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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话③|一千年前的东富西贵

高雅

2014-11-17 21:27

来源：澎湃新闻

大部分时间，禁军军营都是东京城里最常见的场所。曾有人这么写道：“庆历、治平年间，禁厢之籍至百余万，新城里外连营相望。”（元王应麟《玉海》）还有人描述当时的场景道：“城外之兵棋布相望，而警欬之音，日夜撤乎数百里之间。”（宋晁说之《景迂生集》）“百余万”之说自是有些夸张，人口普查显然不是北宋士人的长项。至于林冲“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一说更是离谱，即使是小说戏言也必须板起脸来纠正。要知道，就算是禁军发展鼎盛时期的仁宗朝，驻守京师的禁军也不过18万人左右，加上家属才能到72万这个数目。八十万禁军无从谈起。

京师禁军及其家属人数变迁

数据来源：久保田何男《宋代开封研究》

注：北宋初期和中期禁军编制有厢、军、指挥和都。厢分为左右厢，一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五指挥为一军，十军为一厢

沈括（1031-1095，北宋著名科学家）在《梦溪笔谈》里记载道：“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佣僦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

北宋的军制形成可溯至五代，天下之兵可分为三种：各地精锐部队集中到京师，编入禁军；再将留在地方的部队编为厢军，主要用于杂役；另募集来的士兵予以训练，在当地防守，则是乡兵。每当战事需要，禁军会随着皇帝出征。平时禁军视需求驻守地方，以防守边境、维持治安，称为“更戍”，每两到三年换防一次（《宋史•兵制》）。“更戍”之法，一是为保证京城与外地军队相互制约，二是通过驻守地方达到磨练战斗力的目的，三是能使将兵分离，不让将领有固定的队伍，以避免出现将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的局面。

禁军又分为殿前军和侍卫亲军两种。五代初期，禁军以侍卫亲军最为重要，到了后周则开始强化殿前军，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精锐部队，并设立殿前司都点检一职。赵匡胤即是以后周殿前司都点检的身份黄袍加身，足见兵权之盛。即使做了皇帝，禁军出身的赵匡胤也不忘严格管教自己的队伍，使他们与骄惰之气绝缘：限制衣着——不得衣帛，只能衣褐，且衣长不得过膝；生活作风——鱼肉及酒不进营门；身体素质——规定他们每月必须搬运36公斤的口粮奔走于仓库和军营间大概20公里的距离，且不得采用任何交通工具。

这样的举动对赵匡胤来说，大抵是十分正常的。正因行伍出身、黄袍加身的经历，他对军权的威力才格外感同身受。天下之乱莫不出自兵，既能酿成唐末的藩镇割据乱象，又能分分钟把臣子捧作天子。为把中央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赵匡胤决定将精锐军力集中在首都。这支庞大的禁军队伍，便成了东京城内不折不扣的纯消费人口，需要江南的粮草通过汴河源源不断地运入，以满足几十万人的日均所需。这是东京城繁盛的根本，也是宋朝兵力积弱的根源。可惜在赵匡胤的眼里，巩固权力的必要性要远大于北方的马蹄声。对他来说，那些马蹄声太远，暂时还听不见。

宋太祖赵匡胤坐像。

在严肃军纪的同时，赵匡胤还频频视察军营，加以安抚。在位17年间，赵匡胤共视察京师247次，平均每年17次，是有统计数据的皇帝中最多的一个。其中视察军事训练50次，平均每年3次，占到视察总数的20%之多，足以见他的关注之切。他甚至还亲自登上宫城的右掖门，监督禁军负重拉练的情况。

右掖门是宫城南三门之一，位于宣德门以西。站在右掖门可以看见禁军的军容，可以推测最早的禁军军营便位于宫城的西边。东京城水网甚密，水灾例数常事。军营选址主要考虑那些地势较高、利于排水、不易遭受洪灾的地带。《宋会要》记载：“宋朝置禁旅于京师，处则谨守卫，出则捍境，故择诸爽塏，列屯相望。”摊开地图，只见拥有大片开敞土地、与河流保持距离的地区赫然位于城西。军营选址的第二个考虑因素，则是与禁军的训练制度相配合。由于漕运仓库集中在汴河流域的城东南，为了利于禁军的负重锻炼事宜，军营也会更多考虑置于西部。

综合种种因素，城西（主要是城内的西南角和城外的西北角）成为军营的集中分布区。东边虽然也分布有军营，但规模还是以西边取胜。禁军军营通常是由屏障和军营门围合起来的封闭空间。每名禁军可分配有一间房，因此军营可能是被圈在一起的狭长型房屋们。可想而知，军营密布的城西拥有着一种不甚有趣的生活方式。一般日落之后便禁止军人外出（宋周密《齐东野语》），因此即使在全城取消夜禁的上元佳节，禁军及其家属也不得走出军营。当全城一片灯火辉煌、满路行歌之时，禁军们却只能在城门楼子上，而无权成为眼前唾手可及节日氛围的一份子。他们用竹竿寂寞地探出些灯笼摇晃着，远近高低星火点点，显得格外悲凉。

每年的上元灯节，皇帝除了登上宣德楼与民同乐之外，一般还会选择东华门楼作为宴请群臣和外国使臣的地点，从无一次登过西华门楼来宴请。无他，只因东边热闹耳。使臣在东华门楼，往东看，便是热热闹闹的街市，帝都风华一览无余，往西看，估计只有漆黑一片的禁军大营，无甚可看。道理简单而残忍。

傅熹年复原北宋宫城平面图。

东边最初兴起于五丈河频繁的水运，即使汴河疏浚后取代了五丈河的地位，城内东北部却仍承担着供应宫内物资的角色，加以主管全国经济事务的商税院和榷货务都在城东的土市子以南，因此此间繁华一分未减，“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东京梦华录》）。其中以马行街最为亮眼。

马行街位于宫城以东，是与东华门街平行的一条南北向街道。据说这是一条没有蚊虫的神奇之街。蚊虫讨厌油烟，而马行街总是灯火通明、油烟缭绕，所以列位请记牢，防蚊虫叮咬还是马行街最好（宋蔡絛《铁围山丛谈》）。都说州桥夜市迷人，马行街的夜市比州桥还要盛百倍。这里荟萃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东京梦华录》）。在马行街，车马都纠缠在一起，人群往往会被车流推着蹒跚前行，根本不可能有驻足的空间。马行街夜市通常到三更才结束（默许到四更），到了五更又复开张。即使寒冬腊月风雪连天，夜市也根本停不下来。点心店果子店，还有提壶卖茶的人，到了三更都徘徊不去。所以不在家吃饭、夜深了再归家，对东京人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马行街位置示意图。

太祖之后，对禁军的管教渐渐成为一纸空文。被东京城的商业氛围所感染，禁军成功地走向雄主赵匡胤所希望的反面，那就是骄惰，无比骄惰。其精神面貌可以从欧阳修（1007-1072）的言语中可见一斑：“国家自景龙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侍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至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原弊》）同是仁宗朝的张方平（1007-1091，曾官拜参知政事）在奏章里鲜活（尖刻）地描绘出禁军形象：“新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袴、丝鞋、拖长绅带，鲜华灿然，其服装少敝，固已耻于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微薄的薪资，禁军竟然能雇人背粮草，衣着纨绔有如世家公子，作战能力可想而知，这就是大宋拥有的精英军事力量。

而国家还不得不负责这些养尊处优的不战之卒的口粮。王安石犀利地指出：“宗庙社稷之忧，最在于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因此，他的变法内容之一，便是废除在军事力量分配上“强干末枝”的国策，即：裁军。一方面减少禁军编制，一方面推行“保甲法”，用那些经过训练的地方保甲来代替执行京师巡防任务的巡检司募兵。经过这次改革，东京城的禁军人数锐减至高峰时期一半的水平，因此空出来不少兵营空间，“自延嘉以北，废营坏垒三十里”（《历代名臣奏议》）。

废弃军营成为下一个城市增长空间。寺院、住宅和官署在原有的军营上建起：规模巨大的尚书新省在“大内之西”建造，蔡京的豪宅也位于内城之西、大梁门西大街以北。而东部的富饶始终未曾动摇，东富西贵的格局逐渐形成：东边是商业中心，西边是军事中心、行政要地以及权贵居所。

王安石轰轰烈烈的新政到底没能继续下去，禁军却还是没有回来，反而越来越少了。就这么走到了张择端画下《清明上河图》的年代。只见城墙未能入画，城门无人看守，出现在画卷里的禁军总共没几个，却都忙着放空和运酒。这样的城，不破倒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