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互联网三论之二：互联网与现代化

        瓦特改良的现代蒸汽机出现近百年后，中国人才制造出第一台蒸汽机。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工程师们于1865年制造了一艘木船，来安装这台蒸汽机。1866年，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制成发电机。13年后，电灯照亮了上海港的夜空。

        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就这样同时降临中国。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压力，中国工业化的时间会更晚。危机刺激人们接受新的观念和事物，因为别无选择。中国人一直用矛盾的心情看待这个事实，一方面渴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赶超欧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对被强迫接受现代化的历史怀有巨大的屈辱感。

        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却因为革命和战争而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赶超情结仍然是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切入第三次科技革命，跻身少数掌握原子能、大型计算机和航天技术的国家行列。到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提升到了44%。

        代价非常沉重。由于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路径，又经过“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严重浪费和倒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严重背离，以至于邓小平在1980年还告诫同事：“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

        互联网及其发展被看作是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入了这次科技革命。正如“互联网”这个中文词语所示，新技术帮助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化的世界，得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互联网革命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中国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而是深深地嵌入这一结构内部。外部强加的技术可能被逆转。1878年，晚清政府曾拆除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理由是担心铁路冲击中国社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变化。1970年代前期，中国人还在纠结科学技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激进的政治口号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互联网技术嵌入中国经济的方式如此坚固，绝不可能被阻挡、逆转或加以根本性的限制。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和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市场发挥了主导作用。尽管基础设施市场的行政准入门槛很高，但分拆出电信、移动和联通，仍然为互联网市场竞争注入了动力。民营企业是互联网技术和服务的核心，这最能体现互联网革命带给中国的变化。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留下名字的主要是企业家，第一代创业者中，绝大多数先行者有技术背景，许多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张朝阳、马化腾、李彦宏和丁磊等人取得成功的时候，最鲜明的特征是年轻。

        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互联网技术及其商业应用中，年轻人、企业家和全球市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传统的权力中心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正退居边缘。

        形势有利于中国。互联网与现代化、全球化已经完全融合，不可分割。对中国来说，保持开放，保持市场的活力，保持平等的竞争环境，不动摇、不反复、不折腾，国家就可能和互联网一样，走上健康和内在演化的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