和制约。其主要困难在于：该结构中假设了一位理想化的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能够扮演这个角色，部分是因为他们都是头脑清醒，果敢有为的明君；部分是因为政府机器远没有后来那么复杂。在这种“理想的”皇帝缺失的情况下，政府机构会取消一个又一个主动性举措。因此，在糟糕的时候，政府的主动性就会被阻止；在理想的时候，政府则会间歇性地采取主动纠察措施。

        第二个变通是皇帝宠信一位恣意妄为的大臣，就像唐玄宗宠信李林甫，唐武宗宠信李德裕一样。这种办法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宰相如何能将个人权威加在自相抵消的政治结构上？因此，“一人统领”的缓慢尝试虽然显而易见，但从未彻底实现。

        第三个变通是将例行公事交给政府部门，同时专门成立一个特别的、可以独立自主的机构来制订政策。比如皇宫或内廷，以此来对抗外廷或外朝官员们。事实上，此类机构往往由太监们组成，它本身就是另类。它可以包含任何完全效忠于皇帝的阶层，好比罗马帝国早期的自由人。但是这一机构从来都不是官僚机构的完全附庸，它的存在只会挑起国家机器内部不和。

        所有这些变通形式都曾被唐帝国尝试过，但是没有一个能够长久。在实践中，它们也并非泾渭分明的选项，每一个选项往往都会包含另一个因素。实际上，这些变通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帝制历史。宋王朝在整体上也采用了皇帝作为统治机器中间人的做法，而明王朝则采用了内廷主导的做法（大量依赖宦官和恐怖统治）。

        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军民关系。唐王朝似乎被诱骗到了一个无法取胜的局面。自8世纪中叶以来，它将军事力量过多地集中于边境，中央政府没有自己的直辖军队。这就导致了军事叛变的可能性以及镇压叛变的困难。在9世纪中期，李唐朝廷又开始剥夺边疆地区的军事力量，于是很快就深陷于神策军的围困之中。一旦盗贼四起，中央政府的神策军又力不从心。于是，为应对蜂拥而起的盗贼，地方藩镇又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军事机制。不过，朝廷很快就发现，它再一次陷入了和这些地方军事机器的对抗之中，只不过这一次是和它的将军们对垒。

        第三个未能解决的问题是农民的处境。利用常备军守卫边疆需要沉重的税赋，这就导致农民们要么逃亡，要么依附于人，剩余农民的纳税负担会更加沉重。由此就会引发盗贼四起，从而需要更多防卫和税收。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高压—榨取—再高压循环。然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如果不通过破坏自由农和制造财政赤字，现有农业经济无法维持必要的武装力量。这三个问题在宋明时期再度重现，二者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世界上的大规模统治实践中，唐帝国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在规模上，其面积足以与美国相当；其生存时间长达300年之久；它在法律和行政规范性方面，甚至直到最后发生动乱，它都是一个突出成就。用现在的评价来说，唐帝国在大多数时间里都维持了和平与繁荣。

        最后，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统治形态产生了三个著名创新：首先，它是一个理性的官僚机构，其世界观完全是世俗的，在精神上是团结的。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自我引导，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伦理和政治层面都具有自我连贯性。而且，唐帝国统治机构的架构和现代管理机构一样，包括了两个层面：垂直层面的等级划分和水平层面的专业机构与部门。第二个创新在于它的招募和晋升模式，它是基于竞争考试基础上的功绩考课体系。第三个创新在于它通过设立御史台和“谏官”的途径，使政府自我批评实现了机制化。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之处在于：直到1912年废除全部帝制之前，唐帝国所建立的以士大夫为主流的社会等级秩序被一直保存了下来，它的整个社会都必须仿效文化与社会精英的价值、习俗和行为模式。这正是18世纪伏尔泰和百科全书学派为之拍案称奇的内容。

        明：内忧外患，国家何以能够支撑下去并保持了领土完整？部分是因为制度性原因，部分则是因为运气

        1644年明王朝的陷落被证明只不过是一个统治家族取代了另一个统治家族。明代政治体制仍在维系，关键在于对王朝问题和制度性问题进行区分：如果我们去问为什么明王朝持续了276年，然后才轰然垮台？这将会引出很多关于王朝生存能力的答案。

        明王朝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维持，主要得益于洪武皇帝所定下的基本原则。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订立的基本原则束缚了后来继位的明代帝王们，这些继承祖业的皇帝们都会仔细地审视历史上导致江山丧失的教训和错误，然后设法使自己守住皇位。朱元璋将任何失去直接控制的权力都视为对王朝生存的威胁，无论是行政、军事，还是宗族权力。明代皇帝只迎娶平民，因此无需防备外戚摄政。明代皇子们，除了被确定为继承大统的太子外，其余均被分封至各地为王。自永乐皇帝之后，明代帝王再也没有被后宫、姻亲和王朝反叛所困扰。1380年朱元璋废除丞相之职后，行政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也不复存在。朱元璋通过将军事指挥权划分为五军都督府的办法裁减了军事权力，他还通过限制地方军事指挥官调兵权的办法，防止他们与军队串通。这些措施保证了朱明王朝永远不会被丞相所替代，也不会面临军事将领反叛的威胁。如果单纯从明王朝统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是完全成功的。

        然而，如果我们的问题是：除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内部盗贼，北部偶尔出现的游牧部落入侵和沿海倭寇侵扰外，在没有遇到比这更为严重的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何以能够支撑下去并保持了领土完整？答案就在于：部分是因为制度性原因，部分则是因为运气。从制度层面上看，明代的成功在于它只是给各省设立了规则和规范，它是一个自觉性的政策。除了镇压盗匪，提供税额之外，它让地方“士绅”们自行其是，不去过问地方事宜。县令和知府们在解释《大明律》时，也具备一定的操作空间。在理论上，行政实践必须遵照法律行事；但是明代法律却让违规行政合法化了。如果严格套用韦伯的“合法理性”一词来讲，就是滥用甚于容忍，这些违规行为在事实上被默许了。工具性的实用主义而非法律才是当时的秩序。除了腐败之外，明政权已经失灵，因此腐败才会大行其道。在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中，博伊格最后的忠告是什么？“不要让自己真实”，但无论如何，“要让自己富足”。明代官僚们“混日子”的心理特征使之未能发展出任何成功的货币政策。在交通运输方面，除了继续使大运河保持开放外，它没有任何作为。比如，它没有修建新的道路，或是进行任何道路保养。它对于武器作坊和盐业专营的管理也是一本糊涂账。

        但明代也是幸运的。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他们很少遇到能够考验其军队和财政制度的外部威胁。其军队已经完全衰败，财政制度也已僵化且麻烦不断，难以提取大量的额外税收来支持大规模战事。与此同时，明代经济仍然繁荣，特别是在16世纪。尽管税负并不均衡，但是它的税率很轻，事实上有时候还会有所下降。

        明王朝未能战胜1600年危机的原因也是它能够成功地长期维系下来的另一原因。明代的危机是综合性的，北部是满洲人的强大军事压力，内部是农民起义和盗匪滋扰，用以支付军队的饷银严重短缺，而军队又无力解决内外威胁。明代官员们“重文抑武”的傲慢政策使得它在军事上平庸无能。与地方士绅的结盟等于允许后者自建庄园，将佃农当作事实上的农奴，或是驱使他们抛弃土地，变成公开与政府为敌的盗匪；抑或是成为士兵，与农民出身的盗匪和农民起义军作战。就像被满洲骑兵打败时的情形一样，军队在镇压农民和盗匪起义上也毫无用处。        

        清：这朝中国人即使不比同一时期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至少也和他们一样幸福

        清代弥补了明王朝的两个主要缺陷：为了代替刻板无能的明朝帝王，它培养出了一些精力充沛、文明开化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皇帝，同时修改了明代的制度以便赋予其比以往更大的专制潜力。自1610—1644年开始，明代开始遭遇缓慢的军事威胁，而且未能成功将其击退。而在清代，令人望而生畏的满洲军事力量被整合到了中华帝国之中，并任由驱使。

        清代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偶然性的。1630到1640年爆发的农民起义打碎了像农奴一样的土地制度，而不是旧的租佃关系。大的产业开始走向碎片化，每一个产业都会在子辈和孙辈之间继续分化，于是中国再一次变成了小农国家。

        清朝原封不动地接过了明朝的官僚机构，同时也继承了其诸多弊端。其中主要包括过度依赖公文，而不是实地考察，监察体制缺少连续性，派系之争，暗箱操作，还有其他种种腐败行为，所有这些问题都继续存在。清初几位皇帝精明强干，通过密议奏折的情报网络，通过亲身巡视，考察民情，鼓励他们申诉冤情。同时，他们还派遣亲信的家奴包衣到全国各地担任敏感职位，为其通风报信，但就连他们也没能取得多少进展。虽然官员的选择和等级分化看似合情合理，但职务晋升和肥差的人选依然取决于你认识什么人，而不是你的学识。私人关系网络大行其道，利用同学和同乡关系互相攀附。1729年，康熙皇帝颁布一份诏书，大意是说你们这些举人和进士喜欢结党营私。为了向上爬，你们拉帮结派，官官相护。虽然有这样的警告，他依然无法将这种现象根除，而只能对其有所控制。雍正皇帝更加严厉，这方面的努力也更加成功，但随着其统治的结束，这种努力也化为泡影。

        一般的看法是从1780年开始，清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在整个19世纪加速发展，直到最后崩溃。这一切的原因在18世纪还是潜在的，但其恶果有些已经表现出来。这些表现如行政上的极度迟缓、贿赂、腐败、侵吞公款，还有就是中央权威不断地向周边流失。在整个18世纪，所有这些情况不断恶化，而这一切都几乎源于一个事实，即行政人员的数量远远不够，其薪水也过于微薄。

        清朝的这种体制在18世纪之所以足以维持其统治，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总体上在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作用微不足道。其基本职能就是在不要过度征税的情况下，维护社会的和平稳定。按照费正清的说法，在巨大的社会当中，满清政府缩小成为单薄的一层统治阶级，这个阶级由税吏、地方官员和军队构成，他们起到一种结构性的集权和监督功能，但是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来说，却并不重要。有趣的是，费正清还这样说过：“政府是一个人数相对不多，但是却高度集权的机构，它所统治的是大量互相孤立的农民共同体。两者之间的接触点是地方政府所在地，地方长官和两三个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在这里直接和村庄的头领、大地主和其他地方领袖打交道。”但是这描述的根本就不是清朝，而是近2000年前的汉帝国。

        虽然如此，清代中国人比之前的汉朝或其他任何朝代都要幸福，即使不比同一时期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至少也和他们一样幸福。清王朝早期是一个和平繁荣的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呈上升趋势，人口增加了两倍。新的土地被开垦，来自美洲新大陆的作物被种植，新的农业技术被采用，如双季稻，冬麦夏谷的轮作。中央政府负责堤坝和疏通黄河长江等大型水利建设，地方士绅则资助并组织当地农田的灌溉工程。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庙宇、济贫院、医院和学校提供资金。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一样，通过学校和士绅无所不在的影响，广大农民也吸收了儒家的行为模式。

        在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和更为广泛的文人阶层中间，文学和艺术得到慷慨赞助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果通过和同时代政权的对比来评估一个政权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从外部和平与内部稳定，还是从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清王朝早期的确是中国的黄金世纪。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华帝国变成了不仅仅是一个儒家帝国，还是一个儒家社会。

        清王朝的悲剧就在于最后沦为三种压力的牺牲品，其中两个是它所无法预见的。一个是内部压力，这种压力无情地在一些地区不断扩张。另外一个是来自掠夺性国家的外来压力，这些国家的科技如此先进，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们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这两种压力造成了第三种压力，这个压力本来无足轻重，但后来却势不可挡，它就是排外的汉人反对满族统治者的地下抵抗运动。

        随着19世纪历史车轮的前进，清朝体制变得越来越落伍，由于来自有限土地资源的压力，广大民众日益穷困，这些团体的影响也日益强大。这些民间力量的反抗，再加上西方对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颠覆和清王朝军事上的软弱无能，使清王朝不断衰落，并最终灭亡。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中国两千年专制传统的灭亡，但这就是后来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