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的高仓健

        在高仓健还被周围人叫作小田君的时候，他曾怀抱过一个单纯的“美国梦”；那时他的人生，尚与日本电影没有什么关系。

        1931年，出生于北九州岛一户煤矿职员家庭的他，整个童年不仅是在战争中度过，还一度因为感染了肺结核病而休学。为了摆脱羸弱的病体，中学时期的高仓健开始练习田径和合气道，然而随着战局的紧张，不久他便和其他同学一起被征召去做了劳工。直到战败的消息传来，美军开始进驻日本，学校才陆续复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仓健结识了美国驻军小仓司令官的儿子，在接触美国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对外国产生出无限向往。以至于成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高仓健还说：“（少年时代的我一直认为，）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养育了我的煤矿附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童年时代我一直这样想着，并且产生了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应该到美国去一趟。”

        为了实现去美国的梦想，高仓健报考了明治大学商学部，期望毕业之后能做一名外贸商人。可当他1954年大学毕业时，日本经济仍未见起色，找不到工作的他，只能暂时回家帮父亲采石开矿。在家中待了不到半年，高仓健决定再去东京碰碰运气。是在这些机缘巧合之下，他被东映电影公司的常务董事长牧野光雄看中；硬朗帅气的外形条件让他很快得到了演出机会，在1956年上映的影片《闪电空手道》里，他将自己的艺名改成了高仓健。

        从影之后的高仓健，并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电影的喜爱。他曾把《罗马假日》看了不止一次，而1969年在好莱坞拍摄《敢死突击队》以及1975年参与西德尼·科波拉电影《高手》的机会，则终于让高仓健实现了儿时“梦想”。在纽约街头偶遇亨利·方达时，他也会像影迷一样找偶像签名。亨利·方达一直是高仓健最为欣赏的演员，在他眼中，亨利·方达“笑容可掬、温和亲切，带有一种真正的伤感表情”。高仓健中后期的银幕形象，倒是与这种笑容中的伤感颇有几分相似。1977年拍摄《幸福的黄手帕》时，导演山田洋次就形容高仓健的眼睛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的眼神里载满了悲哀和喜悦。”

        然而东映片厂时代的高仓健，绝不是这个样子。

        高仓健刚踏入日本影坛时，为了提升他的银幕知名度，东映公司特别安排他和当时的一线女明星美空云雀搭档，但他只是木讷地站在女主角身旁，完全不知该如何表演。直到牧野雅弘、内田吐梦二位导演发现了高仓健身上的硬汉气质，他的演艺人生才算是真正走上了正途。此时适逢日本电视业的迅猛发展，几家主要的电影公司展开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东映则开始尝试拍摄黑帮题材的“义侠片”来吸引观众，转型之后的高仓健便成了当仁不让的银幕主角。这些角色大都在义气和人情之间挣扎，结局往往逃脱不出悲剧命运；但高仓健和鹤田浩二、藤纯子以及山富三郎等同时代演员，固定搭档的《昭和残侠传》、《网走番外地》、《红牡丹赌徒》系列，却总能获得成功。高仓健一生演出的二百多部电影，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出自于这一时期。可以说，这是日本电影片厂时代最后的辉煌，也是高仓健演艺事业的一个高峰。

        日本观众习惯于将高仓健创造的这些角色，统称为“社会叛逆者阿健”；而借助这些角色的锤炼，高仓健也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牧野雅弘和内田吐梦当年的点拨，使他终生受用。在晚年拍摄《铁道员》时，他仍对之念念不忘，并谦虚地认为，“他们看懂了人生的戏，而我可能还是有些地方没有看懂。”高仓健还曾从日本的能剧中开拓表演之道，在他看来，能剧演员演出时，脸上的表情是没有变化的，但它既可以反映出悲伤，也可以表现出喜悦；同样一张脸，能够扮演神父，也能扮演罪犯。这或许正是高仓健自己，对表演境界的一种追求吧。在他的经典代表作《追捕》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他艺术上的这种进步和成熟。

        1976年的《追捕》，是高仓健离开东映公司后，接拍的第一部电影。1978年经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译制配音，它与《望乡》《狐狸的故事》一起，成为了最先与中国观众见面的日本影片，并迅速掀起了一股高仓健热潮。

        的确，很少有演员能像高仓健在《追捕》里那样，既适合全景，又适合特写。他在全景镜头里的演出，那些肢体动作似乎能像表情一样展现出喜怒哀乐的变化；而他的脸在摄影机的特写下，即使不动声色，最微妙的戏剧也会在他脸颊的阴影和纹路里上演。以至于片中那些全景与特写之间的推拉镜头，仿佛不是摄影机在运动，而是跟随着他的目光和情绪自如地收放着。又或者说，是高仓健用他波澜不惊的表演，驯服了电影的两种极限。这就像是他扮演的杜丘在逃脱警察的追捕时，同时驾驭了骏马和飞机；从他的身上，我们既能瞥见古代侠士的精神，又能看到现代特工的神采。这一切，对当时的中国观众，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吸引力。可以想见，当杜丘在银幕上说出“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时，电影院里会有多少观众激动地回答出真由美的台词--“我是你的同谋！”

        “硬汉高仓健”、“男子汉高仓健”，成了那个时代中国观众对他最直接的赞美。这除了是说高仓健和他塑造的银幕形象彼此合一之外，还寄寓着更多难以名状的感情。刚刚换下了中山装的年轻人，纷纷模仿着他在电影里的衣着打扮，“啦呀啦”地哼唱着杜丘之歌，似乎随时等待着别人说：“你看，多么蓝的天呐，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蓝天里。”而“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更是那个时候最时髦的台词。可以认为，在1980年代初，英雄退场、新人尚未登台的中国银幕上，硬汉高仓健不仅是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偶像明星，亦满足了我们对新的电影主人公的所有期待。当高仓健其后主演的《幸福的黄手帕》和《远山的呼唤》在国内陆续上映，他内敛克制的表演和影片中的默默深情，在继续打动观众的同时，甚至一度成为不少中国影人学习、琢磨的教科书。

        1990年代，高仓健曾短暂地告别银幕。抱着不要留下遗憾的心情，1999年，年近七旬的他，继续主演了降旗康男导演的电影《铁道员》。当他重回阔别了二十三的东映公司，此时的高仓健已将这里视为自己的“故乡”。这部电影大获成功，高仓健则被誉为从日本电影的全盛时期开始，到20世纪结束，一直占据着影坛最高位置的男人，是“日本可以向世界夸耀的最后的明星”。在《铁道员》里，高仓健扮演的主人公乙松，一生都不曾离开自己工作的站台，和站台前蜿蜒的铁轨。他与妻儿的生离死别，便都是发生在风雪中的站台上，而那里，也是他生命的终点。在影片最后，导演用了一个很长的段落来为乙松送行：载着乙松灵柩的蒸汽列车缓缓地朝远方驶去，车窗外面，则是早春时节最后的积雪……

        当听到高仓健去世的消息，回顾着他曲折漫长的电影生涯，久久不能忘怀的便是《铁道员》的这个结尾，以及站台上那茫茫的白雪。事实上，《铁道员》里的雪景可以分为两种——这就像是剧中的回忆和现实不断穿插；回忆里的落雪往往代表了时间的过往，现实中的积雪则象征着一份的守候。而银幕上的乙松和银幕下的我们都很明白，当积雪化尽，那个小小的站台就要废弃，乙松也要提前退休，一个时代便是在这里谢幕。

        或许这种时间流转里的默默坚守，恰可概括高仓健的演艺人生吧。从最初单纯的美国之梦，到回归日本的艺术传统，包括在中国掀起的银幕热潮，高仓健的一生，就像是战后日本电影修成的一个正果，为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做出了一份生动的注脚。高仓健亦如站台上的铁道员乙松那样，凝望着一个个时代的远去，一次次地确认着“信号正常”。而现在，我更愿意相信，他是消失在了雪中；当雪花降落，汇流入海，再化作云……我们总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再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