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提琴是个“力气活”，大提琴家朱琳是如何征服它的？

朱琳

上海交响乐团最近一次演圣-桑《第一大提琴协奏曲》还是1981年，当时担纲独奏的是12岁少年王健，而朱琳还是襁褓中的婴儿。40年后，上交再演此曲，担任独奏的朱琳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大提琴首席。

今年适逢法国作曲家圣-桑逝世100周年，在音乐总监余隆的策划下，上交在音乐季中安排了多场纪念演出。前不久，左章、陈默也、孙佳依、宋思衡、孙颖迪等五位年轻钢琴家接力上演了圣-桑的钢琴协奏曲全集，掀起一阵圣-桑热。

5月21日、22日，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到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上交又将连续带来“浪漫法兰西”专场，其中，圣-桑《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均由朱琳担纲独奏。

拉琴是个“力气活”

1872年，37岁的圣-桑完成了他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曲子长约20分钟，和德沃夏克、埃尔加、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的大部头协奏曲相比，不算大，短小又精悍。

早在七八岁，朱琳就开始习练此曲，还在上音附小时第一次公开独奏。

“大提琴协奏曲不多，两个手就能数完。圣-桑‘第一’很短，旋律又好听，很适合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他们能够坐得住。”

虽然已经很熟练了，朱琳还是精心研究过大提琴家王健、杜普雷、卡普松的版本，看看自己的理解和这些大家有什么不同。

“王健是一个堪称辉煌的大提琴家，他为人很低调、很谦逊，说话细声细气的。”朱琳尤为喜欢王健身上那种谦逊感，不管是为人，还是通过音乐内部的力量去感染观众。

杜普雷则是她从小到大景仰的偶像。“在大提琴界，女演奏家很少，能称为‘家’的更是少之又少。杜普雷是一个很让人过瘾的演奏家，不管是音乐表现力还是力度上，都非常出色。”

大提琴看起来优雅端庄，拉起来其实是个“力气活”，“上交另一位大提琴首席黄北星，有两个我那么大，他的一胳膊下去和我的一胳膊下去，力度是不一样的！”

朱琳笑说，大提琴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音色厚重，作曲家给它写的曲子往往声嘶力竭、苦大仇深，“你需要掏心掏肺地拉，对女性来说还真是一种挑战。”

身高163厘米，体重100斤，朱琳看起来十分纤瘦，怎么弥补力度上的缺憾呢？她的做法是保持健身和运动，“女性也有自己的优势，可能更细腻，敏感度更好。拉琴是需要软硬功夫的，你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就ok了。”

排练现场。

她是“上海的女儿”

朱琳是“上海的女儿”。在热爱音乐的妈妈影响下，她5岁开始学大提琴，10岁考入上音附小，15岁赴香港演艺学院求学。

2001年，朱琳获得茱莉亚学院全额奖学金赴美，深造期间，认识了正在修习低音提琴的何大耿——何大耿如今是上海交响乐团团务委员、上海乐队学院副院长兼执行长，和朱琳是团里有名的“夫妻档”。

朱琳当时正在读大一，何大耿已经研一了。她还记得，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人在内，中国学生可能就10个，不像如今的茱莉亚，满目都是中国人，“一来出国不容易，二来茱莉亚太难考，总共才10个玩得来的人，大家自然会约饭局。”同属提琴家族，两人会一起玩乐器吗？“我们不亲的！”朱琳笑说，大家玩室内乐时，很少有曲目可以带到低音提琴，低音提琴在国外也很难找工作，一个职位可能三四年才招一人，几百个人竞争。

在纽约，朱琳遇到了正计划履职上交音乐总监的余隆，被问有没有兴趣应考竞聘。2009年，朱琳回到家乡上海，考进了上交。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至今已有12年。

“我是独生女嘛，父母年纪大了，我有义务多陪陪他们。”15岁离家，朱琳回上海时29岁，感觉自己赶上了上海发展最好的时候，每一年都有新变化。

“15岁去香港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国外乐团进来，很多大提琴家上大师课，而内地比较匮乏，很少有机会听到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纽约爱乐。现在，国际大团每年来上海，琴童们很幸运，随便听！”走了那么多国际大都会，规划有方、生活便利的上海，依然是她最喜欢的城市。

紧跟钢琴、小提琴之后，如今学大提琴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校园里的乐队多，需要大提琴这个声部，而且好听呀，女孩子拉着又好看，是很不错的选择。”不过，琴童虽多，但她也发现，很多人是在学琴，不是在享受音乐，“还是要享受！长大以后，他们才会真的走进音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