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时代 | 你不能想象一个没有病毒的世界

把某种疾病的流行和某种文化、与这种文化相对应的族群联系在一起，并给后者贴上了标签，造成污名化，这样一种情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病毒恰恰是因为人

        病毒是不会离开人类的，和文明总是同时存在的。你不能想象一个世界是没有病毒的，那是不真实的。《枪炮、病菌、钢铁》的作者戴蒙德已经讲的很清楚了，病毒往往跟现代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埃博拉，也会有其他流行病的威胁。人类的消费、特定的喜好触发了某种病菌的流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非洲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原因与两个生活习惯有关：一个是他们有生食动物的习惯，如生食含有埃博拉病毒的猴子或者果蝠，还有就是殡葬习俗——人死后，会把人的尸体进行开膛，对肠道进行清洗，把食物残渣清洗出去，这个过程中，人很容易感染埃博拉病毒。

        在《自然历史》杂志上，戴蒙德还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人类最糟糕的一大发明就是农业。在农业之前，游牧等方式不能最高效的利用食物，也无法带来大量的人口聚集，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在促进文明发展的同时, 也使得流行病更为频繁地伴随着人群。2009年可怕的猪流感与美国公司在墨西哥高密度、工业化的饲养方式紧密相关，这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人工制造出的风险”。我们在审视埃博拉病毒的产生和传播方式时,不妨借鉴这一角度。

警惕污名化某一族群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说,将某一种特定疫病的流行与特定族群“绑定”，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在新的疫病出现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在预防和治疗方面有足够的把握。不能仅仅用技术手段先进还是落后、观念先进和迷信来衡量和判断防预疫病能力的高下。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当今全球社会高度不平等的残酷现实，以及全球不平等对于抗击埃博拉所带来的困难。在这里我愿意呼应一下现任世行行长金墉，他说过如果埃博拉发生在美国这样医疗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会更加容易遏制。但埃博拉恰恰发生在历史上是殖民主义受害者的非洲。

        虽然埃博拉起源于非洲，但非洲受害者是无辜的。把某种疾病的流行和某种文化、与这种文化相对应的族群联系在一起，并给后者贴上了标签，造成污名化，这样一种情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不久前有一条微信转发率很高，讲把广州当做预防埃博拉的重点对象，因为广州有在近年形成的黑人聚居区，这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讲似乎合乎常理，但是在具体操作上需要文化敏感度，要给予一个族群文化上的尊重。英文里有种说法叫Ethnic Profile，叫做种族甄别。SARS病毒爆发时，到美国去，你只要长得像亚洲人，在机场难免受到某种特殊的对待。这些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想到某个疾病就联系到某个族群，有时候是有证据的，有时候不一定有证据。保罗•法墨（Paul Farmer）有一个重要的例子。

        他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医学人类学的代表，他的很多研究是在海地做的，海地多战乱，黑人很多，离美国又那么近。当艾滋病泛滥时，美国人曾经认定艾滋病是从海地传到了美国，很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美国的医生都这么想。法墨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和严格的流行病学的方法，证明事情恰恰相反。真相是有嫖娼嗜好的北美游客把艾滋病毒带到了海地，使之大肆泛滥。很多时候你的想象和真相不是一回事。这个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还有在历史上，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方人带来的感冒和天花，杀死了大批印第安人。而原住民传染给欧洲殖民者的不过是类似梅毒之类的普通病毒。

美国该反思什么

        最近来自美国15个联邦州的护士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旨在抗议政府面对埃博拉病毒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不足。这的确是美国遇到的一个大问题，美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

        奥巴马早期应对的无力造成了疫情的更大蔓延。有人说因为奥巴马自己是黑人，对非洲有感情，所以在这件事上反应比较慢，拖拖拉拉似乎不够重视。这不一定是公正的批评，这可能是文化偏见，其根源是基于种族的刻板印象。

        但的确美国的监管背后有一个尊重个人隐私空间的问题，这个确实很困难。在美国的文化中，会有人抱怨隐私问题。如果因为有嫌疑而进行隔离，他们肯定不可能做到像我们这样，甚至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在制度的效率上，美国不如我们。个人主义加自由主义根深蒂固，他们的检疫就会有这样的障碍，很难在很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形成民众的共识是非常快速的。

        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的对人身的过度关注，超出承受能力，尤其是某种肤色，没有人愿意被认为政治不正确。这也导致具体的技术官僚的行动变得缓慢。

        另外在这场埃博拉战役中，美国对穷国做的还不够。目前的世行行长和他曾经的伙伴、著名的全球卫生健康伙伴组织的合作创始人法墨都说过这样的话，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美国，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落伍了的国家虽然贡献了廉价的劳动力和服务，却得到太少全球化的好处。

        此次抗击埃博拉病毒对中国也是一次机会，因为中国对非提供的各类援助由来已久。中国和古巴是一种模式，欧美是另一个模式，对国家的依赖比较少，更依赖社会力量和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力量。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多，随之要做的社会支持和服务也在增加，从毛泽东时代我们就有这个传统，今天要更好地延续。

中国组织动员机制有优势

        美国对制度过度依赖，对人力可以做到的事情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重视，但针对流行病的预防，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还是要多生个心眼”，美国人在预防上更相信制度和技术。在我们这里，SARS时社区里会多几个眼睛，已经退休的居委会大妈参与了社会的监管，而且组织动员非常的到位。我们对于隐私的重视度不如欧美，在监测疫病方面并非是一件坏事。

        我们应该肯定中国权威式的、有效的，结合传统和现代的对付疫病的机制。尤其中国对付SARS第二阶段时思路改变，全部透明，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高度、紧密的合作，迅速恢复了政府的威信。历史上中国对付疫病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我和张乐天曾经在海宁做过防治禽流感的调查，为了应对禽流感，当地人民从上到下进行演习，虽然有些抱怨，具体执行的时候没有疑问。自上而下意志贯彻得很坚决，基于基层的志愿精神也很重要，对病鸡有一些民间的、严密的判断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消解紧张的情绪。对我们形成挑战的是，社会越来越多元了，空间越来越多，各条口子都有可能让病毒溜进来。人际关系不再单一，每个人都是多网络的，使得疫情的应对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

        人类历史上，每次流行病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一线的医务人员，每次传染病肆虐之后都会出一些烈士。这几乎是很难避免的。从上到下社会不同层次的应对如果能步调一致，是避免损失最好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学会尊重个人的隐私也许是中国需要学习的。

        与历史上的疫病相比，埃博拉在目前还没有显示出引起真正巨大的恐慌，尤其和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相比，在中国也没有达到SARS的程度。埃博拉应该是一个从多维度看待的事件，不要倾向于某一个专家的意见，尤其是技术专家，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要多听听来自社会科学和政策方面的人的声音，甚至要有一定的历史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