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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董少新:大航海时代的澳门不是殖民地
大约500年前,葡萄牙人乔治•欧维士率领船队首次登陆中国珠江口岸,并在当地竖立起“发现碑”,由此开启了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序幕。1557年,葡萄牙人被允许居留澳门,使得澳门迅速成为大航海时代东方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副院长董少新先生,请他介绍葡萄牙人初到中国东南沿海和澳门时的情形,以及澳门在早期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
澎湃新闻:葡萄牙人起初是如何出现在东亚海域上的?
董少新:1513年5月,有一支葡萄牙船队突然出现在珠江口一个名叫Tumão的岛上,这个岛到底是哪儿现在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认为它就是伶仃岛的内岛。为什么这个时间在中国的入海口会出现这样一支船队?尽管当时的人觉得这可能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是我们500年后回头想一想,这个事件确实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是近代早期(Eearly Modern)中国和欧洲第一次通过海洋发生直接接触。
从15世纪开始到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在从事海外扩张。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了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由此开辟了欧洲人前往东方的“新航路”。
随后,著名的葡萄牙海外扩张者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葡萄牙船队在1510年军事攻占了位于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这里原来是穆斯林统治的一个港口城市。葡萄牙人将果阿占领以后就以此为据点,向整个印度洋扩张。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又率队攻下了马六甲。占领马六甲后,葡萄牙人最希望到达的地方当然就是中国。
事实上,1508年2月13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就曾向前往东方探索的迪奥戈•塞哥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达过指令:“要弄清楚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往来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守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葡萄牙对详细地了解中国是多么地迫切!
于是到1513年,由乔治•欧维士(Jorge Alvares)率领的船队就出现在了中国珠江入海口那个叫做Tumão的地方。欧维士是当时葡印总督阿尔布克尔克的手下,他所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在这个地方通过贸易获取了暴利。在利益的刺激下,葡萄牙人就希望跟中国建立官方的贸易关系,为此,他们决定派遣一位使节,以国王的名义与中国皇帝进行谈判。
董少新:葡萄牙人精心挑选了一位叫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的人担任使节,搭乘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领的船队前往中国。皮雷斯是葡萄牙国王的药剂师,在1511年跟随海外扩张的船队来到东方,长期在印度、马六甲、香料群岛一带活动。他除了收集很多药材之外,还写过一本《东方简志》(Summa Oriental),其中记录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
1517年8月15日,使节团到达Tumão,随后沿珠江而上,在怀远驿外停泊,鸣炮致敬,引起中国官方警觉。布政使吴廷举痛斥葡人败坏中国风俗,且未经允许而来,经葡使谦逊而详细地解释后,方于10月底得以登岸。地方官对使团人员严加管制,并把他们送到光孝寺学习礼仪。
1520年1月,葡萄牙使团面见皇帝的请求终于获得批准,他们就沿着内陆的河道北上,5月抵达南京。正德皇帝当时正在南京出巡,他也知道有一批外国人来了,但是不接见,让他们先到北京,等他回北京以后再接见。
这个使团里除了葡萄牙人以及可能是阿拉伯人的通事、水手之外,还有一名作为翻译的华人,名叫火者亚三。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他是湖北人,后来为生活所迫到南洋去,长期在马六甲做生意、卖扇子,估计也懂了一点不是很地道的葡语或者其他什么语言,这个人在使团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皮雷斯的使节团来到了北京以后,贿赂近臣江彬,火者亚三就仰仗江彬的势力,在朝廷上表现得狂妄无礼,得罪了很多大臣。正德皇帝于1521年1月才返回北京,葡萄牙使团这时已经在北京四夷馆等待了一段时间,但皇帝回到北京后一病不起,不久驾崩。且费尔南•安德拉德的弟弟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门一带烧杀抢掠、胡作非为的劣迹传至北京,而马六甲使节亦于此时向大明王朝控诉葡人强占攻灭马六甲王国的罪行。于是,这个谈判不仅遭到搁置,皮雷斯使节团亦被押送广州囚禁,只有葡人退出马六甲,才能获释。
皮雷斯使团成员大都死于广州的监狱中。葡萄牙对建立正式的中葡贸易关系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使团中有两个葡萄牙人,还在狱中写了几封信,描述他们此行中国的遭遇,被称为《广州葡囚信》,是珍贵的中葡关系史料。
澎湃新闻:与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政策相比,明朝当时的对外政策是怎样的?
董少新:葡萄牙在赶走穆斯林的过程中最早建立起民族国家,并率先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当时的大明王朝则是以朝贡贸易的形式维持其“天下”中心的地位。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69-1521)和大明王朝的正德皇帝(1491-1521),他们在位的时间都不算长,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是重合的。曼努埃尔一世是非常具有扩张意识的,励精图治,极其富有勇气。反观正德皇帝,他在明代历史上算是比较昏庸的一个皇帝,对外部世界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听信宦官,建立豹房,荒淫无道。
明初永乐皇帝的时候,也是向海外宣扬自己实力的一个时期,比如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比达•伽马到达印度早了80年。达•伽马到了印度当地,当地人说在80年前也见到一批皮肤比较白的外国人来过这里。但在整个明代,从对外政策上来讲,就是两个词,一个是“朝贡”,对外贸易由官方控制,另一个就是“海禁”,朝贡的同时严格限制私人的贸易。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对于贸易的需求是十分旺盛和迫切的,所以在海禁的过程中,开禁与海禁政策是反复的。
董少新:从1522年到1557年,这30余年当中,葡萄牙人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是亦商亦盗,除了跟中国的走私商人和海盗搅在一起,还有跟日本的倭寇也搅在一起,始终没有一个比较牢固的贸易据点。期间葡人曾与中国海防官兵爆发了三次冲突,包括广东沿海的西草湾之役、浙江沿海的双屿之役和福建沿海的走马溪之役,均遭败绩。
关于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最可信的仍然是通过贿赂的手段,海盗之说毫无根据,没有任何16世纪的文献记载,葡萄牙人是通过赶走海盗的方式获得澳门的。所谓赶走“海盗”,其实只是葡萄牙人为在澳门长期居留贸易并获得合法身份,曾经主动帮助明朝镇压了潮州柘林的水兵兵变,此后明朝政府也就默许他们在此居住。
1552年,葡印总督派遣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为使节出使中国,但是因为内部的纷争而未能成行。1553-1554年,葡萄牙船长索萨(Leonel de Sousa)到广东,与海道副使汪柏谈判,汪柏收受葡人的贿赂,在没有禀报朝廷的情况下,擅自允许他们前来贸易,同时私自抽取20%的贸易税。珠江口东侧的浪白澳是当时葡萄牙商人的主要贸易地。
但从1555年开始,已经有葡萄牙人(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在珠江口的西侧开始活动了,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比浪白澳更适合进行贸易,澳门这个地方在当时虽然很小,只有二三平方公里,但是它有两个港口,内港和外港,都很适合当时的帆船停泊。
于是,葡萄牙人又贿赂当时的守澳官王绰,以借地晾晒货物为名,希望能够到澳门居留贸易。王绰将此事汇报给海道副使汪柏(1557年升任按察使),获得批准,至1557年,葡萄牙商人陆续开始到澳门贸易,并逐渐建造房舍,越来越多的葡萄牙商船在贸易季节结束后,在澳门过冬,停留不去,久而久之,便成为聚落。王绰为了管束葡萄牙人,还在附近设立军营,朝夕讲武,严加控制。据乾隆《香山县志》记载,王绰去世后,葡萄牙人为了感激他批准他们前来居留贸易之恩,在澳门的议事亭为他设立牌位,“番人春秋贡祀”。所以可以说,在葡人入居澳门过程中,汪柏和王绰都是关键人物,他们都接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
葡萄牙人最初登陆的地方是澳门最南端,那里有个供奉妈祖的小庙,他们就问这是哪?当地人以为他们问的是这座庙,所以就回答是“阿妈阁”,因此葡萄牙人就称这片地方为“阿妈阁”,后来就变成了Macau,这就是澳门西文名字的来历。
董少新:葡萄牙人来到澳门以后,开辟的最重要的一条贸易航线,并非是澳门到马六甲的航线,而是澳门到长崎的航线。日本长崎的情况和澳门很像,它们都是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后,从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港口城市。葡萄牙人早在1549年便到达了日本九州一带,深受当地大名的欢迎,有一位叫大村纯忠的大名就把长崎送给了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在得到长崎之后,开始经营从澳门到长崎的这条贸易线路。16世纪中后期,受到倭寇、争贡之役、壬辰倭乱的影响,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中日间官方的正常贸易渠道被中断。所以葡萄牙人的出现,正好充当了中间商的角色,经营中日贸易,向日本贩卖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商品,向中国提供日本的白银和铜。而且,葡萄牙人发现这种贸易的利润比他们把中国的商品卖到东南亚、欧洲还要赚钱。这就促进了澳门和长崎在16世纪后期的繁荣,它们同时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除了澳门—长崎的线路之外,葡萄牙人经营的还有澳门—马六甲—果阿—欧洲的线路,以及澳门—马尼拉—美洲的线路,马尼拉当时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货物运到马尼拉后,会换用西班牙的大帆船,继续越过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这条马尼拉航线对中国影响很大,不仅导致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而且新大陆的农作物,如番薯、玉米等,也通过美洲—马尼拉航线传入中国,并得到迅速推广。
澎湃新闻:在15-17世纪整个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澳门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它在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与网络中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
董少新:通过开辟“新航路”,葡萄牙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可谓是最早的“日不落帝国”,实际控制了一个海上贸易网络。16世纪下半叶,澳门迅速成为葡萄牙在远东从事转口贸易的中心。葡萄牙人每年夏季和冬季都到广州参加交易会,在冬季交易获得的商品,大多输出到印度、菲律宾和欧洲,在夏季成交的货物,则大多输往日本。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则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远销到世界各地。
这样一来,澳门就使中国真正加入了世界贸易网络,中国的商品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元素。这种贸易的特点不是点对点式的单向贸易,而是一种转口贸易。例如,葡萄牙人在东南亚购买香料,一部分可以运回欧洲,另一部分则可以运到中国,用香料换瓷器后再贩卖到日本,换来白银供应中国市场。因此,明代后期会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当时白银是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货币,即所谓的“白银资本”。
澳门虽然很小,但是由于它的存在,使得中国加入到由西方人建立起的全球性贸易网络中去,同时对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有巨大刺激作用。17世纪开始,特别是17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受到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日本航线的丧失以及明清战争的影响,澳门的贸易地位逐渐有所衰落。
澎湃新闻:大航海时代的澳门算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吗?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它的性质?
董少新:澳门显然和香港不同。我们不能说澳门是葡萄牙人的一个殖民地,葡萄牙人虽然住在这儿,但是中国政府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澳门,而且葡萄牙人要缴纳地租,最初是500两白银,虽然不多,但象征着中国对这一小块地方拥有主权。
当然这个地租的来历还是与贿赂有关,1572年前后,澳门的葡萄牙人派一名通事前往广州见海道副使交付贿金,由于当时有其他官员在场,所以出于遮掩受贿事实的目的,海道副使当场宣布这笔白银缴纳国库。从此,葡萄牙人原来私下给海道副使的贿银500两,便成为正规化的地租银,从形式上确立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赁居地位。
澳门是一直到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才算成为了一块被葡萄牙人殖民式统治的土地。我认为此前澳门的性质比较类似于唐、宋时期专门为到中国经商居住的外国人设置的“番坊”,像广州、泉州这种对外贸易发达的地方都有“番坊”。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经商显然也不属于朝贡体系,澳门算是在封闭的朝贡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后来又发展出广州的“十三行”制度。对中国来说,在传统的朝贡体制与1840年以后的条约体制之间,大航海时代的澳门是一种新型的中外贸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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