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仍未结束：关于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的迷思和可能

当地时间5月21日，在长达11天的武力冲突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此次暴力冲突的起因是以色列从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驱逐六个巴勒斯坦家庭，截至20日晚，冲突已致以方12人死亡、300余人受伤，巴方232人死亡、1900余人受伤。

为纪念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期间被以色列驱逐或在恐惧中逃离的70万名巴勒斯坦人，5月15日被定为“浩劫日”（Nakba Day）。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经吹嘘说，犹太人比其他民族“有更长的记忆”。在19世纪末，锡安主义者利用这种漫长的集体记忆，创造了一场回归大多数犹太人从未见过的领土的运动。为什么梦想回归对犹太人来说是值得称赞的，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却是病态的？

本文是彼得·贝纳特作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的思考，涉及巴勒斯坦难民为什么有权回归，以及在极度困难的局势下如何回归。在他看来，将“浩劫”合理化和埋葬的后果不是理论上的，它们正在谢赫贾拉的街道上上演。文章原载于《卫报》，原标题为“A Jewish case for Palestinian refugee return.”

2021年5月20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军事冲突持续，实拍加沙地带遭袭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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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是“浩劫日”（Nakba Day），纪念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期间被以色列驱逐——或在恐惧中逃离——的70万名巴勒斯坦人。今年的纪念活动具有某种特殊的共鸣，因为正是以色列即将从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驱逐六个巴勒斯坦家庭，引发了目前席卷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暴力斗争。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即将发生的驱逐事件证明，“浩劫”仍未结束。

每年纪念“浩劫”都代表着一种精神斗争，即通过确保巴勒斯坦难民和他们的后代能够返回家园，牢记过去，保持希望，克服困难。相反，在我自己的社区，以色列和流散地的犹太领导人要求巴勒斯坦人忘记过去，继续前进。2011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可以拒绝向任何纪念“浩劫”的机构提供政府资金。在课堂上提及此事的以色列教师受到了以色列教育部的训斥。去年，两位以色列作家Adi Schwartz和Einat Wilf出版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回归之战》（The War of Return），其中批评巴勒斯坦对难民回归的渴望是“向后看的模式”和“无法与过去和解”的象征。

碰巧的是，我去年在圣殿被毁日（Tisha B'Av）之前读到了《回归之战》，在这一天，犹太人哀悼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以及随后的流亡。在圣殿被毁日，我听到了中世纪的希伯来挽歌（kinnot）/哀歌（dirges），它们描述那些分别发生在2000年和2500年前的事件，用的是第一人称和现在时态。

在犹太人的话语中，这种拒绝忘记过去——或接受其裁决——的做法唤起了深深的自豪感。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经吹嘘说，犹太人比其他民族“有更长的记忆”。在19世纪末，锡安主义者利用这种漫长的集体记忆，创造了一场回归大多数犹太人从未见过的领土的运动。两千年来，犹太人一直祈祷返回以色列的土地。在过去的150年里，犹太人已经将这种古老的渴望变成了现实。《以色列独立宣言》宣称：“在被强行从他们的土地上流放之后，人民在整个分散（Dispersion）过程中保持着对土地的信仰”。以色列国家是这一“古老梦想”的“实现”。

为什么梦想回归对犹太人来说是值得称赞的，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却是病态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梦想是对称的。哀悼雅法或萨法德等城市的巴勒斯坦家庭最近还住在那里，并记得关于他们失去的家园的亲密细节。他们经历了从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剥夺的过程。而几个世纪以来，在圣殿被毁日上折磨自己的犹太人——以及那些在19世纪末为应对欧洲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而创建了锡安主义运动的人——只是在想象。

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曾对一位以色列采访者说：“你从未停止过梦想，但你的梦想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比较远……我只做了50年的流亡者。我的梦想是生动的，新鲜的。”达尔维什指出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流亡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区别：“你们创造了我们的流亡，我们没有创造你们的流亡。”

然而，尽管有这些分歧，许多著名的巴勒斯坦人——从达尔维什和已故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到法学教授乔治·比沙拉特（George Bisharat）和以色列议会中任期最长的阿拉伯议员塔拉布·萨纳（Talab al-Sana）——都暗示了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讽刺：犹太人告诉另一个民族放弃他们的家园并在外国土地上同化。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这种要求是多么的侮辱。犹太领导人一直坚持认为，为了实现和平，巴勒斯坦人必须忘记“浩劫”。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当犹太人记住时，和平就会到来。我们越是记得巴勒斯坦人离开的原因，我们就越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应该有机会返回。

即使对许多热衷于反对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政策的犹太人来说，支持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仍然是禁忌。但是，如果在西岸将巴勒斯坦人作为非公民置于军事法律之下是错误的，对加沙实施封锁使他们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也是错误的，那么，驱逐他们并阻止他们返回家园也肯定是错误的。几十年来，自由派犹太人用一种务实的说法来驳斥这种道德论调，这种说法是：巴勒斯坦难民应该只返回西岸和加沙，无论他们是否来自那里，这是两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让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以色列进一步巩固其对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所有土地的控制，这种所谓的现实选择越来越脱离现实。将不会有一个可行的、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让难民们可以去那里。反对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理由是一系列历史和法律论据，由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领导人兜售，说明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是罪有应得，现在无权补救。这些论点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因为他们要求巴勒斯坦人否定犹太人视为神圣的代际记忆和历史归还的原则。如果巴勒斯坦人没有权利返回他们的祖国，我们也没有。

这些将“浩劫”合理化和埋葬的努力的后果不是理论上的。它们正在谢赫贾拉的街道上上演。以色列领导人今天为驱逐巴勒斯坦人以使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的城市而辩解，只不过是在套用那些几十年来为1948年驱逐巴勒斯坦人以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辩解的犹太组织的话。美国黑人作家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对美国的看法，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大主教对南非的看法，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里也适用：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罪行通常会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

因此，难民回归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忏悔。它是建立一个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各自称之为家园的土地上享有安全和自由的未来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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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难民回返的论点始于一系列关于1948年发生的事情的神话，在这一年，英国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的控制，以色列成立，并发生了“浩劫”。这些神话让以色列和流散国外的犹太领导人声称，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自己驱逐了自己。

最持久的神话是，巴勒斯坦人逃离是因为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官员让他们这样做。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一个打击反犹太主义的美国犹太组织，声称许多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领导人的敦促下离开，并期望在阿拉伯人迅速和肯定地战胜新的犹太国家后返回”。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瓦利德·哈立迪（Walid Khalidi）早在1959年就驳斥了这种说法。在对阿拉伯电台广播和报纸以及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和各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战斗部队的公报进行研究时，他发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官员不仅没有敦促巴勒斯坦人离开，反而经常恳求他们留下。当时的锡安主义领导人也作出了类似的评估。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在1948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犹太军事行动’……对移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补充说，“阿拉伯机构发布的命令和指令”只占撤离村庄的5%。

犹太机构关于巴勒斯坦自我剥夺的说法还指责阿拉伯政府拒绝联合国在1947年11月提出的将英国委任统治的领土分割成阿拉伯和犹太国家的建议。

“锡安主义领导人接受了分治计划，尽管其解决方案并不理想”，反诽谤联盟辩称，“是阿拉伯国家拒绝了……如果阿拉伯人在1947年接受了该计划，今天就会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并存，而作为阿以冲突特点的心痛和流血事件也就会避免了”。

这是一种误导。锡安主义领导人在纸面上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计划，而在地面上却推翻了它。联合国的建议设想了一个犹太国家，包括55%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的土地，尽管犹太人只占其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新国家建议的边界内，巴勒斯坦人占到人口的47%。大多数锡安主义领导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指出，即将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显然希望犹太国中的阿拉伯人越少越好”。早在1938年，本-古里安就宣布“我支持强制转移”。莫里斯总结说，他的逻辑很清楚：“如果不把阿拉伯人从即将建立的犹太国家的地区大规模迁移出去，就不可能有可行的‘犹太’国家”。

当权的犹太组织经常将阿拉伯人拒绝联合国分治计划与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发动的战争联系起来。而事实是，甚至在阿拉伯政府于1948年5月正式宣战之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民兵就已经与胚胎中的犹太国家作战了。1948年2月和3月，这些部队甚至差点切断了犹太人通往西耶路撒冷和其他犹太人定居点地区的供应路线。阿拉伯军队也犯下了暴行。1947年12月，右翼锡安主义民兵伊尔贡（秘密军事恐怖组织）的成员向海法炼油厂附近的巴勒斯坦人群投掷手榴弹后，巴勒斯坦人群转向附近的犹太工人，杀死了其中的39人。1948年4月，锡安主义部队在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杀害了100多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后，巴勒斯坦民兵在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上将数十名犹太平民烧死在巴士上。同年5月，发誓要为代尔亚辛复仇的阿拉伯战士杀死了Kfar Etzion集体农庄的129名成员，尽管后者举了白旗。

但是，犹太机构的叙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绝大多数被迫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根本没有实施暴力。希伯来大学历史学家希勒·科恩（Hillel Cohen）在《阴影之军》（Army of Shadows）中指出，“大多数拿起武器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都被组织在一起，保卫他们的村庄和家园，或者有时保卫一组村庄”。他们“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冒险超越这些村庄。他补充说，“当地的阿拉伯代表经常与他们的犹太邻居接触，要求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当这种努力失败后，巴勒斯坦村镇往往在锡安主义的威力面前投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居民还是被驱逐了。他们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威胁到了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了一个犹太国家的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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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机构往往会转移注意力，只关注阿拉伯领导人的行为，忽略“浩劫”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是有意为之，因为人们越是正视“浩劫”造成的人类损失，就越难将当时发生的事情合理化，并反对现在为巴勒斯坦难民伸张正义。在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锡安主义部队驱逐了70多万人，超过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口的一半。他们清空了400多个巴勒斯坦村庄，并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许多混合城市和城镇的巴勒斯坦区进行了人口迁移。在每一个地方，巴勒斯坦人都忍受着困扰他们一生的恐怖。

1948年4月，锡安主义最大的作战部队哈加纳（Haganah，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时期的一个犹太人准军事组织，在20世纪初逐渐发展，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核心）发起了“逾越节大清除”行动，旨在夺取海法的巴勒斯坦街区，而当地的巴勒斯坦精英已经逃离了海法，居民们的士气已经受到打击。一名英国情报官员指责哈加纳部队用“完全不分青红皂白的……机枪射击、迫击炮射击和狙击”来扫荡港口。这次袭击引发了一位巴勒斯坦观察员所说的“人们疯狂冲向港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践踏着同伴”，不顾一切地努力登上离开城市的船只，其中一些船只翻了。许多被疏散的人在阿卡（Acre）的海岸线上寻求庇护。当月晚些时候，哈加纳也对阿卡发动了迫击炮攻击。它还切断了阿卡的水电供应，这很可能导致伤寒病的爆发，从而加速了居民的逃离。

以色列军队进入海法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

同年10月，以色列军队进入加利利地区（Galilee）主要是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Eilaboun村。巴勒斯坦电影导演Hisham Zreiq利用口述历史、以色列文件和一份联合国观察员报告重建了事件，据他说，部队遇到了举着白旗的牧师。以色列士兵们的反应是将村民召集到镇上的广场上。他们强迫大部分村民撤离村庄，向北走，从而成为以色列军队的人肉盾牌，以色列军队跟在他们后面，以防道路上有地雷。在强迫村民走了一整天、几乎没有食物和水之后，士兵们抢走了他们的贵重物品，并把村民装上卡车，送过黎巴嫩边境。据一位目击者说，大约有12名被扣留在镇上广场的男子被3人一组地杀死。

在希伯伦（Hebron）山上的al-Dawayima，据报道，以色列军队在那里杀害了80至1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有一次还把一名老年妇女强行塞进房子里，然后把房子炸毁——一名以色列士兵告诉一名以色列记者，“有教养、有礼貌的指挥官的行为就像‘低级杀手’”。7月，以色列军队将多达7万名巴勒斯坦人从Lydda（特拉维夫附近城市）和拉姆勒（Ramle，现为以色列中央区首府）驱逐出去后，一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将这一事件比作“大屠杀”或罗马的“以色列流放”。较少公开讨论的是锡安主义士兵的强奸行为。在《重新审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诞生》中，莫里斯记录了“几十起案件”——但后来承认，由于此类事件通常不被报告，这一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即使是那些避免了永久性身体伤害的幸存者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Nazmiyya al-Kilani带着一条断腿，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绑在她的围裙上，走到海法港口，在那里她登上了前往阿卡的船。在混乱中，她与她的丈夫、父亲、兄弟和姐妹失去了联系，他们都被驱逐出这个国家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直到她的成年女儿在叙利亚找到了她的兄弟姐妹，她都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据Elias Srouji说，他被迫从加利利村庄行进到黎巴嫩边境，“最令人痛心的景象是那些猫和狗，它们吠叫着，继续前进，试图跟随它们的主人。我听到一个人对他的狗喊道：‘回去吧! 至少你可以留下来！’”（熟悉我们圣典中关于驱逐方式的犹太人可能会听到微弱的回声。《塔木德》记载，当第一座圣殿被摧毁时，“连动物和鸟类都被放逐”。）

驱逐之后一般都会有盗窃行为。1948年6月，本-古里安对“该国犹太社区的所有部门都参与了大规模的掠夺”表示遗憾。在太巴列，据犹太民族基金（负责为新国家获取土地的组织）的一名官员说，哈加纳部队“乘坐汽车和船只，装载各种货物[如]冰箱[和]床”，而成群的犹太平民则“在阿拉伯人的房屋和商店中四处抢劫”。在代尔亚辛，一名军官观察到右翼锡安主义民兵莱希（Lechi）的战士们“在村子里四处抢劫，偷窃一切东西：鸡、收音机、糖、钱、黄金等等”。据莫里斯说，当哈加纳清除了西耶路撒冷的谢赫·巴德尔村时，来自附近的Nachlaot居民区的犹太人“来到谢赫·巴德尔村并进行抢劫”。哈加纳部队向空中开枪以驱散暴徒，而英国警察后来试图保护腾出的巴勒斯坦房屋。但是，一旦这两支部队离开，Nachlaot的居民又回来了，“烧毁和掠夺了剩下的东西”。

以色列当局很快将这种掠夺系统化。1948年7月，以色列设立了一个“被遗弃财产保管人”（Custodian for Deserted Property），授权其分配难民留下的房屋、土地和其他贵重物品。历史学家阿隆·康菲诺（Alon Confino）指出，基布兹官员“吵着要阿拉伯人的土地”，以色列政府利用犹太民族基金作为中间人，于9月将大部分土地租给了他们。在其他前巴勒斯坦村庄上，该基金创建了国家公园。在城市地区，它将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分配给新的犹太移民。以色列的国家图书馆接管了大约3万本从巴勒斯坦家庭偷来的书籍。许多书籍至今仍在那里。

1948年11月，以色列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一个月后，以色列议会通过了《缺席者财产法》，该法规定，凡是在人口普查期间没有居住在其财产上的人，都丧失了对其财产的权利。这不仅意味着以色列边界外的巴勒斯坦人被禁止收回他们的房屋和土地，而且即使是在以色列境内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如果他们成为以色列公民，他们的财产一般也会被国家没收。用奥威尔的一句话来说，以色列政府称他们为“在场的缺席者”。

土地盗窃的规模令人吃惊。当联合国在1947年11月通过其分治计划时，犹太人拥有大约7%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的领土。到50年代初，以色列几乎95%的土地被犹太国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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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需要驱逐巴勒斯坦人才能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犹太国家，许多犹太人担心——有充分的理由——承认和纠正这种驱逐会挑战犹太国家本身。这种担心往往是以数字的形式出现的：如果太多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犹太人可能不再构成多数。但这种焦虑更深层次。为什么很少有犹太机构教有关“浩劫”的内容？因为看着“浩劫”的眼睛，你很难不怀疑，至少是偷偷摸摸地怀疑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道德规范，因为这样做需要迫使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家园。

为什么很少有犹太机构试图设想回归的问题？因为这样做违背了犹太国家的支柱：例如，控制着以色列原始边界内93%土地的以色列土地委员会，将几乎一半的席位留给了犹太民族基金的代表，该基金将自己定义为“代表犹太人民的托管人”。展望回归需要拔除根深蒂固的犹太优越感和巴勒斯坦从属地位的结构。它需要设想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

我以前曾认为，在一个以法律下的平等取代犹太人特权的国家，犹太人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茁壮成长。但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无法克服那样一种深深的恐惧，即在大屠杀后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由犹太人控制的国家才能确保犹太人的生存。而且，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许多犹太人也会发现，从这样一个国家过渡到一个平等对待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将需要重新分配土地、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也许同样痛苦的是，要重新考虑关于以色列和锡安主义历史的被珍视的神话。在这个历史关头，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此根本的转变会如何发生，或者是否会发生。

为了确保这种清算永远不会到来，以色列政府及其美国犹太盟友提出了一系列反对难民回返的法律、历史和后勤方面的理由。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如果它们放在巴勒斯坦人以外的任何群体身上，犹太领导人都可能会认为它们是不道德和荒谬的。

1956年2月11日，西岸地区Kalandia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难民。

再来看看巴勒斯坦难民根据国际法没有返回权的说法。从表面上看，这没有什么意义。《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于1948年通过，并在此后100多次重申，特别针对巴勒斯坦难民。它宣称，那些“希望返回自己的家园并与邻居和平相处的人应被允许在实际可行的最早日期这样做”。

反对巴勒斯坦回归的人对这些文件提出了反驳。他们辩称，大会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他们声称，由于以色列是在1948年5月才建立的，而巴勒斯坦难民从来都不是其公民，所以他们不能返回“他们的国家”。但这些都是缺乏道德内容的法条主义（legalism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监督难民的国际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道德原则：应该允许想要返回家园的人这样做。尽管近年来回乡（repatriation）的步伐有所放缓，但自1990年以来，返回本国的难民几乎是在新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的9倍。而正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2019年的一份报告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当难民的母国非常危险，“无法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和支持”时，才会选择重新安置。

当难民不是巴勒斯坦人时，犹太领导人不仅接受了这一原则，而且还支持这一原则。结束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之间多年战争的1995年《代顿协议》指出，“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都有权自由返回其原籍地”，并“要求归还他们在敌对行动中被剥夺的财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其首席执行官David Harris要求巴勒斯坦难民在 “被收养的土地”上“重新开始”——不仅赞同代顿协议，而且敦促美国军队强制执行该协议。2019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最强大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称赞国会实施制裁，旨在迫使叙利亚政府允许“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安全、自愿和有尊严地返回”。同年，改革犹太教联盟在证明其对美国黑人赔偿的支持时，赞许地引用了一项联合国决议，该决议将赔偿定义为包括“返回自己的居住地”的权利。

犹太领导人还赞同被驱逐出阿拉伯土地的犹太人的返回权和赔偿。2013年，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罗纳德·劳德声称，“世界早就认识到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但却没有认识到故事的另一面——阿拉伯国家的85万犹太难民。”他认为，阿拉伯犹太人应该得到 “国际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待遇”。

鉴于国际法强烈支持难民回返，劳德的话的逻辑含义是，阿拉伯犹太人应该被允许回到他们的祖国。但是，当然，劳德和其他犹太领导人并不希望真的这样；犹太人离开以色列将破坏建立犹太国家的理由。他们想要的是让世界承认阿拉伯犹太难民的遣返和赔偿权利，这样以色列就可以用这些权利来换取巴勒斯坦难民放弃他们的权利。正如麦吉尔大学政治学者Rex Brynen所指出的，在奥斯陆和平进程中，以色列谈判人员私下承认，他们把阿拉伯犹太人的迁徙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旨在抵消巴勒斯坦人的要求”。

犹太人反对巴勒斯坦人回返权的论点中充斥着双重标准，这在关于谁算难民的辩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犹太领导人经常声称，只有自己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才配得上这个称号，而不是他们的后代。这是一个讽刺的论点：如果以色列允许他们被驱逐的父母或祖父母返回，那么后来的巴勒斯坦人就不需要难民身份了。这也是一种虚伪的说法。区分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后代，使犹太领导人可以用普遍原则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反对——“难民地位不应该传下来”，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普遍遵守这一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难民的称号经常代代相传，但犹太组织却不反对。正如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的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所指出的，“巴勒斯坦难民与其他长期的难民状况，如来自阿富汗或索马里的难民，并没有什么不同，那里有多代的难民”。

此外，当多代难民身份适用于巴勒斯坦人时，那些犹太领导人谴责多代难民身份，当适用于犹太人时，他们则庆祝它。2016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向500多年前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约1万名犹太人的后裔提供公民身份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副执行主任宣布， “我们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为接受他们的过去而作出的承诺和努力感到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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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及其盟友不仅坚持认为它没有法律或历史义务来使巴勒斯坦人返回或赔偿他们；他们还声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反诽谤联盟指出，以色列认为“‘回归’对于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是不可行的”。美国共和党资深外交政策官员Elliott Abrams称补偿所有巴勒斯坦难民是一种“幻想”。太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太多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被摧毁，有太多的难民。要补救过去是不可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涉及到对历史罪行的赔偿时，犹太组织已经显示出克服这些后勤障碍的可能性。而当涉及到在短时间内将大量人口有效地重新安置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时，以色列引领着世界。

在大屠杀发生50多年后，犹太组织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瑞士银行支付了10多亿美元，以偿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用账户的犹太人。2018年，世界犹太人归还组织欢迎美国的新立法，以帮助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收回在波兰的财产。虽然大屠杀与“浩劫”不同，有数百万人被杀害，但这些案件中的犹太团体并不是在为谋杀寻求赔偿。他们寻求的是对盗窃的赔偿。如果犹太人在40年代被大肆抢劫而应得到赔偿，那么巴勒斯坦人肯定也应该得到赔偿。

六日战争，以色列军队进攻巴勒斯坦城市。

当犹太组织认为在道德上有必要时，他们会想办法确定损失的财产的价值。以色列政府也是如此，它估算了从加沙地带撤出的犹太定居者损失的财产价值，以便对他们进行补偿。对“浩劫”中损失的财产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计算。联合国第194号决议宣布，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获得“财产损失或损坏”的赔偿，并设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来统计损失。1953年至1964年期间，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利用土地登记册、税收记录和英国授权的其他文件，收集了被兰多夫-梅肯学院历史学者迈克尔·菲施巴赫（Michael Fischbach）称为“20世纪记录任何难民群体土地所有权的最完整记录之一”。近几十年来，这些记录已被转化为一个可搜索的数据库，并与以色列土地登记处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补偿巴勒斯坦难民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上的复杂性。而是政治意愿。

允许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可能返回现在的以色列的想法似乎很荒谬。但在存在的头四年里，以色列——1948年有80多万公民——吸收了近70万移民。在90年代初苏联人口外流的高峰期，当时犹太国家共有大约500万公民，还有西岸和加沙的几百万巴勒斯坦非公民，它在四年内又吸收了50万移民。返回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数量可能大大高于这个数字，也可能不高。这是不可能预测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数以百万计的流散犹太人突然向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的新移民，犹太领导人不会说以色列缺乏吸收他们的能力。

巴勒斯坦学者已经开始想象，要吸收想要返回的巴勒斯坦难民，可能需要什么。其中一个选择是在以前的巴勒斯坦村庄上进行建设，因为根据促进巴勒斯坦难民权利的巴迪勒资源中心（Badil Resource Center，巴勒斯坦非营利组织，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注册，由难民社区合法拥有）的Lubnah Shomali的说法，在1948年被驱逐和摧毁的村庄中，大约70%的村庄仍然空置。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原来在的农村土地现在是自然保护区或军事区。巴勒斯坦地理学家萨尔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设想了一个巴勒斯坦土地管理局，它可以把以前的村庄的土地分给那些生活在那里的家庭。他设想许多回归者“在更多的投资和先进的技术下，恢复他们在农业方面的传统职业”。他甚至还召集了一些比赛，让巴勒斯坦建筑专业的学生建造恢复后的村庄模型。

与之相对，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告诉我，他认为许多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生活在城市或城市附近——不太可能返回农田。大多数人可能更愿意生活在城市地区。对于对重建被毁坏的农村不感兴趣的巴勒斯坦人，巴迪勒与以色列的一个致力于提高对“浩劫”认识的组织Zochrot（以色列非营利组织，总部设在特拉维夫，口号是“纪念、见证、承认和修复”）合作，提出了另外两种选择，这两种选择都与以色列在20世纪90年代安置苏联移民的战略有一些相似之处。在那种情况中，政府向新移民提供租金，同时也向开发商提供补贴，以迅速建造可负担得起的房屋。现在，巴迪勒资源中心和Zochrot正在建议一条“快速通道”，即难民将被授予公民身份和一笔钱，然后让他们自己寻找住房；或者一条较慢的通道，即要求难民等待，因为政府将监督在有工作机会的城市地区附近为他们指定的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

当犹太人想象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时，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想象以色列吸收苏联犹太人的改进版。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想象巴勒斯坦人将犹太人赶出他们的家园。鉴于犹太人的历史，以及以巴冲突给双方带来的创伤，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它们反映了现实。首先，没有多少以色列犹太人住在以前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因为悲惨的情况是，只有几千户巴勒斯坦房屋保持完整。更重要的是，设想回归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普遍坚持认为，大量强制驱逐犹太人既没有必要也不可取。阿布·西塔认为，“有可能实施难民回返，而不对其房屋的居住者进行大规模的迁移”。2000年，当被问及居住在以前的巴勒斯坦人家的犹太人时，爱德华·萨义德说，他“反对人们离开家的概念”，“应该找到一些人道的、温和的解决方案，解决现在的要求和过去的要求”。

巴迪勒和Zochrot概述了一个“人道和温和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如果一个犹太家庭拥有一栋曾经属于巴勒斯坦人的房屋，首先是原来的巴勒斯坦业主（或他们的继承人），然后是现在的犹太业主，将得到房屋的现金价值，以换取他们放弃所有权。如果双方都不接受这笔钱，Zochrot活动家Noa Levy和Eitan Bronstein Aparicio提出了进一步的妥协方案：房产的所有权将归还原巴勒斯坦业主，但犹太居住者将继续居住在那里。巴勒斯坦业主将获得补偿，直到犹太居民搬迁或死亡，届时他们将重新获得占有权。如果犹太机构坐落在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例如特拉维夫大学就建在被摧毁的al-Shaykh Muwannis村的遗址上，Zochrot建议犹太居民向前业主支付土地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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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切听起来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的确是。在世界各地，面对和纠正历史错误的努力很少是简单、迅速、无争议或完整的。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17年后，南非政府于3月公布了一个特别法庭，以快速重新分配从南非黑人手中窃取的土地；一些白人农民担心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计。在加拿大，承认原住民的土地已经成为公共活动的标准做法，包括曲棍球比赛，一些保守的政治家正在进行反击。一些原住民领袖也是如此，他们声称这种做法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成千上万的美国学校现在使用《纽约时报》的1619课程（长期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将奴隶制的后果和美国黑人的贡献置于美国国家叙事的中心来重新构建国家的历史”），其目的是使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主义成为美国历史教学的核心。与此同时，一些共和党立法者正试图禁止它。

但是，尽管在历史正义方面的努力可能是充满矛盾和不完美的，但值得考虑的是，如果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塔-奈希西·科茨以21世纪头十年使许多美国黑人破产的次贷危机来结束他关于奴隶制赔偿的著名文章，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遗产博物馆——以纪念私刑而闻名——以当前的大规模监禁危机结束其主要展览，是有原因的。过去的罪行，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不会停留在过去。

“浩劫”的情况也是如此。以色列并没有在其独立战争结束后停止驱逐巴勒斯坦人。当它在1967年征服西岸和加沙地带时，又有近4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只住在西岸或加沙，因为他们的家人在1948年作为难民逃往那里。在1967年至1994年期间，以色列通过取消长期离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居住权的政策，又赶走了25万名巴勒斯坦人。据巴迪勒说，自2006年以来，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近1万名巴勒斯坦人眼睁睁地看着以色列政府拆毁他们的家园。在50年代，28个巴勒斯坦家庭在1948年被迫从雅法和海法搬迁到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经过犹太定居者长达数十年的运动，耶路撒冷地区法院本月早些时候裁定，其中六个家庭应被驱逐。通过拒绝承认“浩劫”，以色列政府及其散居国外的犹太盟友为“浩劫”的长期存在奠定了基础。通过拒绝忘记“浩劫”，巴勒斯坦人——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以色列犹太人——为现在搅动耶路撒冷和整个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奠定了基础。

已故拉比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写道：“我们是我们所记得的。就像患有痴呆症的个人一样，整个文化也是如此：记忆的丧失被视为身份的丧失。”对于一个无国籍的民族来说，集体记忆是民族生存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流散海外的犹太人要求用以色列土地上的土壤下葬。这也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被赶出的村庄收集土壤。犹太人告诉巴勒斯坦人，和平需要他们忘记“浩劫”，这是很荒唐的。在我们的骨子里，犹太人知道，当你告诉一个民族忘记它的过去，你不是在提议和平。你是在提议灭亡。

反过来说，诚实地面对过去可以为真正的和解提供基础。1977年，巴勒斯坦裔美国研究生乔治·比沙拉特来到西耶路撒冷的Talbiyeh社区，敲开了他祖父建造并被抢走的房子的门。应门的老妇人告诉他，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比沙拉特后来写道：“不得不恳求进入我家的房子，这种屈辱感……在我心里燃烧”。2000年，当时已经是法学教授的他带着家人回到了这里。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注视下，一名原籍纽约的男子应门，并告诉他同样的事情：这不是他的家。

但在比沙拉特记录了他的经历后，他收到了一名前士兵的邀请，这名士兵在1948年以色列军队夺取这所房子后曾短暂居住过。当他们见面时，那人说：“我很抱歉，我过去是盲目的。我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然后补充说，“我欠你家三个月的租金”。比沙拉特写道，在那一刻，他体验到了“未开发的巴勒斯坦的宽宏大量和善意的水库，它可以改变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使今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有一个希伯来语词来描述那个前士兵的行为：teshuvah，一般被翻译为“悔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字面定义是“回归”。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回归不一定是身体上的；它也可以是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这意味着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远不是犹太人流亡的必要条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回归，回归记忆和正义的传统，而“浩劫”已经把这些传统从有组织的犹太生活中驱逐出去了。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曾经宣称：“占领者和我自己——我们都遭受着流亡的折磨。他在我之中流亡，我是他流亡的受害者。（He is an exile in me and I am the victim of his exile）” “浩劫”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犹太人的道德放逐就越深。通过正视它并开始一个修复的过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开始回家。

作者彼得·贝纳特是《犹太潮流》（Jewish Currents）的自由编辑。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纽马克新闻学院的新闻和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是每周通讯《贝纳特笔记本》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