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端木美：三代人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

端木美女士在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功勋军官勋章授勋仪式上。左一为时任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

        2011年5月，根据法国总统签署的命令，端木美女士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功勋军官勋章。这是1963年由戴高乐将军设立的国家级荣誉，授予为法国军用和民用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法国人和外国人。端木美说：“接到受勋通知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想这因为我们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能够推动一些中法之间的交流。但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情。”她口中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今年正好成立35周年，是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性群众团体，也是极少数成立于70年代的学术团体之一。

        端木美的父亲端木正先生（1920-2006）是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端木正系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1948年-1951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海牙）仲裁员。另外四位创始人则分别是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1918-2008）、杭州大学教授沈炼之（1904-1992）、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养冲（1907-2008）、哈尔滨师范学院教授戚佑烈（1913-1997）。

        近日，端木美会长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讲述这个传承建国后三代法国史学者理想的团体的故事。

        

        澎湃新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是由五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发起的，其中包括您的父亲端木正先生。为什么是由这五位先生发起的？

        端木美：这几位先生都有留学欧洲的背景。沈炼之先生是1920年代的留学生，在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浙江籍里昂中法大学奖学金学生。戚佑烈先生与他差不多是同时期的，最初在瑞士纳沙特尔大学，后来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古代史。张芝联先生英、法、美国都去过，法文非常好，和法国汉学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养冲先生是1937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学历史和哲学，后来为二战所阻，1947年才回国。我父亲是1948年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51年回国的。所以他们虽然基本上是同一代人，但年龄和留学的时间正好是有先后差距。我父亲做学生的时候沈炼之先生已经从国外回来，为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开始上课并翻译西洋史、法国史的著作，我父亲对他非常敬佩。

        为什么是这五位呢，他们虽然经过很多磨难，但在学界的威望、学识，至少我听说当时是一呼百应的情况。他们有号召力。他们当时分别在杭州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发起法国史研究会可以说是有全国性的。

        澎湃新闻：端木正先生是国际法学家，参与创立学会的机缘是什么呢？

        端木美：我父亲是西南联大的清华研究院毕业的。40年代以后他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这牵涉到二战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的问题，所以他学政治学。战后法国政府招收留学生，有40个政府奖学金的名额，我父亲就从昆明到重庆去应考。这批人里有吴冠中（画家）、吴文俊（数学家）等等，他们都是同一批考取留法的学生。1947年我父亲完成了清华研究院硕士答辩，同时等候安排。当时他们所有差旅费用由国民政府提供，在法国的学习生活费用则由法国政府提供。1948-1951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国际法博士学位后回国。

        我父亲在巴黎大学的第二专业是历史，实际上是国际关系史。后来他在中山大学教书，院系调整以后取消了法律系、政治学系，他就转到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此后20多年都在法国史的领域里耕耘。50年代他就翻译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在史学界比较有影响。

        我从小就听他讲拿破仑、圣女贞德等法国历史上的故事，虽然因为环境、政治背景，他不会讲太多。法律反而我实在没有接触过，因为当时被取消了，只能教世界史。他非常熟悉法国史、宪法史。他是少有的跨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的学者，在三个领域都有成果。很多同事也都对他很尊敬。

        

端木正先生系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43年端木正考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47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取留法公费生。1950年、1951年先后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高级国际法研究所毕业文凭。图为1949-1950年的留法同学在巴黎，左三为端木正，左四为翻译家许渊冲。

        澎湃新闻：国内类似的学术团体大都出现在90年代以后，五位老先生何以能在1979年就创立法国史研究会？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何？

        端木美：法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于1979年8月，但事实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夏天他们就在酝酿了，几位老先生更早地就感觉到了一种变化。这么早成立的学术团体可能还有一两个，但当时也不是特别响亮。法国史研究会的创立者每一个人都很有号召力，有很好的欧洲背景。

        这几位老先生从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走出来，其实很不容易，他们都经受过很多磨难。但他们有渊博的知识，也能站在中西文化的高度，一旦发现新的时期要开始，就希望在晚年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整个社会其实有一种精神解放、思想解放的感觉，虽然说是外国史的研究，但我觉得当时的领导也没有要制止、刹车的意思。那时整个学术界像荒漠，我觉得几位老先生是有一种责任感，感到很迫切地要培养一些人才。而且，此前他们之间还是保持一定的学术联系。

        1978年夏天在上海的金山石化举行了筹备会议，这五位先生相当于精神领袖，还有一批当时的中生代学者，比如北师大刘宗绪老师，复旦大学的金重远老师，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楼均信老师，他们和老先生们配合起来，创立了法国史学会。

        中生代这批学者也有特殊的时代烙印。比如金重远老师是留苏的，在前苏联学的法文，有些研究意大利史的学者也是在莫斯科学的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很了不起。他们这代人很多是在前苏联培养，回国以后创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1979年8月30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摄于哈尔滨。第一排从右到左：端木正，王养冲，张芝联，戚佑烈（沈炼之先生未出席)。

        澎湃新闻：当时是否有出访法国的机会？

        端木美：还很少，我父亲在回国32年之后才有机会重新访问法国。中法1964年建交以后开始互派交换留学生，虽然在“文革”期间有中断，但是我们单方面的，一直到70年代还有法国的留学生被派来中国，包括瑞士、德国，一直到76年还有。那段时间的外国留学生也是很有意思的人，他们甚至跟当时中国大学生一起上山下乡、去工厂，参加政治运动。

        首任会长张芝联先生在1979年春夏之际应邀去法国访问过一个月。当时他把我父亲从中山大学请到北大代他上课。那时候没有电话，靠书信来往，但他们的联系还是很密切。那时从广州到北京来，还需要学校开证明才能买火车票，我们现在都还保留着这些证明。住宿也需要凭借学校的证明。

        那还是在研究会成立之前，但学术交流已经开始了。张先生带回了国外的新的信息，在成立会上介绍了他的出访。所以研究会的起步，在我们看来是高水准。

        所以我感觉当时没有因为他们跟国外联络而有约束，相反，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希望拨乱反正。以前他们即便回到国内，完全跟国外失去联系，都要被认为是里通外国。后来这种约束没有了，我感觉到他们没有受到干扰。

        澎湃新闻：法国史研究会的创立会议上做了一些报告，主要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当时法国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和政治需要是否有关系？

        端木美：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法国史研究领域最大的课题。我们国家在1949年以前世界史非常薄弱，世界史学科的真正建立还是1949年以后，尤其一批到前苏联留学的青年人才回国后。我们社科院世界史所1964年成立，多数研究人员曾在50年代前往前苏联或东欧国家留学，然后陆续回国，这样才逐步加强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

        对于法国史，在辛亥革命之前即已关注研究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促进作用的。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以及相关革命史实，都使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受到启发和鼓励。1949年以后，我国依然非常重视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史的重要命题。

        这些前辈，包括中生代的老师们也继承了这个传统，集中于这两个课题。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出去留学的时候，开口闭口一讲法国大革命，外国老师们都很惊讶，你们中国人好像只知道这个。对于大革命的看法，包括革命历史的分期，过去和现在的研究都有不少差别。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先生和他的公子王令愉先生，他们父子共同写了一部法国大革命史，可以参考。王老先生将近100岁还在做这个工作。

        我父亲在50年代翻译了索布尔的大革命史著作，当时国内很少有直接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这位索布尔先生是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对中国留学生非常友好，他曾接待张芝联先生，也曾到中国来访问。那是1981年，法国史研究会已经成立，他来做过讲座。后来王养冲先生组织人翻译索布尔的演讲稿，在上海出版。

        

早期的法国史研究非常重视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是重要的命题。图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部分出版物。

        澎湃新闻：那个年代研究外国史不容易，哪些今天我们熟悉的学者是从法国史研究会走出来的？

        端木美：过去培养外国史研究者的条件，尤其是学语言的条件比较落后。法国史研究会在很多地方办过学习班，鼓励年轻人写论文、出成果、做翻译。几位老先生鼓励很多学历史的去学外语，也挑选一些原来外语院系毕业的学生来专攻历史，加快培养速度。张芝联先生、沈炼之先生、王养冲先生以及我父亲都录取一部分外语院校的学生， 因为学外语太晚了的话总是比较慢。

        第二代就是当时辅助他们做事的年轻人，包括复旦的金重远，华东师大的陈崇武，浙江大学的楼均信，北师大的刘宗绪，人民大学的陈叔平，北大的郭华榕，还有我们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孙娴女士等等，这一批中生代学者支撑了下来。

        到了我们这一辈，北京大学的高毅，社科院欧洲所马胜利，那时我们差不多是前后脚到国外去学习。上海的王令愉（王养冲先生的公子）、杭州的沈坚，还有中山大学的刘文立，复旦大学李宏图等等，我们也在搭建这个时代的平台和桥梁，希望能做一些培养年轻人的工作。

        澎湃新闻：您属于第三代法国史学者吧，留学的时候您为什么去瑞士而不是去法国？

        端木美：这也是个有趣的故事。

        刚才说的中生代学者如陈崇武、金重远、郭华榕、孙娴等老师，要么是留学前苏联，要么是国内培养的，所以80年代以后有机会就让他们先出国。那时候法国的奖学金不多的，但是我们中国有优良传统，二三十年代开始对法国著作的翻译就做得很好，中国人了解法国比法国人了解中国要深得多。我们中国愿意去法国的人很多，也有这个基础。

        1980年我分配到社科院，研究巴黎公社史。当时“文革”结束，要拨乱反正，中国社科院挑头要写出一本好的巴黎公社史，就希望学者能出国看一手材料，当时全院把这作为世界史的一个重点来抓。1982年初，社科院做了很大努力，终于让意大利科学院接受我们去。意大利当时工人运动研究做得很好，资料非常全，在米兰有一个机构，是意大利共产党设立的。二战以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都很强大，他们有专门的机构收藏工人运动史资料。其中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很多文件他们都有。当时我们社科院刚好跟意大利科学院签了一个协议，派3个人去。

        在那之前我一直梦想着，以为能有一个机会去法国，但是突然告诉我是去意大利，而且是三个月，我很意外。后来我还是和一位在前苏联学法国工人运动的学者、和一位在前苏联学意大利语的意大利史学者一起去了。当时的世界史人才都是从前苏联回来的，然后为了研究巴黎公社，要跑去意大利“曲线救国”。这也算当时的中国特色吧。

        我们就一起去了意大利，在米兰的研究所工作，复印了大量有关巴黎公社的材料，觉得收获还是很大。由于父亲翻译过索布尔的书，索布尔在巴黎接待了我三周，那是我第一次去法国。那时候社科院批准了，可见当时不是不希望我们去法国，而是争取名额实在太艰难了。

        回国以后我仍然期待留法。我父亲也是留法的，我很向往。到了1983年，有一个去瑞士弗里堡大学的名额，需要懂法语或者德语。当时我很迟疑，大家都不想去瑞士，国内连一本正经的瑞士史都没有，就算有小本子介绍瑞士，也是前苏联大百科翻译过来的，那些名词看着都很古怪。但我父亲跟我说，这是个机会，你应该去。他说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在瑞士学习历史，你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他说你不能放弃。我父亲这番话对我影响很大，1984年我就前往瑞士学习。

        刚开始学习的过程也很艰难。法国史虽然我很熟悉，但是法文听起来还是云山雾罩的，国内学的一些中文名词大多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我三年都没有回家，假期都去法国、意大利，认识一些著名学者，听他们的课。我父亲过去在法国的老师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国际法专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我假期住在她家里。还有索布尔的继任者，都对我有很大帮助。

       

为了研究法国巴黎公社，辗转到前苏联、意大利、瑞士等国学习，是那个年代中国特有的情况。图为1985年端木美（右一）在瑞士弗里堡大学为校长(右二)和我国时任瑞士大使田进(右三)当翻译。

        澎湃新闻：您这一代学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班”的？

        端木美：1998年开始我们这批人就陆续进入研究会，当副会长，法国史研究会的老一辈学者很有培养年轻人的意识。

        1979年成立的时候是张芝联先生做会长，沈炼之老师自己感到身体不好，从一开始就做名誉会长。王养冲先生、戚佑烈先生、我父亲是副会长，我父亲兼秘书长。后来法律系恢复，我父亲回去重建中山大学的法律系，后来被国家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工作更加繁忙，他就辞去秘书长，只当名誉会长。1990年他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那时候他就监督我的一些日常工作。我2003年当选会长的时候，他是理事，也在场。

        澎湃新闻：现在的法国史研究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1年的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在国内外学界都有很好的反响。作为一个民间的、非盈利的学术团体，举办这个研讨班的缘起是什么？

        端木美：当时我们的对外交流做得比较多，那时尚健在的老会长张芝联先生提出研究会要做好两点：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培养新人。2002年我有机会到法国去，见到了当时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的主任莫里斯•艾玛尔先生，他们愿意支持我们培养新一代的研究者。

        本来2003年就想试行，可是那年碰上了“非典”。结果改在2004年7月，那是很炎热的夏天，只请了4个法国学者，效果很好，第二年就想继续办下去。结果在第二年的最后时刻，接待单位说，因故不能支持我们的研讨班。本来我们希望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能在不同的院校轮流举办研讨班，没想到才第二年就出现问题。当时所有的通知都已经发出去了。后来李宏图老师帮忙联系，继续在华东师大举办，并且后来每年都得到这所学校的支持。

        法国来讲学的学者自己不收讲课费，也不赞成我们向学生收费，所以起初几年学生都很艰苦，靠他们的学校或者老师帮忙，外地来上课都要自付费用。2007年外国老师了解以后就发动他们的院校支持外地学生，2007年开始给学生一些补贴。那时候欧元高啊，他们给个2000欧元，对我们来说就不少钱了。那时候报名的学生也少。2008年瑞士弗里堡大学，我的母校也加入了这个计划。再有就是法国大使馆，比较认可我们这个学术团体，每年为法国史研究会邀请的法国教授提供两张机票，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

        我们从2004年起跟巴黎一大签约。当时巴黎一大的校长说他是第一次跟学术团体签约，其他都是跟院校签的。我当时走进的校长办公室，过去曾是巴黎大学法学院，那是我父亲留学时常去的地方。他们还找来法律系的教授，告诉他们我父亲曾经在这里学习。我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