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联合声明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终于进入“大国治理”阶段

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开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治理结构便逐步向“大国治理”的模式过度。5年后的今天，中美借由APEC会议达成减排上的共识。 CFP 资料

        11月12日，中美签署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借由这个声明，中美两国各自公布了最新的气候变化应对及长期碳减排计划。

        根据声明，美国2020年后将把二氧化碳减排速度提高一倍，从平均每年的1.2%提高到2.3%-2.8%，到2030年将比2005年减少排放26%-28%。而中国的计划则更具冲击力，习近平正式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的峰值，而后逐年开始下降，根据该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燃料在中国能源的占比将达到20%。

        中美两国的这一联合声明基本上已经为明年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扫清了障碍，使得短短2个月前在全球气候峰会（纽约）上还显得模糊不清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路线图一下子变得极为清晰，这也无疑让众多指责和怀疑中国气候变化努力的观察家大跌眼镜。实际上，经由APEC（北京）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已经给世界发出一个极为明显的信号：全球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迎来“新常态”。显然，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延伸。

第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入“大国治理”阶段。

        到目前为止，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早期（1990年-1997年），中期（1998-2009）和后期（2009-现在）三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隶属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其中在国别上存在很多不同。

        如果说，在早期阶段，治理体系还未成型，属于春秋战国群雄纷争的话，那么进入中期后，以《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界限，基本上可以划入“小国治理”阶段。所谓“小国”并非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小，而主要是排放规模“小”，从全球范围看，虽然55%的排放量进入了《京都议定书》，但中美印等实际或潜在排放大国都未真正进入该协议，从而在实际上决定了10年后该议定书被“空心化”的结局。其结果便是，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期较为积极的减排国家无法真正左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大政方针。

        究其原因，2009年后，“小国治理”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其中最大的一个需要是，作为最大的排放国，中美两国如何发挥其作用？由此，实质上，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开始，一直到今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治理结构便开始逐步调整，向“大国治理”的模式过度，开花结果的一刻就是在5年后的今天，中美借由APEC会议达成减排上的共识，也只有这样的共识才足以真正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全球框架目标。

第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入“快车道”。

        治理结构一旦明朗，其实也就基本决定了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主战场和方向，这一点与中美两国本身在社会经济上的巨大体量以及辐射力息息相关。

        一方面，中美两国是经济规模上的领头羊，无论是通过那种汇率计算方式（购买力平价或者名义汇率），加总起来，总规模可以占到全球经济规模的1/3左右，这意味着两国自身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减排都对全球有着直接的影响。就目前公布的计划而言，中美两国的减排速度平均提高了1倍左右，这样的加速不仅反映了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而凸显出来的各种挑战，而且也很及时地体现了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应对利益上的趋同。

        从中国方面来看，气候变化应对问题已经和各种环境污染的治理在制度、政策和市场激励上密不可分，其中某个方面的加速都可以同时带动另一个方面的提速。

        而从美国方面来看，气候变化应对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其中还蕴藏着政治利益（党派竞争和选举的需要）。根据最新的民调，高达7成左右的美国公众希望能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内生性的因素经过多年的累积，已经到了逐渐发挥影响的时间，并最终促成了中美两国各自的减排计划。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的措施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强大的连锁效应，即便在大国治理的过程中，某些地区和国家可能会被边缘化，但其实，也只有中美两国真正地进入气候变化应对的“快车道”，才能继《京都议定书》之后极大地推动全球进程，中美两国将发挥各种在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等领域的优势，输出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合力并举共同推进气候变化议题。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入“全球化”阶段。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另一个重要亮点是在前期两国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包括清洁能源研发、推动碳储存和捕捉（CCS）技术合作、启动低碳城市发展合作、促进绿色商品贸易等等，其中可以看到，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已经从前期的技术合作开始向贸易、城市和市场等社会经济领域延伸。

        这表明，在未来，随着中美两国各自围绕减排目标而展开相应的工作，气候变化应对也将吸收过去数十年以来形成的全球化成果，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减排资源，包括减排的配额、技术、资金、市场以及人才等等，也就是在新的全球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的体系内，开展更加有成效的减排工作，以极大地降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减排的成本。就此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有望在不远的未来进入体现为“要素整合”的“全球化”阶段，从而避免在之前走过的“单边应对”或“孤军奋战”的格局。

        总体而言，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美国内部社会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着眼于各自的战略发展需要，中美两国都在迅速调整各自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并寻求最大程度上的共识，以推进全球应对进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新常态显然已经是大势所趋。